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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原版封面】
打、砸、抢
红卫兵没收和破坏私人财产，侮辱他人人格，甚至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除此之外，他们还在破坏公共财产。谢富治后来对清华附中的学生们——其中有部分最早的“红卫兵”——说“毛主席经常问我们，为什么中学生的破坏性那么大，为什么他们会破坏公共财产。我们答不上来。”文革结束之际，北京 6843 处经官方认定为“有文化或历史意义的地方”，有 4922 处被摧毁，其中大部分发生在 1966 年的 8、9 月间。紫禁城(故宫博物馆)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是因为周恩来得到了风声，知道红卫兵打算去冲击那里。8 月 18 日，他下令关闭了宫门，下令北京卫戍区派部队保护；8 月 28 日，他告诉一个庞大的学生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著名的“一司”），由汪东兴的女儿领导——的代表，故宫、人民大会堂、广播电台、报社、机场是绝对不准他们踏足半步的。周接着试图向全国下达指示，把一大批单位列入保护范围，并将该指示一直下达到县团级，但是，此举被毛否决。9 月初，周再次做出努力，他起草了用于限制红卫兵行为的十条准则，然后征求了一些老干部诸如陶铸、李富春、陈毅和文革干将诸如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各方意见。老干部们表示支持，文革干将们表示反对，于是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一个月后，周被迫阻止一个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行动，他们要把北京的名字改成“东方红市”，把天安门前的石狮雕像和华表撤掉，代之以毛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英雄人物的铜像。11 月中，周又把钓鱼台国宾馆、国防部、公安部、外交部、国家计委增列为受特别保护的地点。
在遭到破坏的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中，最著名的也许要算是山东省曲阜县的孔庙，火车从北京开往那里大约要 10 小时。1966 年 11 月，大约 200 名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在谭厚兰——一位在大学脱产进修以提高学历的年轻女干部——的带领下抵达曲阜，宣称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彻底砸烂孔家店”。离京前，谭和其同志们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接触。陈伯达本人得知他们的计划后，批示孔坟以凿开挖掉，但是他对烧毁孔庙及其设施表达了谨慎的态度。陈不反对焚烧纪念碑，但同时据说他“不提倡捣毁汉代石碑”。北京师生在曲阜逗留了 4 周，他们联合了当地民众以及曲阜师范学院志趣相投的学生，共同捣毁了 6618 件登记在册的文物，包括 929 卷古画，2700 多册古籍，1000 多块石碑，2000 处坟墓。
他们组织当地群众召开大会批判孔子，批判孔子的教育哲学等等。在一次大会上，当地一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说道：
用孔子的思想“哺育”出来的，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剥削人、压迫人、残害人、侮辱人的孬种坏蛋。提出用孔子的思想“教育”人，就是要培养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培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地主资本家进行资产阶级复辟招兵买马。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谭厚兰及其同伙回北京后，听到的传言是：他们的破坏行动效率不高，并不彻底，“只不过是动静弄得挺大，没有充分的动员群众”。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名成员当着一名批评者的面，为他们辩护道：“什么叫做‘只不过是动静弄得挺大’？这已经是不小的成绩了！”
首都之外的破坏行动就更加离奇了，8 月 27 日，山东 3 所中学的红卫兵捣毁了 19 世纪文化英雄武训的坟墓。武训是一个不识字的乞丐，他把捣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来资助办学。1950 年代初，中共的理论家抨击武训不反皇权，“宣扬封建文化”。红卫兵掘出武训遗骸，带到附近的公共广场上，召开群众批判大会，最后将其捣毁焚烧。在海南岛，明朝被“罢官”的清官海瑞的坟墓也遭到毁坏。
今日不为人们大加承认的是，至少对部分公共财产的毁坏活动是有组织的，是得到官方支持的，有的当地政府就是同谋，有的中央领导人负有直接责任，如周恩来。例如，广东省佛山市政府就下达过以下命令：
因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为适应破四旧的要求，决定撤销 1962 年公布的市内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经堂右寺”、“水上关帝庙”、“南泉右庙”、“郡马祠”等四处。从发文之日起不再作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各单位与文化局订立的保护文物和约同时作废。
一个国营电影摄制组甚至陪着一群红卫兵，为后人记录下了他们在北京西山的一处寺庙内捣毁佛像和香炉的行为。
1966 年秋，红卫兵的破坏也让公共图书馆蒙受了浩劫。不过相比于 1966 年后国家裁减经费，对图书馆几乎不闻不问，在匆匆流逝的运动中损失的图书并不多。到文革结束之际，中国 1100 处县级或县级以上的图书馆，三分之一已经关门，仅在辽宁、吉林、河南、江西、贵州五省，就有 700 多万册图书遗失、失窃或者毁坏。
中央文革小组在报刊上催促红卫兵行动。8 月 27 日，《参考消息》用毛的话语“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作为头版报道的标题，大意是“美帝国主义者竭力攻击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第二天，该报头版左上角的“每日语录”引用的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第二篇报道引用美国报刊的话，说中共的新“暴政”一点也不新，阿道夫 希特勒早就尝试过了。在随后的日子里，《参考消息》还断断续续地提到，蒋介石、陈立夫、《真理报》、梵蒂冈把红卫兵比作 “野兽”和“疯狂肆虐的畜生”。
