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去年因圍堵港大校委會，被法庭裁定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成，有可能面臨監禁。
整件事最荒謬和令人氣憤難平的，是本身為港大學生的馮敬恩，是栽在所屬的港大手裏。當初決定報警的那名港大高層，究竟會否有一絲悔疚？
或許你會覺得馮敬恩行為過激，或許你認為他應為自己行為負責，但其實馮敬恩作過什麼實際傷害校委會成員的行為？那時候，港大校委會不合常理和不合邏輯地基於說不出的政治理由，不惜一切硬要推倒港大物色委員會建議的副校長人選陳文敏，犧牲香港大學的院校自主。那個校委會的「暴力」，比馮敬恩圍堵校委會來得粗暴不知多少倍。可恨的是，校委會粗暴摧毁港大院校自主之後，還咄咄進逼，報警拉自己的學生。
下報警決定的人，應該很清楚此舉極有可能毁掉這名年輕學生的前途，但他仍然決定這樣做，而不採取校內處分等其他方式，令人覺得是有意識地要「清剿」雨傘運動後催生關心社會、渴求普選的一代年輕人。
2014年的雨傘運動，是香港世代的一場交戰。這場運動喚醒了一批年輕人對香港政局前途的關注，他們普遍對中央拒絕給予香港真普選相當反感，對國家極度疏離。雨傘運動雖失敗告終，但這批年輕人透過不同渠道參與政事，甚至參加兩級議會的選舉，有的成功突圍，剛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羅冠聰便是其中一人。
看到馮敬恩，看到曾是本港有史以來最年輕立法會議員的羅冠聰，因特首入稟法庭而被取消議員資格，不期然想起在佔領運動結束後，有建制人士曾言，應放棄那些走向極端、犯法年輕人的說法。
以法律手段追擊這代「傘後」青年，是否「放棄」他們的其中一種手段？
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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