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震遠事件對特首梁振英的影響和猜測，泷說紛紜，隨著梁振英宣示行政會議不改組，暫不另委成員替補張震遠，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透過漁農界訪京團傳話，表示中央無計劃更換特首，繼續支持梁振英與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連串事態，顯示中央和梁振英以不變應萬變策略應對這次危機。王光亞、梁振英的回應，符合中央寄望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精神，不過，香港政治體制與現實脫節，管治出現問題，導致發展停滯不前，若要香港重拾發展動力，必先解決政治問題和滿足港人對民主的訴求，否則香港困局只會延續下去。
若政制檢討有局限 行會變革無可避免
據漁農界訪京團轉述，在會見中，王光亞提到過去香港在亞洲四小龍領先，回歸第16年以來，此消彼長之下，香港已經落後於新加坡、台灣、韓國三條小龍。此乃事實，港人亦知之。去月底，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接見香港經民聯訪京團時，就提出「只有經濟不斷發展，才能不斷地改善民生，否則其他一切都是空談」，可見張德江與王光亞的說法如出一轍，都認為只要發展經濟，香港就可以走出困局。不過，「唯經濟發展論」放在香港事態去檢驗，是與現實脫節的思維，並未對焦問題。因為香港困局，正正就是回歸之後中央對港方針「重經輕政」的結果，若中央不肯正視客觀現實，仍然以主觀意志強加於香港，這是斷錯症，不單害慘香港，中央也會受到連累。
張震遠事件激發的風波，輿論批評梁振英用人不當只是其中一個方面，更多人探討行政會議角色和職能，雖然有不同著眼點，但是除了梁振英和現職行會成員認為毋須改變以外，更多意見認為行會現況與現實脫節，需要總結回歸以來的經驗，研議變革。其中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兩度談及此事，首次他以行會成員、港英時期行政局議員與特首、港督互動形態不同，歸結到行會發揮不到行政局的作用，這個片面論述，使人有點莫名其妙；昨日，曾鈺成詳細闡述他的想法，情況就較清晰了。
曾鈺成的說法主要有兩點，一是全面推行普選下，政府應該總結過去10多年的經驗，檢討行會的組成和運作，要與時俱進；另外，他具體提出應該以開放態度，實事求是地討論行會的集體負責及保密原則，研議如何爭取政黨人士支持政府的施政。
雖然，許多人認識到香港管治困局，唯有實施政黨政治才可以徹底解決，曾鈺成的意見即使促成行會改變，也僅是小修小補，效用有限；不過，以曾鈺成在建制陣營的地位、對香港政治生態的了解，他提出只檢討行政會議，相信是認識到現階段全面檢討政制的局限性，難以踰越。無論如何，曾鈺成提出的兩點，都值得討論。
行政會議的保密原則和集體負責，是民主派難以跨越的鴻溝。過去，曾經幾度探討過民主派加入行政局和行會，都因為港英政府和特區政府堅持保密原則，未能成事，主要是民主派成員考慮到加入之後有口難言，客觀上卻有為政府施政背書之嫌，可能因此流失政治能量。
此外，即使是建制派行會成員，在尋求黨內同僚支持政府政策時，也因為這兩個原則影響了效用。現實是，若政制其他環節不作根本改變，則政府組織執政聯盟爭取落實政策，是唯一選擇；執政聯盟不但要在立法會佔大多數，各黨派也要有成員在行會，參與決定政策，若受制於保密原則，各黨派行會成員未能與黨內同僚分享信息，則爭取政黨人士支持政府的施政，會十分困難。所以，如何適度調整行會保密原則，使執政聯盟可以操作，是要探討的問題。
行會決策權力一把抓，連建制派也未能分享少許權力，客觀效果是在行會之內，未能建立起休戚與共的紐帶，使得行會凝聚力鬆散，在選票掛帥下，若遇事故，行會成員容易發生「狀況」，《基本法》23條立法，田北俊臨陣「起事」就是經典例子。所以，如何營造行會成員之間命運共同體的緊密關係，是檢討行會必然觸及的範疇。
至於集體負責制，當行會下決定後，各成員都要支持，對外解釋和推銷政策，這方面的集體負責不難體現，但是2002年實施問責制之後，某一程度改變了問責局長與行會非官守成員的關係。因為問責制之下，政策之良窳，由問責局長承擔政治責任，但是在政策形成過程中，非官守成員也有參與，政策觸礁之處，設若非官守成員是始作俑者，則實質負責如何體現出來，這是問責制之後衍生的問題，需要檢討解決。
斷錯症貽誤香港 檢討須實事求是
張震遠事件，觸發有識之士對政治體制、行政會議的探討，是他們認識到香港已經到了關鍵時刻，必須有改變才有生機。此時此刻，我們認為有兩點值得中央注意和考量。
首先，回歸第16年，「重經輕政」的影響早已浮現，由於特首、特區政府的認受性和正當性每況愈下，管治困局的損害愈來愈突顯，中央必須跳出既定思維，認識到香港政治之綱不舉，則經濟民生之目難彰顯，調整香港的政治體制，確切落實民主，已經是不能迴避的問題。
其次，「一國兩制」實際上是一個實驗，必須隨覑環境變遷而調整適應，而16年以來，中央從未對一國兩制的實施做過客觀、實事求是的檢討，僅憑主觀意志檢視一些事態，於是出現斷錯症、落錯藥，貽誤香港的情況，這幾年中央逐步加大力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並未使局勢好轉，反而出現治絲益棼亂局，就是最好說明。所以，中央回歸香港問題本源，以新思維體待香港事務，才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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