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25 July 2017

甘犁：中国的高储蓄从何而来？都是有钱人在存款，穷人入不敷出

　中国经济目前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核心都是消费不足和储蓄率过高的问题。这些年国家用了很多办法来促进消费，但是效果并不好。而实际上，解决了消费不足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可以完成的。

　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家庭金融储蓄占GDP的比例在2014年达到了31.8%。但据微观数据显示，储蓄分布严重不均。真正在当年有储蓄的家庭只有60%，40%的家庭当年是入不敷出的。


家庭储蓄率持续处于高位


储蓄分布严重不均

　那么是谁在存钱？数据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储蓄率是70%，在总储蓄中占比50.6%。而在美国，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储蓄率是37.2%。换句话说，中国的高储蓄都是有钱人在存款，穷人有很高的消费意愿，但是入不敷出。

　大家都知道，穷人的消费倾向是比较高的，他们拿了钱以后大部分是要花出去，因为他们收入太低。消费刺激政策对富人是没什么用的。因此，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收入分布，而不是消费意愿不足。中国已有的促进消费的政策收效甚微。

　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更是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问题。而关注这一问题可能是中国经济唯一的出路。中国经济再靠出口来拉动增长是不可能的。中国这么庞大的一个经济体，哪个国家也承受不了这么高的出口量。

　中国经济靠投资来拉动增长也行不通。贫困山区的基础设施现在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投资的收益也在下降，在10年以前30万投资可以产生一个就业，现在100万投资才能产生一个就业。

　所以近些年中国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在收入分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明显，但收入差距大并不影响社会稳定，真正影响社会稳定是机会不均。中国机会不均的问题在全球的排名都是比较靠前的。

　那么收入分配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我们的数据显示，提高最低工资对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大。提高最低工资前，基尼系数总体为0.61，提高最低工资后，基尼系数总体为0.58．这个变化很小，解决不了收入分配的问题。


提高最低工资对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大

　此外，现行所得税政策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不大。2016年，个人所得税只占财政总收入的6.3%，仅2800万人缴纳个人所得税。真正的高收入阶层是有很多方法避税的。


现行所得税政策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不大

　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基尼系数降低都得益于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巴西转移支付占GDP的比例从8.5%上升到13.4%，成功降低了基尼系数。而中国政府目前的转移支付规模太小。


巴西基尼系数的降低得益于大规模转移支付


中国政府转移支付规模太小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显示，美国最贫困的20%家庭转移支付前收入是7500美元，转移之后以后是3万。因此，中国现在3500元或者4000元人民币年均扶贫脱贫比例实在是太低了。数据显示，中国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例是9.3%，冰岛、以色列、爱尔兰都是超过我们一倍，OECD国家超过我们一倍以上。中国政府对贫困老百姓的转移支付整体上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已经很高了，如果扩大转移支付的比例，把钱转移到相对贫困的老百姓身上以后，他们把钱花出去，那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就会迎刃而解。


中国政府转移支付规模太小

　我这个观点在国际上被认为是对中国经济最乐观的预测。可是如果不靠这个，中国经济靠什么？靠基建靠投资不可能，创新创业更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另外一个腾讯和阿里？谁也不知道。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实行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能帮助贫困老百姓，让每一个中国老百姓活的有尊严，有中国梦，同时还能帮助中国经济完成转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目前转移支付的方法在国际上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叫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在中国特别有效和重要的方式就是在校学生的免费午餐，我们现在有几千万贫困家庭的孩子有免费午餐，这个从最开始的公益项目，到现在已经变成政府项目，在贫困的地方非常受欢迎，就是为了这顿免费午餐大家开始去上学了，辍学率大幅度下降。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设置一些条件，鼓励贫困家庭进行健康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

　第二类是劳动收入奖励，这个在美国比较多。美国在1968年开始实验，比如相对贫困的家庭挣1000元，就给你300元和500元奖励，不仅不收你的税，还另外给你钱。通过这种方式激励贫困家庭的劳动积极性。目前，30%的美国家庭手益于此，负税率高达30%，2015年总成本为670亿美元。

　这三年，我们抱着实验的态度，在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进行了一个劳动收入的奖励计划。对低收入家庭的劳动所得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鼓励低收入家庭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延长劳动时间或实现就业。

　目前，传统的扶贫政策只针对贫困户进行扶助，贫困户一旦脱贫则有扶助消失的可能性。贫困户会因此失去动力脱贫，以享受因为“贫困”带来的各种资助和优惠，降低了脱贫的积极性。而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对家庭的劳动性收入进行奖励，劳动性收入越多则得到的奖励越多，使其逐步跨越贫困线，并有动力走出贫困。

　这与产业扶贫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的初衷其实比扶贫更加长远。产业扶贫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给你小猪让你养，本来是想让你做成一个产业，但是一些人养一养就把猪吃掉了，达不到脱贫的效果。产业扶贫是对投入端进行支持或者奖励。而劳动收入奖励计划是对收入实现端进行奖励。

