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中国黄浦江及其上流支流惊现数千头漂浮死猪，全中国以及全世界人民都震惊了：这些猪到底来自哪里，又是怎样出现在黄浦江上的？
听到新闻后，潘海天只是淡淡地想：又应验了一次。
潘海天是个生活在上海的科幻作家，猪集体投江这样的事，他早在四年前就想到了。2009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一年，潘海天从“猪坚强”的新闻——地震后一头被埋36天仍存活的猪——得到灵感，写了一篇名为《春天的猪的故事》的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2018年，汶川什邡红白镇的村民又从地震废墟中挖出一头猪，命名“猪太强”；后来发现猪能卖钱，人们疯狂从废墟中挖猪，造成了猪的泛滥，春天快结束时，长江中下游暴雨成灾，例行巡逻时，水文巡视员看到惊人一幕：“成群的猪顺着冲沟刷刷往低洼地里滚，数量之大，触目惊心。”
像这种一语成谶的例子，潘海天记得不少。2009年，他所主编的科幻杂志《九州幻想》准备出版的新一期封面上，一个火流星撞向中央电视台那栋著名的大楼，封面没有通过审查。但不久后，央视大楼辅楼就发生了火灾。
在中国，科幻文学作品从新闻中获取灵感，甚至科幻言中现实的文学流派，被戏称为“科幻现实主义”。大英百科全书对“科幻文学”的定义是：有关科学或科技幻想的文学，多数涉及未来；科幻文学因为描述人类的独特想像常常具有惊异感和荒诞性。但在中国，这种惊异感和荒诞性并不发生在未来，而是每天出现在新闻头条中。这为科幻文学提供了大量素材，又因为科幻文学本身的特性，增添了这些新闻的荒诞。
“2007年，神舟七号发射成功，飞船上共三名航天组成员，而根据党章规定，只要是有三名党员的地方，就要建立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之前杨利伟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中国航天员今后要在太空过党的生活。”生活在北京的科幻作家韩松在采访时说，“如此一举就改变了宇宙的格局。”在韩松看来，中国是一个“科幻大国”：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尤如来自未来的上海浦东建筑；从高度接近金字塔两倍的伟岸新央视大楼，到及外形酷似外星飞船的国家剧院；从绿坝软件和防火墙，到表哥、房姐和干爹，科幻的元素在这个神奇的国度随处可见。
韩松是新华社的记者，白天写新闻，晚上写科幻。他的科幻作品深受中国现实启发，不过笔法隐晦，对现实的扭曲程度较大。以他的“科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小说《地铁》和《高铁》为例，它们主要讲述的是，在超高速行驶的火车铁轨上，出现了种种颠覆自然的事情，比如未婚先孕、乱伦。
“地铁世界映射了一个社会的爆炸性发展，”在他和鲍徳珍合写的《21世纪头10年的中国科幻文学》一文中，北京师范大学科幻文学专业教授吴岩评论《地铁》时这样写道。吴岩在采访中补充说：“这种飞奔状态是反自然的，映射的是中国超高速发展的现实。”
中国年轻一辈科幻作家更容易受到现实的触动和启发。出生于1981年的科幻作家陈楸帆曾因短篇小说《丽江的鱼儿们》获得2012年“世界科幻奇幻翻译奖”，他的新作，长篇小说《荒潮》被认为是中国“科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的诞生。《荒潮》更具全球化视角，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东西方交流、碰撞触发的问题，都能在其中读到。小说描述了的时代为2025年左右，在中国南方一座电子垃圾处理小岛“硅屿”上，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本地宗族势力、外来垃圾劳工和资本精英之间产生了激烈冲突。其中一段描述了“垃圾人”小米被轮奸的情节，场面具体而残酷。小说出版时，这段文字被删节。
“其实我觉得现实可能比这个还要残酷吧。”陈楸帆在接受采访时说。之后他提及发生在5月的安徽籍女工袁利亚京温大厦坠楼身亡事件， “（袁利亚）生活在贫困底层，虽然很努力，但还是看不到希望，底层劳工不就是被轮奸的感觉么，他们没有反手之力啊，他们什么也做不了。”陈楸帆说。
“《荒潮》集中描写的很多问题 ，指的就是我们中国正发生的一切。”作家韩松在采访时这样评价《荒潮》。
很多非科幻作家也受到中国荒诞现实的冲击，开始用科幻文学的方式回应现实。2009年，中国工信部发布消息，称要在国产以及进口到中国销售的电脑上强制安装“绿坝”——一种上网行为管理软件，以保护青少年。随后，作家韩寒在他的新浪博客上发表一篇博文，为绿坝软件的发展画出一个宏伟蓝图，其中包括：到2013年，绿坝三代已发展为智能版，可通过网络直接连接中央电视台，做到同步学习和更新精神；而到2020年，绿坝将被直接植入婴儿大脑。
