結束疲憊不堪的香港之行，回到紐約接到的第一通電話，就是：曉波走了。那正是我在飛機上的時候。在香港，朋友們估計他的生命不出幾天。一旦這個時刻來到，還是讓我悲痛不已。看到當局竟然在一天多，辦完後事，撒掉骨灰，完全不給曉波的朋友一點告別的機會，如臨大敵。網上的憤怒已如大海的波濤，衝向中共冷酷的宮牆。有透露說，北京高層早有決策，不讓曉波活著出獄。今天，他們取得維穩的一大成就。可是，美國媒體仍然不解地問：「他們怕什麼？」
公安部高幹的仇恨
外人不了解中國政治有「死人壓活人」的習俗。1989學潮不就是利用胡耀邦之死而肇始的嗎？八九噩夢已經在年輕一代中被遺忘，但是在江胡習的這條權力鏈結上絕對沒有遺忘。28年來，他們維穩的第一目標就是絕不允許天安門廣場有任何非官方的民眾集會。而劉曉波不僅是六四的代表人物之一，更是擁有諾貝爾和平獎榮譽的國際名人，中南海的緊張可想而知，曉波命將「死無葬身之地」。事實證明，我們曾經想像曉波可以有65歲出獄之日，是多麼地一廂情願。
近讀著名維權律師高智晟回憶錄。發現這本生動描述他在獄中飽受酷刑的書中，有一段令人驚悚的記錄。在劉曉波獲諾貝爾獎後，公安部一位局長于泓源找高智晟談話。于說，「現在告訴你，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給了劉曉波。給了又怎樣？還是得乖乖待在牢裡。要我們放人，我們怕嗎？諾貝爾和平獎算個屁！都在嚷嚷呢，共產黨的監獄就敢關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警告高智晟：不要再執迷不悟，天上不會掉下餡餅，掉下來也不屬於你。「我把話說明了：共產黨如果明天滅亡，我今天晚上一定會弄死你。我心裡就專惦記著這事，一看共產黨要完蛋了，我要為共產黨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幹掉你。」——這段赤裸裸的話真像為曉波之死作的註解。事實上，中共高層及其專政部門在六四事件和蘇東巨變後，最專注的事之一，就是搞掉民間有影響力的領袖人物。為此，他們深謀遠慮而不擇手段。劉曉波無疑是天字第一號。
無敵論的苦衷
他們為了什麼？目的是一黨之特權和壟斷的巨大利益。但是，行為的動力，他們還需要精神上的支撐。那就是來自傳統、紀律和洗腦的仇恨。上述于局長就是一個活樣板。高智晟何罪？劉曉波又何罪？他日中國民主化領袖非他們莫屬？零八憲章19條是何其浩繁的工程！于局長的一席話，除了「仇恨」二字，別無他解。正如曉波所說，「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能超越個人遭遇來看待國家發展和社會變化，以最大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這段話是他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的基本表述。
今天重溫這份個人自白，我覺得曉波提出這個被稱為「無敵論」的概念，實有他的內涵與苦衷，非常明顯的是來自歷史（毛時代）的教訓，和對未來自由民主中國的前瞻。而憲政民主更無所謂敵我，這是他超越國人的思路之處。他的和平非暴力抗爭思想在六四之前已經形成，有強大的聖雄甘地、曼德拉等非暴力運動的思潮影響，也有對中國20世紀共產革命的現實思考。實質上，這不單是他個人的政治信仰，也是對當權者的呼籲：他指出是「政權的敵人意識把我推上被告席」，但更深的潛台詞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已經使國家血流成河，放下屠刀吧，不要與人民為敵——也許，曉波過高估計中共文革後的緩和趨勢和個人的獄中待遇，但不能否認他的善意和用心良苦。反對運動可以有多種策略探討，柔弱勝剛強，不等於「投降主義」。君不見「仇恨」正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特徵？
以天下為己任的書生氣質
自從1988年冬和曉波相識，做了那篇驚世駭俗的「三百年殖民地」的訪問，到參與2009年零八憲章修改與出版。曉波為開放雜誌撰稿達99篇……20年的心靈交織，我感覺他並未表現過政治家的本領，卻有很深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書生氣質，只是沒有過去士大夫那樣的迂腐而已。他的《自辯》詞，也只是力陳「以言治罪」之非。這是千真萬確的。他的才華、膽識，不愧為當代中國主張和平非暴力抗爭的思想家、傑出的反極權主義政論家。作為一位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他又具有少見的不斷挑戰自我、否定自我的特質，他的自我期許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他不追求臻於完美地走過爭議隨行的61年，成就了我們這個沉淪於形而下的時代的獨放異彩的人生。
（2017年7月17日，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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