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十年前已經逐漸邊緣化的左右激進主義思潮，在現實生活中開始重新崛起?這與中國強國家—弱社會的結構特點有關。在改革中期，這一體制的劣勢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概括而言，它導致了中國的改革陷入了五種困境。
威權庇護網結構與威權自利化的困境
在中國的強國家—弱社會結構裡，官員腐敗可以借助於權力庇護網結構而如虎添翼。這種權力庇護網結構的特點是，腐敗官員在他們執掌的權力與黑社會之間，形成勾結起來共謀利益的關係。權力結構中的上下級之間，形成恩主庇護—扈從效忠關係。保護人、效忠者、黑社會分子等以腐敗官員為中心，形成依附性的四環結構。這種威權庇護網支配的環境裡，腐敗行為的收益極大提升，違法犯罪成本與風險極大降低，於是腐敗會越演越烈。
利益壟斷造成的貧富兩極分化的困境
如果不存在著國家幹預，單純的市場經濟的自由放任，本身就存在著這樣一種趨勢，即擁有資本、技術、知識與權力者，要比沒有這類稀缺資源的人們，更容易在市場條件下得益。自由放任的市場條件下的貧富分化，是競爭性市場經濟的自然現象。在強國家—弱社會的體制下，權錢勾結導致社會不公現象，難以受到自主的社會力量的有效監督，有權勢的政府官員與在權力保護下獲得巨大利益的企業家，兩者容易形成權錢交易的互利關係。政府的強勢使這一體制最關鍵的因素即有權階層與財富階層之間的分利性結盟關係難以被社會衝擊。
中國模式下的兩極分化，是以這種分利集團與失利和低收入的普羅大眾之間的收入不斷拉大的剪刀差為基礎的。
高額稅收造成的國富民窮困境
中國屬於強國家—弱社會體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強大動員能力來發揮其稅收潛力，來實現強化行政力量的目標，而民間社會對此的制衡能力很弱。
根據陳志武教授的研究，去掉通脹的因素，從1995年到2010年中國政府的預算內的財政稅收累計翻了10倍，而城鎮居民收入只增長2.2倍，農民收入只增長1.7倍。貧富差距的拉大，不但中低收入者處境困難，而且連中產階級都有可能因房價猛漲而走向貧困。
面對這種消費不足產生的矛盾，政府沒有從治本上下工夫，而是利用強國家雄厚財力，用巨額投資拉動國營經濟如高鐵事業，由於此種投資拉動難以見效，一旦拉動不下去，也只能是印鈔票一途，老百姓勢必進一步成為通貨膨脹的受害者。
國有病困境
在強政府—弱社會體制下，當政者有一種強固的觀念，即認為國企是國家安全與體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強化並向國企利益傾斜的政策，從政治穩定的角度來說，都被認為是大方向正確的。國企的非經濟思維(即從政治角度來考慮經濟決策)特點，使原來已經嚴重的國有病更是雪上加霜，社會上人們普遍對國進民退的趨勢產生憂慮。某些國企壟斷公司大堂裡的吊燈動輒數千萬元。2011年中石化煉油業務虧損374億元，而職工費用增幅超過23%。從中也可以看到國營壟斷性企業所造成的實際上的嚴重社會不公。
國有病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上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有權勢的政府官員與權力保護下獲得巨大利益的企業家，形成壟斷性的利益集團，雙方結成權錢交易的互利關係。他們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額利益，另一方面，高房價又使中產階級與普羅大眾財富積累困難，這就形成中國模式下的兩極分化。
社會創新能力弱化的困境
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強國家—弱社會模式下，由於公民社會缺乏，原先由社會承接的社會功能，如教育與文化，均由強勢國家包下來。國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傾向性，這就使中國的教育、文化等社會精神文化建設方面，受制於行政化官僚約束，而且在強國家體制下，行政官僚體制以政權穩定為主要追求目標，這就會以種種方式來抑制社會自主性的發育。
因為公民社會的缺乏，民間文化缺少自組織的力量，處於一盤散沙的局面，文化的自生長性沒有發育起來。這種局面是不利於文化建設的。我們目前的世風日下、家庭倫理危機、誠信危機、道德危機，並不是因為政府宣傳得不夠，而是因為社會自主領域本身整合人的精神和倫理的系統，並沒有充分地發展起來。
在缺乏改革氣氛的文化裡，甚至可以說，官僚體制具有一種逆向淘汰機制。官場會自動地排斥一切具有變異能力的人物，官僚制歷來是一個大染缸，把有思想有創新意識的人統統清洗出去，把官場中的人們染成同樣的顏色。體制往往不需要那些有遠見卓識或雄才大略之輩，在官僚體制內最具有適應能力的，正是這樣一類人物：只顧眼前、不管將來;只打官腔、不表真情;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胸無大志、得過且過;知難而退、有所不為。
可以認為，改革中期陷入的五大困境是強國家—弱社會體制的結構性弊端的表現。這些體制固有的弊端，如果在一個有效的社會多元制衡的情況下是難以產生的。
清華大學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一些本來是市場經濟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絕大多數並不會形成對政權和基本制度框架的嚴重威脅，但近些年來，有關方面產生了嚴重的誤判，形成了一種不穩定的幻象。它將社會的大小事都與穩定聯繫起來，動員社會資源進行全方位維穩，用‘維穩’的理由拒絕實質性改革，僵硬的維穩思維以及大維穩模式，最終結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會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變為對體制的懷疑和怨恨。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間階級由於經濟蕭條而更加困難，農民向中間階層發展的動力與管道受阻。上述五大矛盾不斷積累與升級，社會不滿情緒必然會刺激強化左右激進主義思潮的進一步膨脹。這正是近年來原先已經被邊緣化的極左派與西化自由派發出越來越強勢的聲音的原因。
由於長期以來，公民教育缺位，公民文化無法經由公民社會的培育而逐漸在公共空間裡形成，由於公民缺乏在社會場所來學習民主經驗，無法在現實生活中形成契約精神、妥協合作與寬容政治態度，學會對多元性的容忍，其對政府不滿的反應態度，勢必充滿了民粹主義的情緒，社會上確實也出現了種種悲憤、激昂甚至暴戾之氣。由於矛盾積累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會不斷累積成為總爆發的能量。對這種前景的擔憂，又會加強剛性維穩的路徑定勢。
從新權威主義向民主政治良性發展，需要以下條件配合才能實現：第一，從制度層面看，制度創新速度快於腐敗速度，法制對社會整合起到較大的影響;第二，從社會經濟層面看，社會下層向中產階級化發展的過程較為健康，有足夠的參政空間與市民社會支援民主的政治發展;三，從政治文化層面，公民在威權體制下受到相當程度的民主訓練，這就為以後實現民主政治提供了社會化的條件。
在保持執政黨執政地位的歷史連續性與正當性的同時，保持政治穩定下的社會多元化，從多元化的成果中來吸取政治穩定的社會資源，使中國可以漸進地走出威權主義。正因為公民社會與社會自治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國家不應該是公民社會的對立面，而應該是培育公民社會的園丁。
Source：http://www.iceo.com.cn/shangye/62/2012/0919/2576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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