2013年5月15日，居住在上海的电视剧编剧六六在新浪微博写道：“校长拉孩子去宾馆开房可以写进电视剧里吗？强拆碾死人可以写进电视剧里吗？深井排污水致癌一村人可以写进电视剧里吗？赵红霞雷政富可以写进电视剧里吗？郭美美和干爹可以写进电视剧里吗？大桥断裂里面没一根钢筋可以写电视剧里吗？全部现实题材真实发生的都不让写，你逼我写现实科幻剧啊。”六六的代表作以都市家庭剧为主，包括《蜗居》、《王贵与安娜》等。
“面对现实，因为有太多禁忌问题，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反而在逃避，这是现实主义的遗憾。科幻应该关心现实，正如著名科幻作家刘兴诗所言：‘如果科幻不关心现实，谁会关心现实？’” 《科幻世界》杂志主编姚海军在采访中说。这份创立于1979年的期刊是中国科幻文学的主要阵地。
因为政治审查等原因，中国主流文学在现实批判方面显得无力。“像雾霾、环境、食品安全，这么多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但主流文学可能在这一片领域都是失声的。”陈楸帆评价说。而韩松则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也具有深刻的作家，刘震云、余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一流的主流文学比一流的科幻更加深刻；但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主流文学作品正在变成纯粹的文字游戏。
因为科幻文学本身的荒诞性，它与审查制度周旋时似乎没有那么悲情，反倒像场游戏。2010年12月由于资金和刊号问题现已停刊的《九州幻想》就曾多次踩到审查的红线，原因不一而足，有的是因为插图照片里的墙上一行电话号码里出现了数字8和9的以及6和4，另一些则因为封面出现了五角星。“五角星不行？改成六角星。还不行？换齿轮，嗯……勉强通过，”《九州幻想》的主编潘海天说，“就像一场游击战。”
科幻文学在中国始终与政治纠缠不清。1950-1970年代，科幻文学作为革命宣传工具，被限定为两种：1，有关科学家头脑中的想象；2，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 因此出现了不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跑步进入火星的《从地球到火星》；精神矍铄的百岁老人毛主席生活在共产主义大花园里的 《共产主义畅想曲》等作品。文革后，科幻文学也具有“伤痕文学”的特点，以反思文革为主，比如郑文光的《三根鞭子》，三根鞭子聊天，文革的时候我抽过谁，你抽过谁；金涛的《月光岛》，一群从文革逃出的人到达了“月光岛”，他们没有重返陆地，而是追随外星人去了另一个世界……。 1983年，中国掀起“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科幻文学被认为宣传了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宣扬了消极悲观情绪，而成为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
中国当代科幻作家的作品在关照现实，抨击现实的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暮气沉沉，悲观压抑的集体人格。2013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质问80后为何暮气沉沉，因此引发争论。
“压力这么大，环境这么恶劣，你让80后怎么朝气蓬勃？” 陈楸帆在采访时反问，“你说我看新闻联播就能high吗？我看《人民日报》就能high吗？不可能。都是自high或者假high。如果环境无法改变，单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一种正能量，很难。”
“中国现实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荒谬感。比卡夫卡的小说还要荒谬。 很多东西表面上十分正确、严肃，但恰恰是这样，它显得尤其荒谬，”韩松说，他认为这种荒谬投射于科幻作品中，带给科幻作家的并非兴奋，而是挫败，“现实太科幻了，我们怎么写得过它？”
科幻文学这种富有想象力的文学，在很多时候更像描述一种梦境。作家潘海天讲到他做的一个梦，梦中他成了超级英雄，正当为自己突然拥有超能力惊喜不已时，一封盖着公章、来自居委会的信被送到他面前，信中要求他前去居委会登记，还严格规定了他的飞行距离以及飞行路程。
“当中国人变成超级英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拯救世界，而是拯救自己。”潘海天说。在这个人民被要求集体做一个“中国梦”的国家，科幻作家们却描述着另外一种梦境，他们的梦无比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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