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3年6月26日发表于《中外对话》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周二发布了他令人期盼已久的应对气候变化计划。根据该计划，奥巴马政府将重点在三个领域采取措施：国内减排、国内适应、国际合作。
对于美国以外的气候变化关注者来说，该计划最为显著的一点是，其将几乎三分之一的篇幅用于阐述如何深化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通过重点国际合作项目，促进实际行动，以达到大规模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双边合作包括与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主要排放国家的项目”——奥巴马计划的国际合作部分如是说。
如人们预期的，“中国”在这份应对气候变化计划里被提到5次之多。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的余下时间里，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将显然被美方作为重中之重。
这两个世界头号排放国间的对话其实已经启动。今年4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作为此次行程的一项成果，中美双方决定在既有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下设立气候变化工作组。依照双方联合声明中的阐述，该工作组将在即将到来的7月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阐述工作进展。
中美气候合作可行吗？
在此必须追问的问题是，中美合作以及奥巴马计划中的其他国际合作究竟能够带来多少实实在在的减排效果？如果总统周二的计划能帮我们揣测他所预期的减排力度的话，我们不得不说这份计划应该仅是重启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一个“起点”，而绝不应该是奥巴马政府气候政策的“终点”。
虽然在很多场合都被贴上所谓白宫“新”计划的标签，但必须指出的是，计划的用意是帮助美国完成其早在哥本哈根就已作出的“老”承诺。与此同时，真正贯彻这份计划，前路还有不少荆棘。拿计划中最重头的规制已有电厂为例，环保署可能在2014年中期提出对这些电厂的二氧化碳减排要求，这些要求可能会在2015年被最终确定。这份计划只是开启了这样一个进程，而在这个进程里奥巴马政府还要面对不小的法律层面的不确定性和政治层面的抵抗。
尽管如此，考虑到美国“瘫痪”的国会立法系统，奥巴马总统的举措仍然是艰难但却异常重要的一步。这一步迈出的背景，恰恰是世界范围内的“集体气候领导力真空”。但当我们为奥巴马终于迈出一小步鼓掌之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气候变化的紧迫程度容不得美国和任何国家庆祝太久。
尤为值得指出的是，总统在他的讲话和计划里都没有提出他关于后2020年减排的施政想法。而在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框架下，“所有缔约国”提出他们后2020年气候承诺的底线已经仅仅在两年半之外了。从这个角度讲，周二的计划还远远不够，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必须得认真完成他们的“家庭作业”，同时加倍努力地进行多边沟通。
回到中美气候合作的话题上来，同样的减排力度问题在此一样适用。如果两国真的是严肃认真地期望双边合作带来真正的减排效果，并帮助两国回到哥本哈根承诺所要求的排放曲线的话（目前为止，两国的排放都超过了他们在哥本哈根做出的承诺，其中美国最终无法兑现承诺的风险更大），那么7月份两国发布的合作内容必须带来“可观的”“新的”以及“额外”的减排；否则两国恐怕难以兑现在4月联合声明中提到的“激励全世界”的效果，反而会为世界所嘲笑。
中国自己的应对气候变化计划
中国自身也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上更加积极主动。在中美双边合作的框架下，中国不应让这个合作成为“独角戏”。面对中国国内如此严峻的环境现实，中国的确应该意识到给自己的能源系统动一次大手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正如一份最近由世界资源研究所发布的简报中指出的，中国自发采取节能减排措施的动因已经不胜枚举。环保问题日渐成为重要政策议题、保持经济竞争力、保证能源安全、防范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等因素都是中国实实在在应该采取行动的原因。
如果在这些因素之上还应加上一条的话，那就是中国的民众自身也日渐要求国家远离化石能源。困扰中国东部地区的空气污染已经敲响了迄今为止最响亮的警钟。当居住在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经济最为发达地区的群众由于燃煤产生的空气污染患病和死亡的时候，即便我们的气候系统可以容纳更多的二氧化碳（很遗憾已经不能了，因为我们已经超过了400ppm），中国各地的居民也已经无法承受了。中国目前的能源发展道路必须被彻底转变。中国的能源规划必须以环境条件作为前提。更加积极的煤炭消费量递减措施必须马上被颁布执行。对于所有这些，我们的国家应该立即采取措施，而不是等待别人先动。
当我们在周二认真聆听大洋彼岸传来的应对气候变化举措，并试图寻求决心和领导力时，作为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中国也应该意识到，决心和领导力也应该来自我们自己。中国也许有无数经验可以从美国借鉴，但是在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可以也必须得做的比美国更好。
——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 李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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