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Richard Burger
日期：2013年1月15日。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SARS成為國際危機並使得中國天翻地覆已經差不多十年了。 SARS對我的中國印象的影響，超過任何其他問題，而且塑造了這個博客多年的基調。下面是我對這個動盪時間的回憶。
SARS時代北京城的生與死
我最終會迷上北京的。但在2002年的冬天，我只感到無奈，殘酷的冷天氣使我幾乎無法外出，加劇了這種感覺。一切事情都在出錯。就在我以為事情不會更壞的時候，我的博客突然變得不可訪問（其他所有Blogspot的博客也一樣，我可以在後端發布，但我看不到我的博客。）那是我好幾個月前在香港開的，它已成為我的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唯一抒發創意的出口。一月份是標誌著我的博客變得越來越政治化的一個月。我受夠了國家控制的媒體上所有新聞的審查和操弄，受夠了政府明顯的推諉搪塞，受夠了無時無刻在電視上播出的赤裸裸的宣傳。我在博客上全盤寫出這些，而我現在不能打開它。
在我第一次讀到一個影響中國南方的奇怪的新疾病那天，天氣創紀錄的冷，我從我的公寓走到地鐵上班時，風劃過我的臉。那是2003年2月中旬。在我剛剛脫下沉重的羊毛大衣，打開電腦的時候，屏幕上閃現這個報導：一種不知名疾病在廣東省散佈。那是一個呼吸道感染疾病，醫護人員不知道它是什麼。超過200人受感染，5人死亡。它是雅虎新聞的一個主要項目，但除了中國政府官員有關那疾病的話甚少之外，便沒有更多信息。這並不奇怪。
南中國素有新疾病，尤其是不同類型流感病毒的搖籃之稱。隨著有關感染的消息在未來幾週內散佈，有些人會假設它是因為人和動物住得很近而出現。在廣州臭名昭著的動物市場，野味、狗和豬都被塞進彼此相鄰的籠子裡。我看過這些市場的新聞報導，納悶人們怎麼能在一片骯髒的地方工作。那個CNN的報告顯示，一個大概9歲，穿著短褲和人字拖鞋的男孩，在滿是粘液的地面蹲著。誰知道什麼樣的病毒可能會變異，並從一種動物傳播到另一種動物，最後傳染給大理籠子的男人或者買家？不管它是如何開始的，該地區似乎已再次催生了一個陰險的新病原體。
屏幕上的報導說，2002年11月已經開始有人染病，我立刻感到血壓上升了。近乎四個月，現在我們才知道這是一種可能致命的情況。人的生命受到了威脅，而政府卻一直坐視不理。它惹起我對共產黨操作方式的所有不滿，對中國領導人迷戀和諧更甚於關注本國人民的不滿。壞消息是自動給抑制的。政府總是要有好形象。
呼吸道感染的新聞點點滴滴的傳來。起初，政府試圖把報導殺死，把提到疾病的博客和留言板刪除。他們很快宣布，疾病已完全控制在廣東省，威脅過去了。我記得我看CCTV-9記者在廣州採訪一對西人夫婦時，那兩人掛著南瓜燈籠一樣的微笑，高度讚揚政府完全根除這種疾病，說市內的人知道威脅過去了，不知有多高興。我馬上覺得可疑。
直到3月，亞洲面臨一個真正危機的局面才變得顯而易見。在這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媒體開始報告，該病毒在越南和香港迅速蔓延。在同一個星期，我去新加坡出差。一上飛機，我便第一次看到很快會變為平常的景象：幾位乘客戴了口罩。似乎在一夜之間，神秘傳染病成了所有人都在談論的話題。相關新聞報導開始來得又快又多。那無法治愈的肺炎的新病例每天都有，很快那疾病就被稱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SARS”立即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名詞。
