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5年出版的《当年事》，文章来源皆来自《南方周末》的历史解密。这本薄书不论何时读来都是沉甸甸的，在历史尚未完全成为过去时之前，还能通过知情人的口笔传递出一些信息，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邓拓的夫人丁一岚的访谈录《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记述1966年5月18日邓拓去世的事：“我们家是三间房，我和邓拓分开住，各住一间。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全身都凉了。”邓拓的夫人丁一岚连哭泣都不敢，家里还有警卫员，还得焚烧邓拓的遗稿，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一眼，这被烧毁的遗稿是永久的秘密不能再为世人所知晓——邓拓临死前的思考、感悟。
邓拓死后，连骨灰都不知道放到哪里才能算是安全的。最后是邓拓的哥哥（其时在中科院）把邓拓父母的两坛子骨灰放到一个坛子里，再用另外的空了的一个坛子装纳着邓拓的骨灰。面对时刻准备扫荡的红卫兵，这是唯一让逝者骨灰可以得到安宁的办法。
史学家翦伯赞夫妇的自杀，虽然两个月前已经得到了最高领袖、伟大的领袖“最高指示”-“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全民癫狂的时候，是信不得这些最高指示的，翦伯赞死后被搜身，在其中山装的两个下衣口袋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其一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其二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翦伯赞还在想着毛主席来搭救他吗？面对软禁的工宣队工人看管，翦伯赞连续十多天用睡眠不好诓来安眠药，最后半夜里起来对工宣队工人说自己想煮牛奶喝、不用麻烦，因为天气冷。就这样，就着安眠药撒手而去。
那个逼死翦伯赞的巫中则是江青旗下王牌之一“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两三个月时间内，隔三两天就来审迅三四个小时，翦伯赞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走向绝望，受不了就得另寻解决的办法。而圣明的毛主席虽有最高指示，却并不足以成为他续命的符契。
1975年4月4日，枪杀张志新的子弹上了膛。真正让国人知道张志新案的新闻报道者是《光明日报》的陈禹山，这同样是值得让人记住的名字。割喉在文革时期还是一个“创举”，它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依据当权人物的意志而提出的，其目的在于让人免得噪声悲泣喊冤，更让那些“顽固分子”学习烈士风格——高呼口号，甚至有时候还高喊“毛主席万岁”。
第一个享受“割喉”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居然是因为给校长提过意见，被报复说他强奸女学生，被判死刑之后，贾承厚不服总要喊冤，便被割喉再枪杀，死的时候也仅是20来岁。
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张志新的割喉枪杀只能算是这无耻、毁灭人性的连环套里的一个小疙瘩。但张志新还是滑过天际的一颗流星，她的远见、对时事的洞察、对自己正确意见的坚持都足以让后世人记住这个美丽的女子。
她敢说圣明的领袖有错误，而且还是在“文革”暴风最肆虐的时期。例如她谈文化大革命，则如是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的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在它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管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消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她被判过两次死刑，第一次是1970年5月14日。这次没被执行的原因是其时辽宁省最高负责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至于拍板定斩不饶的则是伟大领袖侄子毛远新的钦定。
张志新1969年就写下了她最后的家书，叮嘱1950年认识的丈夫曾真（1955年国庆结婚），要照顾一对儿女，尤其对女儿的照顾写的极其细致，连同“不要早婚”这种话都有。而面对已经结婚共同生活了14年的丈夫则是抱愧，最好的期许是“彻底把我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再就剩下如何照顾父母。只是这封信，从1969年1月5日晚写成，整整等了十年，张志新的丈夫曾真才读到。
张志新的案卷中还有一份笔录，未满10岁的儿子彤彤和未满18岁的林林在1975年，沈阳法院来人教育他们，他们连收尸的权利都不敢要——“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活过文革的邓拓夫人丁一岚的反思则更让人疑惑，这也许真是共产党人的节操吧。“我觉得文革从整个人类来说也是一大悲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场运动？这个问题得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是毛主席在全国全党的威望非常高，到后来呢，几乎变成了神。的确，像我这样年岁的人，对毛主席非常有感情，到了解放初期，逐渐地由一种高度信仰发展成盲目尊祟他，以至于到最后是迷信他。另一方面，毛主席他自己随着威望非常高，逐渐就感觉到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了，他心里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就开展文化大革命。”……“我认为这次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它的破坏力，远超出对一个家庭或几个家庭、或者是对一部分人的伤害。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受到的伤害真是难以估计。我觉得一定要很好地总结这个经验教训，我们倒不是说，一定是谁负责怎么怎么样，而是这个事件发生，我觉得这里头有很深刻的教训，怎么样建立起我们党内的、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怎么样能够听取更多方面的意见来解决任何一个比较大的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绝对不能再重演了！……”
同样的见解，任仲夷也有，他在回忆自己挨整和整人的结尾则陈述道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让后世人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一个真正的任仲夷；第二个愿望则是想提醒人们勿忘历史的教训。
历史是由谁来写的？刘少奇临死之前说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但更多的时候，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的，该篡改的照旧，该歌颂的也是照旧，面对一个无法估算的文革死亡名单，这些还能书写出来成故事的人，自然是经历甚多、甚奇的一些人，更多的人在默默无闻的整人或被整中死去。
警醒的力量不来自别处，正视历史深处的阴暗，努力守护自己身上的灵光。是与非之间或许还有一个停顿的空白处，供人歇息，在歇息的过程中允许不同的尝试，最后再来检索这段过程和其中的曲折艰险。但面对真与假的辩别，其实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就像张志新这样的普通人，在一个黑暗的暴风雨时期，她依旧坚持着信仰自己所见所闻最真实的感触，继而凭借这缕微弱的光亮，照亮整个世界。真与假并不会因为某一个圣人、贤人或最高领袖的一番语录就完全让这个世界颠倒，等到混浊的时代终结，金子与沙子之间的关系就非常清晰了。
而可怖的是当人们刚刚脱离一段苦难的岁月，却又极力去掩盖或彰显自己在特殊时代的光彩，大书特书的来一番忆苦思甜，就让人觉得特别不是味，犹如影视作品《知青》。沉重的时光当有沉重的记忆，沉重的记忆在任何时期都应该让它有自己本身的份量，不失真、不减重，高悬的危险时时提醒着今天的人——别那么急于求成的回归，回归到一个无法止息的癫狂灾难。
独园居士 2013年6月26日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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