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民主 便滅亡 —— 中共的選擇﹕改革或革命

作者：黃亚生

2011年，中共總理溫家寶在英國皇家科學院演講，說﹕「明天的中國將會是一個充份民主、法治、公平和公義的國家。沒有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沒有經濟 權利和政治權利作為保證，便沒有真正的自由。」然而，李世默(Eric X. Li) 發表在這裡的文章﹕《黨的生命》(The Life of the Party) 卻對民主口誅筆伐。這位基地在上海的風險投資者，宣稱關於中國民主化的討論已經壽終正寢了。他說，中共不止繼續掌權，而且它在未來長時間的成功，「將會鞏 固一黨模式，及在這個過程中挑戰西方有關政治發展的傳統智慧。」李世默可能言之過早了。    李世默引人們對中共發展大方向的認同，作為中國人接受政治現狀的證據。然而，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裡，要求人們直接評價他們領導人的表現，便像詢問他 們只提供一個答案的問題。更加嚴格和把問題的政治敏感度降低的調查，所得的結果與李世默的言論截然不同。根據由Yun-han Chu(朱雲漢), Larry Diamond(戴蒙德), Andrew Nathan(黎安友), Doh Chull Shin等著名學者所編輯的、臚列2003個調查研究的《東亞人怎樣看民主》(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一書裡，百分之72.3的受訪的中國人說他們相信民主是「我們國家現在所渴望的」，而百分之67則回答民主「現在適合我們國家。」這兩個數字與那些已確立 的東亞民主政體例如日本、南韓、台灣的發展軌跡雷同。    中國對民主作出呼喚。1989年天安門廣場鎮壓之後，反改革集團在中共黨內一時氣焰滔天，那是事實。但最近，黨內要求改革的聲音開始展示力量，而以億計的 中國網民在網上呼喚他們的政府施政時要誠實、透明和問責，也給這些聲音很大的助力。中國新的領導人似乎也比他們的前任更加願意採用溫和的語調，不再發出嚴 厲的警告，著人們不要「西化」中國的政治制度。直到目前為止，束縛住中國不讓民主發展的，不是因為需求的缺乏，而是因為供應的不足。在未來十年，供應和需 求開始互相靠近，並非不可能。    李世默承認中國有問題，包括開始慢起來的經濟增長、供應不足的社會服務，以及貪污，但他認為中共較任何其他的民主政府更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他辯說中共能夠作出並執行嚴厲的政策，因為中共有以下的優點﹕它的自我修正的能力、它的精英結構、和它的為眾所接受的合法性。    在它的六十年的統治中，中共嘗試過所有的東西，從土地集中化到大躍進，從文化大革命到私有化。李世默認為這使中共成為「近代世界史上最能自我改革的政治組 織之一。」他說中共會從它過去的災難得到教訓，改正它的錯誤。可是，中國的總理沒有他這樣有信心。去年三月，面對一系列的貪污和政治醜聞，溫家寶警告說， 若不進行政治改革的話，「像文革那些歷史悲劇可能再發生。」     中國今天確實和造成國家災難的大躍進和文革，相距有光年的遙遠。但中共從來沒有清楚地否定這二者，及為這二者承擔責任，更沒有研究怎樣防止類似的災害再在 將來出現。在一個沒有真正問責或權力制約與平衡的制度裡，溫家寶的憂慮 -- 以及那些千千萬萬經歷過這些恐怖事件的中國人的憂慮 -- 是真實和可以理解的。      中共的選擇﹕改革或革命       在吹捧完中共的適應力之後，李世默繼而讚美它的精英制度。這裡，他講述了仇和的故事。仇和透過他的創造性的公共政策，從一個落後縣區的小官躍升而為 雲南省副書記。中國的政治制度有足夠的靈活性讓仇和試驗改革這一事實，正是這個制度沒有很快垮掉的一個原因。雖然如此，李世默用仇和的例子反對民主卻令人 不可思議。      中國政治制度這些容許仇和試驗政策創新、下級負責制(即問題儘量由最下級的有關單位解決的組織原則)、和分權主義的特色，正是任何穩固的民主政體的 基礎。與中國不同 -- 中國的中央政府制定下級負責制和權力劃分 -- 大部份的民主政體在憲法上已嵌入了政治權力分散的元素。      仇和的故事還有另一個問題﹕一個仇和的產生，意味有難以估計的數量的中國官員以其他不太可取的原因在中共體制內昇遷。經科學方法收集的數據，反映不 到李世默所說的中國政治制度整體來說是精英制的指稱。在一個深入分析經濟和政治數據的研究中，政治科學家Victor Shih (史宗瀚), Christopher Adolph 和 Mingxing Liu (劉明興) 沒有發現任何證據，顯示在中國的官員中，有良好經濟業績的官員比起那些記錄差的官員，有更佳的昇遷機會。最重要的是後台 -- 這亦是歷史學家和《炎黃春秋》總編輯吳思所說的中國昇遷制度中的「潛規則」。      李世默提出擁有像奧巴 馬資歷的人，若他沒有被選 舉為總統的話，在中國政治中不會有什麼重大的發展。他所說是對的，但也請看關於薄熙來的事實。薄熙來是前政治局成員，他的妻子犯了並承認了謀殺罪。