3月14日世界衛生組織全球警報，並向來自或前往亞洲的人發出緊急旅遊警告。這時候，我開始真正擔心。我早計劃了在四月份去桂林西安和雲南旅行，然後回北京。我決定不會讓這疾病毀破壞我的行程，我預訂了所有的酒店與航班，這是我後來會追悔的事。
在四月初，世界都瘋狂了。香港的學校被關閉。北京的街道上大約有一半的人都戴著口罩。大家都知道，中國人生病，但中國政府否認有任何威脅。 4月11日，我在我的博客中指出，“不用說，根據中國的電視，SARS是過氣新聞- 在北京及全國只有22宗病例，而且全部都在康復。當播音員讀出統計數據時，我可以看到她希望盡快讀完。她知道自己在撒謊，她的臉隱藏不了。
有人透露，政府向世界衛生組織隱藏受感染的病人，把他們推上救護車繞著北京駛來駛去，這樣病人就不會被點算。一位著名的中國醫生公開指責北京政府隱藏成千上萬的病人，故意欺騙世衛組織，最糟糕的是，欺騙自己的人民。氣氛變得越來越超現實。
我是一個國際合唱團的一份子。那合唱團主要由外籍人士組成，每年在北京紫禁城音樂廳表演。今年，我們唱的是佛瑞安魂曲(Faure Requiem)，這看來出奇的合適。在四月初的一場排練，合唱團的一位成員，一位北京大學教授告訴我，他聽說他的兩個教授同事死於SARS，而一些學生也受感染。合唱團的另一位成員，一個著名的記者，說政府在大力掩蓋，醫院則因為SARS患者大量流入而處於緊張狀態。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政府保持沉默，因而打開了各種傳聞的閘門。我們有的只是傳言。在一星期之內，北京落入一片混亂。
掩蓋消息的說法在流傳，沒有人知道該相信什麼。我去超市，發現很多貨架空空如也，因為人們囤積食品和瓶裝水的緣故。口罩成為規則，而不是例外。所有電影院，網吧和學校被關閉，大多數餐館也一樣。我所有客戶幾乎都是外國人，在4月中旬，他們每個人都逃離了北京。於是，我沒有多少事要做，結果開始痴迷地發表關於SARS的博文。
當政府在4月20日舉行史無前例的現場新聞發布會時，一切都來到關鍵時刻了。我看著那個發布會，驚奇的睜大了眼睛。那個曾經堅稱北京沒有SARS的政府，現在承認有超過3000宗病例。
他們的掩蓋被曝光了，繼續說謊沒有意思；別無選擇下，只好坦白了。官員居然接受外國記者的現場提問，這是我沒想過會在中國看到的。衛生部長和北京市市長被降級。政府只差沒有承認他們幾個月來一直隱瞞SARS的疫情。
我在我的博客中寫道，“在北京這裡，我們正在見證歷史的締造，這一切都是因為普通感冒的可厭變種而起。”
第二天，一切都不一樣了。北京有一個龐大的打掃軍團，成員大多是年齡較大的婦女，她們揮舞著一稻草掃帚在掃街。現在，我看到他們在擦洗建築物。我去自動櫃員機提款，走開的時候突然冒出一個女人，她用一桶水清洗自動櫃員機鍵盤。整座城市在被消毒。
4月17日，我的辦公室是半空的，大部分同事都戴著口罩。突然，我聽到接待員掛斷電話，大聲呼喊，“在我們這建築物裡有SARS！”
每個人都跳了起來，向她跑去。
她剛剛和大廈經理通話，得知我們大廈的一個工人死於SARS。
那一天，我不覺得公司有完成任何事情。
第二天早晨，到達辦公室時，我看見前窗貼著一個巨大海報，上面警告說，這大廈曾有SARS病人出入。
我不知道北京還可以變得有多超現實。在這裡，一個會就致命傳染病明目張膽地欺騙民眾的城市，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在接下來的一天要飛往香港去和公司主管見面。那天，在北京一條繁忙的街道上，我得到了另一種震撼：沒有的士停下。他們會如常的駛過來，一看見我的行李便急速離去，一架架都是這樣。
終於，有一個司機願意給我上車。我們到達機場之後，疑團解開了：好幾百架的士一排排的停泊在機場外。
因為當人們成群結隊離開北京的同時，沒有人來。所以，他們沒有可以接載回城的乘客。這些司機在那裡得坐好幾個小時。
我在4月25日開始放假，那正好就是SARS瘋狂的高峰期。我和朋友去慕田峪長城，看到寥寥可數的旅客，我們都感到吃驚。那些向遊客售賣飲品為生的商販包圍了我們，央求我們買點東西，什麼都好。
