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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报道）据加拿大《环球邮报》6月3日报道，直至停止开火，北京街头死亡惨重。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的屠杀杀害了数百人，或许更多，以暴力结束了这场在中国希望政治变革的汹涌浪潮。
本周四是“六四”26周年纪念日，如以往一样，北京每年都会竭尽全力阻止中国人民记起（这段历史），他们在天安门附近的街道上派出士兵，擦洗网上任何提及此事的信息。
但是在渥太华，6月4日总会让一小群加拿大人回忆起那段充满挑战的时期。当时，外交官员们努力地去了解发生了什么，考虑如何疏散滞留在那里的加拿大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何接纳在这场杀戮后叛逃到加拿大的中国官员。
随着在中国的事件被揭开，加拿大外交部在渥太华成立了一个危机处理小组，配有电视、100条电话线及增设工作人员。并以飞行训练为幌子，加拿大派出一辆波音707军用运输机到东京待命，以便用来撤离（在中国的）加拿大人。渥太华还给驻北京大使馆送去了专门的无线电设备，让使馆人员在中国一旦切断通讯时仍能保持联系。
那是“一个非常时期”，Howard Balloch说。他是当时渥太华该危机处理小组的三名高层官员之一，后来成为加拿大驻中国大使。“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去应对”，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加拿大总理Brian Mulroney及外交部部长Joe Clark领导的加拿大政府至少两次召见了当时的中国大使张文普，讨论加拿大对在中国所发生事情的不安，以及在“六四”后讨论了北京这场杀戮的恐怖。
但是当时在加拿大，即使是中国的高层官员也表示同情学生，使得在加拿大和中国，这有了其特有的复杂性。
1989年5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首次访问加拿大。据《天安门档案》中的一份陈述，万里在多伦多的一次讲话中“赞扬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他们为促进民主所做的努力”。在那次多伦多的活动中，当一名学生钢琴家开始弹奏《国际歌》时造成现场混乱，当时这首歌已成为天安门广场抗议者们的主题曲。
万里很快被召回国，但他的观点在加拿大并不少见，即使是在中国大使馆里。
“很明显的是一些使馆工作人员，可能包括张大使本人，从根本上是倾向学生的”，Balloch先生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
对于一些人来说，天安门杀戮让人无法容忍，当时中国大使馆有9至11人叛逃。确切数字还存在争议。该使馆有大约40名雇员。
“一人或两人已相当引人瞩目，毕竟使馆纪律严明。当出现四个人、五人、六人和超出这个数字时，就相当重大了”，与Balloch 先生同在中国危机处理小组的Bruce Jutzi 说。
目前尚不清楚那些人后来发生了什么，他们有可能先是被加拿大情报机构问话，然后移交给移民局官员。Jutzi先生说，“对于他们的日后生活，（加拿大政府）给予了一些帮助。”
张大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Jutzi先生说，在渥太华任职后，“他再也不能在（中国）政府中任职了。”
与此同时，对于渥太华，“六四”之后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撤离在中国的加拿大人，据信当时该数字超出1400人。当中国拒绝让停在东京的加拿大707军用飞机入境后，加拿大外交部依靠当时加拿大航空公司的CEO Rhys Eyton，让加航继续保持常规航班。渥太华最终包了两架加航的飞机帮助撤离，并派出挂有加拿大国旗的车辆，通过军事检查站，到北大校园接滞留在那里的学生。
一些撤离更为复杂：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当地一些家庭要求该省政府帮助一些在戈壁滩工作的（加拿大）古生物学家。在艾伯塔省的坚持下，渥太华把他们带到了北京——暴力发生的中心，因为那是让他们搭上包机的唯一方式。
最终，加拿大撤离了800多人。
（译文有删节）
原文Canadian diplomats in China 26 years ago recall crisis at Tiananmen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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