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汲取人民的集体智慧和创意，我们可以共同创造未来。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并不掌握所有的答案——无论是在提供服务或制定政策方面。有时候，解决问题最为有效和方便的做法，是（向社会）咨询和众包（crowd-source）想法与办法。”
这是公务员首长王文辉6月17日在“电子政府环球交流会”（eGov Global Exchange）开幕式上的讲话。会上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公开数据”（又称“开放资料”，open data）。这是一个新近的现象，由美国及英国政府在主推。它基本上是把政府所掌握的大量原始数据（raw data），以“机粕读数据”（machine readable）的形式——也就是电脑可以处理的形式——随时让任何人免费使用、转化、共享。
2004年在英国剑桥成立的非盈利组织“开放知识基金会”（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简称OKFN），长期致力于推广公开数据。根据其分类，公开数据有地理、文化、科学、金融、统计、气候、环境、交通等几大类。比如，从骨痛溢血热症患者的住处分布（地理数据），人们可以整理出伊蚊肆虐的黑区地图。如果配合其他的原始数据，比如患者的年龄、性别、收入（统计数据），或者这些黑区的有地住宅与组屋比例，组屋区新旧的比例，不同的研究者或许能通过对这些数据做不同思考，得出治理伊蚊肆虐难题的新想法。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也在上述场合宣布，公众今后不仅能参阅更多政府公开的数据，更能主动要求当局提供尚未公布的数据。他说，政府希望以此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推动更多民众进行研究或创造利民的应用程序。他无疑也间接同意王文辉的说法：政府并不掌握所有的答案。
当然，从尚达曼与王文辉的谈话主旨，不难看出政府对待公开数据的基本态度，主要还是看中其商业利益，希望通过数据共享的方式，调动民间智慧去开发和创造更多商业价值。这固然是公开数据运动的初衷之一，却并非其全貌。根据OKFN的界定，公开数据确实能创造更多商业以及社会应用价值，但它也是确保政府透明度的办法——资讯垄断本来就不符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
引领公开数据运动的英国政府，在2010年推出名为“我的钱花在哪里？”的数据库，纳税人能搜索到所有政府部门的任何一笔超过2万5000英镑的开支，细目包括付款部门、付款目的、收款人身份。在资料公开后，英国皇家税务与海关总署就被发现花费17万英镑购买瓶装水。可以想见，公众的集体监督，让审计署的工作更为完善，也让公务员在处理公款时更谨慎小心。
与英国相比，处于起步阶段的我们还须急起直追。2011年6月启用的data.gov.sg，是新加坡政府分享公开数据的平台。目前，它有至少一半的数据仍以类似pdf文档的形式收录，并非电脑可处理的“机粕读数据”。虽然财政部表示，除了已经公开的数据，公众也可以要求尚未公开的数据，政府将酌情处理这些要求，但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却表示，这项服务的启用日期尚未敲定。
开放数据的重要性，可以从2003年的学术报告遭部长驳斥事件一窥究竟。该年，南洋理工大学的两位经济学者，因为根据人力部官方网站公布的资料做研究，在报告中得出了“过去5年里有高达四分之三的新就业机会落入外地人手中”的结论，引起了人力部代部长高调召开记者会严厉驳斥。两名学者在自我辩护时指出，部长所引用来驳斥他们的内部数据，政府部门以外的学术人员根本接触不到。
政府之所以对报告结论反应激烈，正因为外来人口涌入所造成的影响，逐渐成为国人关注的政治问题。如果有了开放数据，类似的政治罗生门应该就能避免。
除了保障政治透明度，公开数据另一个关键作用，就是公民的知情参与。缺乏公开数据，公民只能每四五年才通过选票行使政治决定权；有了公开数据，任何关心特定课题的公民，都能够随时掌握情况，并经由不同方式直接参与决策过程。以仍然充满政治敏感性的外来人口课题为例，他们在就业、住屋、教育、交通等方方面面的现状，是否真的造成排挤作用，都能够因公开数据而让任何有兴趣的国人掌握情况。
只有在公民充分知情的基础上，攸关社会集体利益的公共课题才能被客观、理性、民主的讨论；有效的应对办法才更可能从中而出；别有居心的政客才无法浑水摸鱼，利用资讯不全来煽动民粹情绪，捞取政治利益。换句话说，公开数据有促成本地良好的政治文化与氛围的重要作用。
开放、透明是互联网时代的主流价值，在这个“我们比我聪明”，集体智慧因互联网平台而自由流动，相互作用，进而能发挥更大影响的时代，政府确实不再掌握所有的答案，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汲取社会全体的能量，在分享数据，建立互信的基础上，开创未来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原载《早报星期天·想法》2013年6月23日
from Study Room 書齋 http://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3/06/23/%e5%bc%80%e6%94%be%e6%95%b0%e6%8d%ae%e7%9a%84%e6%84%8f%e6%b6%b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