我們沿著長城走了兩個小時，整段路只遇到10至15個遊客。
與此同時，新聞報導說，SARS向西部蔓延，可能會施加旅行限制。我正要前往南部和西部。沒想到SARS會這樣無法擺脫的跟著我。
第一站桂林。接下來的驚喜是走進喜來登酒店，發現裡邊空蕩盪的。中國旅遊業已經基本上停止運轉了。酒店內只有三位客人，其中一人穿著短褲和T卹在大廳來回踱步。酒店關閉了所有空調，激怒了他。酒店負責人認為，在整座酒店開空調太貴了。還好，他們在我們的房間裡放了風扇。我很不高興，因為這是一個五星級酒店；但是我也理解他們，在目前的情況下，他們可以怎麼做呢？
遊覽桂林這風光壯麗的城市，亮點是坐船游漓江。沿江可見喀斯特石灰岩拔地而起 ，仿似鯨魚跳躍騰空一樣。乘客看到的，盡是一片無以形容的美麗風景。
一位朋友和我同行。但所有的船隻都停泊著，他們被禁止接載乘客。中國最偉大的旅遊景點之一乾脆關閉了。
當我們失望地離離開碼頭的時候，一個無牌船運營商追著我們，載我們看風景。那浩瀚的、通常擠滿了旅遊船的漓江，現在一片空寂，只有一條非法的小船沿著它曲折的河道行駛。
在西安，情況也沒有什麼不同。我們去看兵馬俑時，那裡只有一小團德國遊客。我們獨占了兵馬俑。我們要離開博物館時，成群結隊銷售微型兵馬俑的兒童圍著我們，不讓我們走。沒有客戶，他們徹底絕望了。
我問一個男孩，一盒五個兵馬俑要多少錢，他說10塊。我給了他。另一個跑了過來，對我說他會五塊一盒賣給我。第三個男孩抓住我的腿，並試圖站在我的鞋上，以免甩手。他說他會一塊賣給我。
SARS毀滅了中國的旅遊業，痛苦沿著食物鏈蔓延。
那天晚上，我接到北京旅游代理一個急忙的電話：去雲南省的路被封了，沒有人可以從東到西旅遊。遊覽昆明，大理，麗江，和“香格里拉”，這本該是旅程的重頭戲。現在我可以做什麼呢？我以為我們可以擺脫SARS，SARS卻在全國各地追著我們，並且贏了。
我很沮喪，我覺得在餘下的假期必須要走出中國，於是我決定逃到曼谷。當時已經是五月，那裡的天氣又熱又濕，但我不在意。新加坡和香港對中國來的遊客有嚴格的隔離，所以我不能去那裡。泰國的檢查程序是相對寬鬆的。儘管炎熱天氣很難受，它還是一個安全港。
後來在5月，SARS慢慢消散，北京開始恢復正常。外國人回來，旅遊業回升。我決定離開中國，這個決定我後悔，但在當時，我覺得我別無選擇。 SARS是一個因素，但肯定不是唯一的。但是，我不能否認，我不全然想要離開。也許是因為我在這裡結識的人，我喜愛的同事，這個國家有一種仿似和青春，希望及樂觀情緒一同跳躍的振奮感覺。我完全不仇恨中國，我只是根本就沒有準備好。SARS是擊潰我的最後一根稻草，但中國還有更多別的事物。後來在新加坡，我在博客上寫道，“今天，我離開北京兩個月了，這整段時間，我心裡都想著中國......它是我的夢想，我的噩夢，我的生活。”
每個人都知道我對中國的態度在接下來幾年顯著變化，在2006年搬回北京之後，我完全愛上了它。2009年，我因為家庭原因不得不返回美國，卻一直沒能真正克服對北京的思鄉之情而痛苦不已。即使是現在，中國還是像是一塊巨大的磁鐵那樣在拉著我。
SARS的回憶漸漸褪去，我從沒停止過回到中國的想法，這個我感覺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的國家。
我想相信SARS向中國政府提供了寶貴的一課—對照一下幾年前它對豬流感的誇張反應。在2003年情況最壞的時候處身那裡，我得著一個鳥瞰中國政府運作的機會。那不漂亮，但回想起來，我很高興自己能在那裡親身體驗。
這整個事件，包括審查、宣傳、公民的不信任和掩蓋，為中國那時候的生活提供了一個縮影，一個我永誌難忘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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