他以一 個公務員的收入，卻能夠神秘地送他的兒子到海外接受昂貴的教育。他發動了一個紅色恐怖運動，迫害記者和律師，虐待不可勝數的市民，並把他們投進監獄，其間 沒有經過任何合法的法律程序。在美國，像有薄熙來這樣資歷的人，也不會走得多遠。可是在中國，他如魚得水，出人頭地。而在他垮臺之前，他也是像仇和一樣擁 有不受監督的權力，而他利用這權力重新點燃文革的火頭。這導致溫家寶對他的批評。      李世默的另一個論點是中共的為眾所接受合法性。然而，貪污和濫權削弱了這合法性。這是黨領導從薄熙來事件中所汲取的其中一個教訓。令人矚目的是，退 任主席胡錦濤和新任主席習近平兩人，最近都發出嚴重警告，指出貪污可以亡黨亡國。鑒于現時中國的經濟正在走下坡，他們所說的是對的。這並不是說中共某些個 別的領導人不再被大眾所擁護了，而是這些領導人大多是黨內的改革者，例如在1970年代末期導入市場改革的鄧小平，和在鄧當政下的總書記胡耀邦。這些改革 家到今天仍然受到廣泛尊重，這點給中共帶來了機會﹕它可以先發制人地導進改革，以達循序漸進和和平的民主過渡，避免那些吞噬著中東的混亂和騷動。但關鍵是 現在就要開始改革。   在介紹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勝之後，李世默便數落西方的毛病。他說西方所有的問題 -- 解體中的中產階級、破落的基礎建設、負債纍纍、賣身投靠特殊利益的政客 -- 都是自由民主的結果。可是，這些問題並不只在自由民主政體出現，專制整體一樣有這些問題。想想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國家議會和1997年印尼議會所 遭受的經濟打擊。歷史上，能夠避開經濟危機的專制國家，只是那些一開始時沒有金融制度的中央計劃經濟國家。這些中央計劃經濟國家，雖然沒有急速的經濟循環 的問題，卻長期經濟落後和呆滯。       李世默引用「透明國際」組織(註一)發表的數據，以證明許多民主國家的貪污情況比中國還嚴重。李引用一個宗旨是提倡清廉的組織的資料，為一個不透明 的專制政權辯護，這其實十分諷刺﹔但撇開這點不說，李的論點透露出一個更深層的分析問題。揭露貪污需要消息來源。在一個一黨制度裡，信息被壓而稀少。印度 網站﹕I paid a Bribe (我付出賄金) 創立於2010年，目的是讓印度市民匿名舉報他們需要行賄以取得某些政府服務的事件。直至2012年十一月為止，這個網站錄得了超過 21,000貪污舉報。然而，當中國網民嘗試成立類似的網站例如﹕I made a Bribe (我行賄了) 和www.522phone.com 時，政府把它們關掉了。因此，我們不可能比較印度的 21,000宗貪污舉報和中國的零舉報，並結論說印度的貪污問題比中國嚴重。而這正是李世默想說的。      當然，世上有許多貪污的民主國家。正如李世默所舉出的，阿根廷、印尼和菲律賓在這方面記錄甚差。但是，這些國家在它們開放之前，曾經被殘暴的軍人獨 裁者統治好幾十年。這些獨裁國家產生出了貪污制度，給後來出現的民主政體去處理。如果貪污問題未能解決的話，我們自然要責成這些新政府，但我們卻不能因果 不分。以整個世界來看，專制國家比民主國家更為腐敗，這是毫無疑問的。2004年的透明國際的報告，顯示前兩個十年世界三個最大的貪官是蘇哈圖(直至 1998年的印尼統治者)、馬可斯(管治菲律賓直至1986年)、和莫布圖(出任剛果總統直至1997年)。這三個獨裁者掠奪了他們國家貧窮人民的財富， 總共有五百億美元之多。      根據一份由中國中央銀行簡短地貼上網頁的報告，自1990年開始，中國的 貪官 -- 大約有一萬八千名 -- 合共拿走一千二百億美元到國外。這個數字相當於中國在1978年至1998年期間的教育預算。除了純粹經濟損失之外，貪污也書寫了非常可怕的食物安全記 錄，因為官員收賄而不執行法律。亞洲發展銀行的2007年報告，估計每年中國有三億人罹患與食物有關的疾病。食物安全不是唯一的創傷。貪污還導致造成人命 傷亡的橋樑和建築物的崩塌，以及化學工廠泄漏毒氣，污染環境 -- 和當局的掩飾。(3)      (註一) 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一個監察貪污腐敗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從1995年起，透明國際每年制定和公佈清廉指數，提供一個可供比較的國際貪污狀況列表。    問 題不是中國對打擊貪污手軟。中國經常處死涉及貪污的官員，其中有些還是高官，例如2000年被處死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杰，和2007年 被處死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問題是缺乏對中共權力的制衡，也缺乏最有效的箝制貪污的工具﹕施政透明和言論自由。    即使李世默說中共的一黨制度是中國最佳的選擇，他也提出了一些合乎情理的改良方法。他建議設立更加有力的非政府組織，以幫助政府提供更佳的服務﹔更 獨立的媒介，以阻遏貪污﹔以及導入所謂黨內民主，以揭發黨的「洗黑毛病和阻止不當行為」。他是對的。