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劉曉波的○八憲章以悲劇告終？因為中國民族不受這一套。
中國由商鞅秦始皇的法家開始，不論改朝換代，都以嚴刑峻法統治。商鞅更發明了嚴密的組織和株連，調動人民的農耕和戰爭的勞動力，併滅了六國。中國人的農民基因長存二千年，接受強權的統治和動員，直到苛政太過，加上饑饉，農民暴動造反（注意，絕對不是所謂「起義」），自己做了皇帝，由奴隸變成奴隸主，也承襲了法家的手段和精神，即轉而壓迫其他的農民。
其間儒家知識分子，歷代也有為民請命的、向君王勸諫的，偶有海瑞和包拯，但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未能發動一場如歐洲的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不是一個民族或一個朝廷的軍事復興，而是人性被壓抑之後的自由文明復興。西方在十五世紀有了槍炮，火器和航海技術的進步，如果還配上一個中世紀的黑暗時代，歐洲就完蛋了。但幸好這時出現了馬丁路德和達文西，人文精神的覺醒，播下了現代化的種子。
西方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形成對無產階級的壓迫。但除了知識分子為民請命，工人和農夫同時自我覺醒。文藝復興導致西方全民的人權意識，工人成立工會，農夫、小手工業者、婦女，紛紛要投票權。許多工會聯合起來，在英國，剛進入二十世紀，就成立了工黨。
然而中國的小農社會不是這樣。雖然有知識分子草擬人權憲章，有維權律師為農民打官司，但當一個農民，即使在秋菊打官司後獲得了公義，但這個農民和這一家，不會想到另一個山頭還有其他的農民和其他許多家受到同樣的壓迫。他只會向人權律師或其包青天叩頭感謝，然後回家繼續啃吃他們的糧食。小農性格天生短視而自私，他們不會因為公義和人權這類抽象的理想價值而自行組織起來，不必永遠靠知識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啟蒙。正如英國的工黨，不再需要二百年前的知識分子替他們請命，他們早已有了自己的政黨，而且早已知識化、專業化、精英化。
中國農民缺乏自我的人權意識和組織力。他們只能接受商鞅和秦始皇的刑賞和組織力。所以在香港，只有親中勢力才可以用「蛇齋餅糭」的口腔實惠，組織一幫大媽阿伯去城市論壇大罵黃之鋒，並必要時對一個收到指示而他們不認識的愛國候選人投票。
這是中國小農人口的基因慣性，這個人種確實離豬牛羊鷄鴨近一些，離馬丁路德和達文西非常遠。劉曉波等知識分子，總以為可以做普羅米修士，但他們不知道，他們所處的人間，習慣了長期的黑暗，對於點燈，以及一人點燈之後集體傳燈，完全沒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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