　2014年5月，我们正式启动了这个计划，当时做了30户的对照组，30户的试验组。一部分给他刺激，一部分不给，在2015年12月份又扩大到120户，大概是150户。我是一个月以前去的乐山考察，一个中年大姐在计划实施后，开了一个小茶馆，很简陋，一元钱一杯茶，赚不了多少，但是没有什么成本，她一天能卖20多杯，上午做国家安排的公益扫地，下午开小茶馆，获得了收入奖励她很高兴，这个就很正能量。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对计划进行了效果评估，发现就业率相对提高13.5%，每月劳动时间相对提高9小时。劳动收入奖励每增加1元，平均劳动收入增加0.55元。劳动收入奖励每增加1元，平均消费支出增加0.46元。让我们兴奋的是，今年3月份以后，五通桥区政府已经接手了这个计划，让它变成了当地的一个政策。五通桥区所有贫困户全部进入劳动收入奖励计划，政府一年要拿出差不多一千万出来。这是中国第一个算是比较大规模的实施奖励计划的地方政府。

　我们认为，“劳动收入奖励计划”鼓励贫困家庭更努力工作，但就业机会的缺乏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效果。同时，产业扶贫与“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可以有效结合。“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削弱家庭低报收入的激励，有助于加快脱贫攻坚工作的完成。中国应该大规模的采纳这种方案，这会对中国的收入分配产生积极的效用，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和转型。它将建立有助于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转移支付制度。

　此外，我们还进行了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这些年中国建立了很多的希望小学，现在到贫困的地方去看当地的学校，很少有特别糟糕的教室。这个工程中国完成的很好了。但是，很多小孩不愿意上学。所以我们向达到某一学习目标的学生或教师提供奖励。以家庭子女教育为目标，实施有条件的现金补助，帮助家庭依靠自身的努力脱离贫困。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把义务教育资助从资助教育的供给方转向资助教育的需求方。

　我们设立学习进步奖和作业奖，把奖励范围扩大至成绩中下游水平的学生，对学习过程进行激励和规范。我们把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试验组，一部分是对照组。实验结果表明，在100名学生中，参加实验的同学平均排名上升了2-3名，语文成绩提高1.8%，数学成绩提高3.4%。实验组数学成绩显著提高4.06分，语文成绩显著提高了1.86分。低收入家庭学生更加认真听讲，更加积极跟老师交流。

　目前，我们将实验对象扩展到低年级学生，观察不同年级的效果差异及长期效果。本轮对一、二年级学生是以物资奖励。同时还增加了短信干预。老师定期对学生进行各方面进行评价，并通过短信发至家长，加强家长对学生在校学习情况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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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甘犁 老师的这篇文章，心情是很沉重的。

1.要看到，过去15年已经是我国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段了。但是贫困问题还是这样的触目惊心——不谈平等，只谈贫困。

我国城镇人口有36%存款没有存款，农村有45%的家庭没有存款。在我国现有的社保医保状态下，这些家庭面对任何风险，都是极其脆弱。‘

我很感兴趣的是，这些脆弱家庭，他们的生育率、死亡率和有存款家庭的对比是什么样的。

这些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的污染强度和能耗强度是多大；这些家庭的支出的污染物物排放强度是多大。特别是和有存款的家庭做一下对比。这样能够看出“环保”通过冲击产业到底对最脆弱家庭的风险。（最脆弱的比例城市36%和农村45%，这比例也是让人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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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哺是二次分配了。关键还是同样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资本格式化劳动，低于格式化阙值的劳动就被挤出市场。御用经济学家一直努力试图消灭“失业”，按照供需平衡，只要劳动愿意降低价格，应该充分就业


公共政策议题中，令人担忧的反智主义

在公共政策议题中，从管制框架内部到社情舆论中，都有很强的反智主义声浪——对数据基础上，系统和范式化研究的轻蔑和敌意；对“想当然”（常被错认为是逻辑）的高度依赖。比如人们想当然的认为：
1.“穷就是懒所以活该”、“反对社保，社保养懒汉”
2.产业扶贫比直接给钱好，要给光伏扶贫等政策较好，但是直接给钱就要唾弃

这种反智主义声浪，往往和利益格局中有power的各个当事方的共同需求相呼应，造成从政府到国企到私企到媒体到民间舆论，都赞美“坏政策”、批判“对政策”。

比如大量的报道聚焦在那些个案、深层次问题的浅表呈现上，诱导人们想当然（类似“把扶贫给的猪吃掉，活该穷”）。导致投入“基建”、“科技创新”成为了舆论认可的“唯一正确”，投入“福利保障”成为了舆论挞伐的“错误”。而过度基建、假创新真圈钱就在这样的“正确”中悄然滑过。

这种反智主义和利益格局的相呼应，使得政策设计的拨乱反正变得“政治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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