随着对破坏可能已经过头的批评声开始抬头，《参考消息》立即翻译了另外一种外国消息。9 月，该报刊登了一篇来自东德的电文，标题是“《新德意志报》在京记者承认：中国对于历史文物进行了恰当的保护”。 到 11 月，已经找不到“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新闻通讯社早先对红卫兵肆意破坏行为的哀叹了，取而代之的是法国、日本客人最近访问中国后的记述，其标题称“中国的古代工艺品得到了完善的保护”和“红卫兵保护文物”。
遣返或屈辱
那些具有“坏”的阶级背景的公民，如果只是其财产被没收、失窃、捣毁，那还算幸运的。有些城市居民被赶出家门，强行遣回原籍。北京红卫兵在一张传单中说，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的首都更纯更红，干干净净地迎接我们第十七个国庆节”。
在北京和外地，红卫兵和各地当局在遣返过程中进行着默契的合作。在首都 ，这一计划是由一个叫做“西城纠察队”的红卫兵精英组织实施的，该组织在物质上和政治上得到了国务院秘书厅和北京市当局的支持，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其成员的父辈和祖辈是身居要职的干部。向“西城纠察队”提供资助的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该部门负责向中国的“民主党派”和官方的“群众团体”提供资金。
“西城纠察队”曾有自己的办公场所，还有供他们随意支配使用的两辆政府提供的卡车、两辆吉普车、一辆摩托车、大量的自行车和手提式扩音器。
外交部部长陈毅的儿子是“西城纠察队”的领袖之一。1967 年 1 月，在北京的学生当中流传着一个谣言，据说他由于担任“西纠”领袖时的“过度”行为而被判处死刑，因为没有达到法定年龄，所以被处以缓刑。他的父亲虽然态度勉强，但他属于中央内赞同遣返政策的那一派，8 月 30 日他告诉 红卫兵：“遣返‘黑五类’很好，但是红卫兵要联系当地的派出所，不要让遣返人员去送死……有人说我为‘黑五类’说话，那不是我的意思。”
党员们受到巨大压力，他们被迫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支持遣返，他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而并不是总能获得成功。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位基层干部眼睁睁看着自己患病的母亲被赶出京城，后来在去河北老家的路上自杀了——在1949 年前她们家是那里的地主。尽管她没有一句怨言或抗议，只不过在与同事提及目前自杀一事时些许有些悲哀，而这位同事的母亲也被列入了遣送的最后大名单。但是，她的这一行为已经足以使她所在的党支部指责她为“为其地主分子目前喊冤叫屈”并“与地主母亲划不清界线”。对党的政策表示怀疑，就是站在了“反动立场”上。
在基层，能够接触到“地、富、反、坏、右”名单的党的积极分子、警察、居民委员会更积极支持遣返。在许多情况下，对于那些具有红五类身份(工 人、贫农、军人、革命干部、烈士亲属)而又住房狭窄的市民而言，遣返是给自己和亲属增加住房面积的方便法门。从 8 月 18 日到 9 月 15 日，大约有 77000 名市民被撵出了首都，占北京城市人口的 1.7%.其中有约 3 万人不过是“牛鬼蛇神”的配偶或子女。同一时期，在整个中国，大约有 39.7 万名城市“牛鬼蛇神”被遣送回农村。
至于高层的“修正主义分子”，等待他们的是另外一种命运：在数万名声嘶力竭的红卫兵面前定期接受羞辱。这样的场面经常是由中央文革小组煽动起来的、其领导人会当场发表讲话的政治戏剧，目的是激起青年人对所谓毛的敌人更大的仇恨。在国家电影摄制组拍摄的纪录片中，数万人聚集在一个体育场内，高呼口号，挥舞拳头，受辱的“修正主义分子”脖子上挂着牌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者某某”)，被迫屈膝跪倒，受到粗暴的对待、忍受着肉体上和语言上的凌辱。
从 1967 年 4 月 23 日到 10 月 27 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一个人就批准在北京召开100 多次市级的群众大会，对下台的中央和北京党政高级干部进行批斗，包括彭真(被斗 53 次)、彭德怀和其它许多人。一个城区，一个工厂，甚至几所大学联合起来，都能组织批斗会，这些小规模的群众大会在北京一地就有数千次。从1966 年至 1967 年间的冬天开始，这一套模式传边了中国。
1966 年 12 月 12 日，北京代市长吴德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一场由许多学校的红卫兵联合组织的大会。当天，组织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首选的会场)内塞入了 12 万名红卫兵和支持者(工人体育场的设计容量是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二)。从东北调到北京的吴德长期在党内任职，他斥责从前的上级和同事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群众高呼口号后，他继续说道：“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今天，把他们揪出来，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那个场合被揪出来“批斗”的 10 多个党内“渣滓”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党政机关的前任领导人，包括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吴晗。
1967 年 4 月 10 日，蒯大富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组织，在中央当局的通力合作以及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的后勤支持之下，在校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以及 300 多名所谓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在会上受到公开羞辱，据估计有 30 万好奇的看客到现场观看。
（未完待续）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10/14/mao_last_revolution_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