然而，諷刺的是，這些都是一個基礎穩固的民主政體的核 心元素。      沒有國家能夠採納這些基本成份，而不最後採納整套東西。如果我們的中央政府像斯大林那樣 統治的話，我們便根本不可能 有總統基本大選或黨團會議，像愛奧華州的那樣。想想經過民主發芽和滋長的台灣吧。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早期，1978年成為總統的蔣經國便開始改革執政黨國民 黨，以推行地方民主選舉、容納台灣本省人參加競選、(在這之前，只有大陸人才可參選重要職位) 和公開黨的財政程序讓公眾監督。他也釋放政治犯和對媒介及非政府組織採取寬容態度。1986年民進黨成立，成為反對黨，這是蔣較早時候改革的一個自然發 展。對台灣來說，最後還是不可能在少量民主和全面民主之間劃一條界線。對中國來說，情況也是一樣。      這是一件好事。李世默說中國在過去幾個十年，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取得了重大發展，他說得對。但在創造全民發展、減少收入不平等、消除貪污、和控制環境 破壞方面，卻證明無能為力。現在是時候給民主一個機會了。正如David Lake 和Matthew Baum 兩位學者指出，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民主國家就是比專制國家強，而從非民主過渡到民主的國家，即使在過渡過程中，已經立即享受到進步的果實。事實上，中國 已經見到一些效果。錢楠筠（Nancy Qian），耶魯大學的一位經濟學學者，曾指出中國的農村選舉提高了官員的問責性和增加了公共服務的支出。      一個民主的中國，在國民總值增長方面，未必可以優勝於今天的中國，但最低限度這個增長會較為全民性。這個好處不止對政府和一小部份資本家有益，而且對中國人口的大部份也有正面作用，因為一個運作得好的民主體，會為最可能的大多數帶來最大可能的福利。    中 國經濟有兩個方面對民主化顯出預兆的作用。其一是人均國民所得。中國已經越過了一些社會科學家所認為的開始民主化的收入門檻 -- 4,000 美元至6,000美元。正如華裔學者裴敏欣(Minxin Pei) 所指出，在人均收入超過中國的二十五個非自由或部份自由的國家中，二十一個是靠自然資源支持。除了這些例外之外，所有國家都隨著富裕而民主化。       另外一個預兆民主化的結構條件是，中國的熱火朝天的經濟增長將肯定地緩慢下來，這會使衝突尖銳化，也使貪污成為更加不能忍受的事情。當經濟仍在增長 期間，人們忍受不太嚴重的貪污﹔但當經濟停頓時，同樣程度的貪污便會覺得難以接受。如果中國繼續它現時的政治情況，衝突便可能急速惡化，而因為經濟和政治 前景不明朗所已經引起的資本外逃，其速度將會增加。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話，經濟精英的信心下挫會對中國的經濟造成非常嚴重的危險，引致強烈的經濟動蕩。      肯 定的是，民主化是在中共的手裡。就這方面來說，情況也是愈來愈樂觀。一些中國建制中的頭面人物也接受了這個看法﹕穩定來自較大程度的政治和經濟開放，而非 來自鎮壓。在去年十一月召開的中共黨十八大的前夕，網上流傳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更多的透明度和黨內民主。信的其中一個作者是陳小魯，中國紅軍最戰績彪炳的 一個元帥的最小的兒子，這位元帥也是前副總理和外交部長，以及周恩來前總理的高度信任的助手。(譯按﹕即陳毅) 陳小魯和許多其他中國的精英一道，不再相信現時的政治情況是可行的。      從1989年開始，中共沒有進行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只靠經濟高度發展以維持它的統治。這個策略只能在經濟蓬勃時才有效 -- 而這中國不能視之為理所當然。中共是主動推行政治改革，還是為了回應災難性的危機而被迫這樣做，關係重大。自然，最好是讓政治體制逐步、循序漸進地改變， 而非透過激烈革命帶來變遷。中共應該重新奪回它的歷史使命 -- 改革，恢復它的聲譽。它可以改進中國的政治制度，而毋須放棄它的權力。不是許多專制政權有這種機會，中共不應隨便丟棄。      (譯自﹕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務) 2013年2月號) （作者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政治經濟和國際管理教授）   （2013/01/13 发表）

—— 原载: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務) 2013年2月號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January 17,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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