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4 January 2013

荣剑:三种共识——左右、上下和内外

  编者按:本文系荣剑先生在共识网、天则所联合主办的“重启改革共识”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现经他本人核校同意,在共识网推荐发布,以飨读者;会议完整记录也将于近期上网,敬请期待!

  荣剑:关于重启改革这次讨论的核心是能不能形成共识?这是我一直非常关心的问题,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第一、所谓共识,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今年10月我去美国纽约参加了一个会议,在会上我提出了要建立三个共识:一是横向的,即左中右的共识,二是上下共识,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朝野共识,三是内外共识,是国内和海外这批人的共识。能不能实现这三个共识框架?当然是有难度,但是需要我们做这方面的工作,需要认识到建构这三个共识框架的意义所在。比如左右共识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我今年初出来写文章,就是感觉到杨帆他们提出的“超越左右意识形态来认识和估价重庆模式”的提法有问题,因此给共识网写了一篇文章叫《重庆模式能否超越左右之争》。在这二十年里,我认为左右之间的争执已经从意识形态层面下降到现实层面,原来只是一个理论层面的对话或者说分歧,这几年已经转化为现实利益上的冲突,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党派冲突的趋势,以前只是一个概念游戏,打主义仗,现在来看,特别是重庆模式以后,左右之争已经从意识形态层面下降到现实层面,是制度之争了。这是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

  这种情况出现以后,使得左右之间的共识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因为它是不同的政治主张,不同的利益主张的表达,寻求不同的代表人物,在这么一个层面上,原来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的理念和主义之争就变成了制度之争,路径之争。这样的话,原来我们所强调的超越左右,比如说杨帆这些人他们强调的超越左右之争,超越意识形态之争,就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追求了。他混淆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第二个是关于制度层面之间的冲突。我们能不能完全放弃我们自己的看法、立场、观点来接受对方的政治主张?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对于这样的左右分歧,我认为是不能通过理论上的妥协,通过理论上建立一种更大范围的重叠共识来解决,实际上只能通过一种制度建构,包括子明讲的,通过宪政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任何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解决这种分歧,西方宪政民主国家里有一套现成的制度安排,就是通过选票,让人民决定和取舍左右。不同党派的政治主张,能不能转化为一种政策,能不能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是通过选票来解决。所以说,我们希望达成左右共识,并不是说要求说服对方放弃他的颜色。比如重庆唱红,萧功秦说,重庆可以把红色转化为粉色,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通过颜色的改变来达到共识,这恐怕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我的看法是,左右要达成共识,是要在宪政上达成共识,这是他们共同生存的空间。

  最近这段时间,我接触了一些不同范围的人,有一些谈话,有一些交流,包括和海外一些人的交流。我由此想到了关于建立内外共识的问题。目前国内和海外这批人的认识分歧非常大,海外比国内要激进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在纽约提出,有没有可能建立起内外共识。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引起了海外的一些思考,大家也觉得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在十八大开完以后,通过内外之间的共识,在某一个点上找到大家的重叠面,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其实,执政党内部也在讨论,能不能形成一个所谓的最大公约数?这种可能性是不是有?

  上下的共识,朝野的共识,可能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的执政党,缺少80年代的气度和胸怀,也没有建立起沟通的渠道,或者说它没有协商对话的制度安排来倾听来自于社会各个层面的不同意见。当然,来自下面的意见肯定会反映到它那里去的,这种被动的倾听和主动的倾听是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是希望执政党主动建立起一个意见的反馈渠道,这也可能是执政党下一步改革需要做的一个工作。你说开放言论也好,信息公开也好,都是一个上下互动的渠道。我是希望能够从制度上真正形成朝野对话的机制,这是朝野共识的制度保证。朝野没有对话,没有互动,就不可能有共识。执政党要收拾人心,要想让自己的改革政策获得社会最大范围的支持,必须要有上下之间充分的信息交流。

