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在今年5月7日半夜播出专题片《达赖集团与自焚暴力事件》，又于12月23日晚9点半播出专题片《阿坝藏区系列自焚事件真相》，这两部关于藏人自焚的中国官方说辞的宣传片，破绽百出，谎话难圆。
我不想看CCTV的谎话连篇，但要分析和研究党国是如何开动宣传机器，用其宣传攻势去扭曲藏人自焚真相，就只得看下去，而且不止一遍。另一个看的原因，是片子中披露了自焚藏人的照片和自焚时被摄像头拍到的场景——虽然极少，但非常珍贵，令人心碎的珍贵。其中一个场景是，三个藏人在偏僻的乡村道路上，在乡政府前，点燃了自己。当局的监控摄像头远远地拍下了三簇燃烧的、倏忽即灭的火苗。
那是2012年11月7日，中共十八大召开的前一天。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各莫乡，年轻的僧人多吉、桑珠（CCTV说是索朗降木措）、多吉嘉（CCTV说是尼麦若巴）一起自焚，多吉当场牺牲，桑珠和多吉嘉受重伤，被军警带走，虽然在CCTV的片子中出现过疗伤镜头，但事实上迄今未获自由，无人知晓目前状况。
不自焚，能怎么做？
王力雄
对自焚藏人遗言的统计分析显示，“把自焚当做一种行动”占最大比重；自焚在中共十八大期间达到最高峰的事实，也说明自焚者是期望以他们的行动促进西藏问题的解决。应该从中看到，对藏人来讲，自焚本身不是目的，自焚的发生，与要行动的藏人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做有关。如果有了能让每个普通藏人都可以参与的行动方式，随着步步向前得到成果，他们就不需要再去自焚。
改变民族政策、实行中间道路、争取西藏独立……这类宏大目标，皆非普通民众能够日常参与，而广泛的民众运动必须有大规模的社会协调网络，专制国家却绝对不允许建立这种网络。若没有与宏观目标同等规模的宏观协调，民众自发分散的行动只能被专制权力分头瓦解消灭。因此，缺乏这种协调的民众要么被动地等待精英包办，要么就是将“行动激烈化”——如自焚——才能让个体行动脱颖而出。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长年未获得进展，使得藏人拥护西藏独立的意识大幅增加——既然妥协不成，就战斗相向，至少还有尊严。世上没有哪个民族不愿意独立，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对中间道路，障碍只是专制政府；而对西藏独立，障碍则会扩大到十数亿汉人。专制政府的障碍可以随中国民主化消除，十多亿汉人的障碍却会因为多数裁定机制在民主化后更强。所以，我个人虽不否认民族独立的权利，但是从避免牺牲的角度出发，我不把独立视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合适选择。口号换不来独立，以藏汉力量相差之悬殊，即使付出重大牺牲，可能仍然实现不了独立。不自由毋宁死值得尊重，不死而能自由应该更好——而这正是达赖喇嘛的选择。
争取西藏独立路途遥远，争取藏人自由却可以从身边开始。达赖喇嘛提出的目标是实现西藏的真正自治，作为大目标看似渺茫，但是把这个大目标分解为诸多小目标——如从每个村庄的自治开始，就不再是遥不可及。中国现行法律规定村庄自治是合法的。虽然专制政权并不执行法律，然而把村庄自治作为目标，所需的协调网络与村民日常生活的网络相重叠，无需另建，也无法被专制权力封堵，每个村民都能参与，也都可以付诸行动。当全体村民借助村庄内部的协调网络达成共识、共同行动、并且制度化时，村庄自治也就实现。
只要小目标是从大目标分解而成的，分头实现小目标即等于在实现大目标。实现小目标的过程人人能参与，也能随时看到努力带来的成果，每个小目标的实现是向大目标迈近一点点，众多实现了的小目标集合在一起，就是迈向大目标的大步伐。
达赖喇嘛确定的目标是实现西藏的真正自治。如果一开始就要整体的民族区域自治，唯有取决于中国政府同意。而达赖喇嘛多年为此做的努力，都证明了那是幻想。但是村庄自治所依赖的协调网络是自然形成的，当局无法控制和切断，决定了村庄的自治无需当局同意，只要村民自己坚持就可以实现。权力归根结底是一个被同意的问题。村庄权力的归属取决于村民同意什么。如果村民坚持不同意当局的权力，不服从当局派遣或指定的人，只同意自己的自治，只服从自己选举的领导者，村庄权力最终就是在村民自己手中。