  因此,建立左右共识、朝野(上下)共识和内外共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迫切要求,实现这个要求,需要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尤其是执政党要有主动性,要主动开放言论,放松管制,拓宽沟通渠道,鼓励和扶持建构公共平台。这是我的第一点看法,是关于建立社会共识的问题。

  第二,上下、左右、内外的主要共识点在什么地方?我接触到的一些人,包括一些企业家,我看他们反映出来的焦虑情绪比我们还要深刻,我了解到的信息,是对改革停滞状态表达了非常深刻的焦虑情绪。这是大范围的焦虑,由此可以看出,共识的焦点就是改革,大家都是迫切希望继续推进改革,而不是让改革名存实亡。从这一点来讲,我的看法是,左中右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或者说海内外都是希望通过改革来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是,具体要改革哪些方面,按何种方式进行改革,要达到何种改革的效果,各方分歧很大,共识很难形成。我曾多次提到改革的约束条件,实际上,对执政党来说,改革是有边界和条件的,在这些约束条件的约束下,人民所期望的改革很可能都被筛选掉了,改革的选项都被筛选掉了。包括子明说的七条也好,八条也好,能够做到几条我们都无法确定。我的看法是,改什么?最基本的改革还是要提出来。比如,我在纽约的会上提了三条,和子明是有重叠的。一是关于司法独立的问题,这个大家是认识比较一致的。司法独立是保护所有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包括保护执政党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二是言论自由,我认为在目前的互联网时代,能够和暴力、资本相抗衡的力量就是话语,话语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能够被有效地放大,这是以前平面纸媒时代无法想象的事情。三是财产公开。现在看来,这三点能不能做到是个问题,我认为哪怕我们三点再减掉两点,就强调言论自由,光这一条能做到就是很大的进步。

  第三、关于精英共识的问题。在网络上,可以经常看到网络民意汹涌,分歧巨大,社会被撕裂成截然不同的领域,草根底层盲目冲动,随时被上层或精英所利用。因此,在底层要形成什么共识,这个问题毫无意义,没有现实性。但是,精英共识是可以形成的。我们在强调共识的时候是有选择的,精英应该起到自己应当起到的责任。比如我们很难想象我们能够跟张宏良、韩德强这些人去对话,这不是自取其辱吗?草根阶层的民间对话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我们能够建立共识,就是在精英阶层。毕竟精英阶层是依靠知识和理性而存在,是希望通过制度和法律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不是像韩德强那样用拳头和巴掌来制服对手。我是一直期待和新左派有一个建设性的开放的对话,从对话中寻求一个共同纲领,即建立宪政的民主制度,在这个制度安排下,各自通过合法的渠道争取人民的支持,依靠票选决定胜负。这是一个对左右双方均有利的事情。精英共识就是精英的共同利益所在,是他们实现自身权利的共同基础。因此,能不能形成一个更大的平台,把这些人整合起来?假如说有人能够安排这么一个活动,有若干个新左派的代表,有若干个自由主义的代表,达成某种共识,公开发表,这个影响会非常大,会实实在在地表达出一种共同的声音,让上面感觉到这才是社会真正的公约数。这个工作需要有人去做,做成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从精英们的知识和教育背景来看,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是不困难的,因为这涉及到所有对立几方的共同利益和他们生存的条件。

  张曙光:刚才提的三个共识都很好,从你谈的共识比如上下共识,恐怕情况还都不一样,有些问题有共同的,但也有不同的,比如左右共识,还有范围问题,我们现在要达成共识,比如真正和汪晖、王绍光、甘阳这些人还讲理,还好办,孔庆东这些人有时候不讲理。

  荣剑:这些人就把他们排除掉,他们不属于精英的。

  张曙光:另外,要达成这个东西,怎么去做,我提这个问题,比如上下共识怎么弄,左右共识怎么弄,这都是不一样的。

  (该发言稿在本站发布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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