当然，这个过程不会没有坎坷。当局会镇压可想而知，在起步阶段会尤其会充满艰难险阻。但是村民自治符合中国法律，合法性是在村民一边，镇压则是名不正言不顺。当局唯一可以采取的有效手段是把当选领导者——村长和村委会成员——抓起来。然而那缺乏法律依据，抓了又该如何定罪？又能定多大的罪？因此相对来说，争取村庄自治面对的风险是比较小的，有基本的勇气就应该可以承受。而抓走了领导者，村庄的协调网络可以使村民马上选举出新的领导者，保证自治不夭折。当局再抓，村民再选——这正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填满监狱”之践行。这种博弈的结果，端看哪一方会先挺不住。而除非当局有足够的监狱，最后把整个村庄的所有村民全都关押起来，否则只要村民不放弃，就能一直坚持自治。
如果是很多个村庄同时这样做，先挺不住的一定是当局。得有多少个监狱才够关押那么多村民？得有多厚的脸皮才能承受由此形成的世界奇闻？这种时候，只要村庄自治有理有节地坚持，不放弃，不后退，最终当局就可能不得不让步，像他们曾在广东乌坎村做过的那样。
的确，勇气是一个关键。那些危险——汉人可以做的藏人不可以，会被扣上“分裂”罪名等……都切切实实地存在。问题在于，那是因此就不做任何努力的理由吗？除非什么都不做，否则总会有镇压。即使是自焚，不也被当局定为有罪，开始了抓人和判刑吗？不过，话说回来，藏人也有胜于汉人的优势，正是在于藏人有更大的勇气——连自焚都不怕，难道还怕村民自治所面对的镇压吗？
目前，流亡西藏为境内藏人所做的发声援、开祈福会、搞活动等，都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有没有那些，对境内藏人不构成整体影响。境内藏人最需要的，是经过充分研究和论证的理论，是经过仔细推演和实验的成熟方法，是组织和培训从事推广的志愿者团队。专制压迫使得境内藏人没有相应空间与平台，无法完成这些准备，而流亡西藏有组织，有基地，有资源，有自由，有知识，有社团和媒体、还有国际支持……达赖喇嘛一生打下的基础，正该在此时用在刀口上。而这，也正是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最有效的起步和落实。
以往西藏流亡政府一直忌讳参与境内西藏的活动，生怕被指责为操纵境内藏人与中国政府敌对。而推动西藏境内的村庄自治，却可以摆脱这种纠结，因为无论对村庄自治做什么——研究方案，进行实验，培训人员，向西藏境内推广——都是在帮助中国落实自己的法律，是与中国政府和藏区当局的配合而非敌对。当然，别指望中国政府对此感激，但至少会让它抓不住把柄，同时却能获得中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因为他们也在争取同样的自治。
从推动西藏境内的村庄自治入手，另一个好处就在这里——因为被分解的小目标无需直接针对宏大的民族议题，每个村庄的自治只是针对本地具体问题，从而就可以绕开最易被操纵也最易形成对立的民族主义分歧。对乡村自治的共同追求与对权益的共同维护，会使藏族民众与汉族民众联合起来，汇集成融为一体的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藏人由此能够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支持，也使汉人民众由此参与到争取西藏自由的斗争中。这既会有助于藏地实现乡村自治，扩大藏人的自由，也会为中国民主转型后解决西藏问题，铺垫相互理解和彼此的感情。
真正的自治正是应该从基层开始。如果藏地多数村庄都实现了真正的自治，从村庄自治到地方自治再到民族区域自治，只是规模不同的组合与层次提升——一个乡镇的多数村庄实现自治，当选村长们组成乡镇自治委员会，进行决策，选举乡镇长，实现乡镇自治；一个县的多数乡镇实现了自治，再由当选乡镇长们组成县自治委员会，进行决策，选举县长，实现县的自治……直到实现民族区域自治。这种进程的整体完成当然少不了历史时机，也取决于全中国的民主进程，然而村庄自治正是这个进程的起点与基础，而且是眼下就可以开始进行的。
2012-12-17
【此文发表于《阳光时务周刊》总第0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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