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21日，星期六。订阅《纽约时报》的美国民众拿到报纸，浏览头版标题时，看到一篇特别报导。这篇前一天发自印度新德里，题为“藏人在拉萨与中国人交战”的报导首次披露了拉萨发生的事件。 当美国人看到这篇报导时，事情已经发生了整整十一天， “拉萨事件” 已经演变成了“拉萨战役”。
关于这个事件的中心人物达赖喇嘛，报导仅说“西藏统治者达赖喇嘛去向不明”。不过， 就在《纽约时报》的读者们阅读报导的时候，达赖喇嘛正在一座名叫宗确辰耶的小寺庙里宿营。他与家人，经师，以及部分噶厦政府成员等离开拉萨已经四天了。当时未满24岁的达赖喇嘛很可能并没有想到，此一去，就是整整半个世纪。
50年前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这个历史事件，经过各种有意无意的渲染和加工，几乎变成了一个“当代神话”。即便是“神话”，汉藏两族也有不同的版本。
汉人中流传着两个主要版本。国人私下流传的是“让路说”：毛泽东宽大为怀，给达赖喇嘛让了一条路，任他借道山南逃亡印度，否则他插翅难逃。对外的版本则是“劫持说”：拉萨发生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叛乱，叛乱分子选定3月10号这天动手，解放军忍耐了十天之后，奉命向妄图分裂祖国的反动分子还击，反动分子溃逃之时， 将达赖喇嘛劫持到印度。这个版本至今还在流传。
藏人中流传的版本说的则是“红汉人”试图绑架达赖喇嘛，但是各路神灵纷纷相助，达赖喇嘛在众目睽睽之下神不知鬼不觉走出罗布林卡宫，之后的两个礼拜里，大多数日子空中乌云密布，遮挡了飞行员的视线，因此，“共产党奈何不了观音菩萨”，达赖喇嘛一行成功进入印度，藏民族的文化血脉得以域外保存。
两个版本都是对这个西方记者称之为“世纪大事”的事件作出的不同解读，汉方偏重宣传，藏方偏重宗教。然而，历史即非神话，也非宣传。在对历史事件解读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1959年3月，拉萨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
关键一周
1959年3月10号早晨， 达赖喇嘛一如往常，早晨5点起床去小经堂打坐。打坐之后，他神清气爽，照常去花园散步，享受清晨的宁静。可是，走进花园，他隐隐听到宫墙外传来喊叫声。达赖喇嘛匆匆走进宫室，派人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出去的人很快回来，向他报告拉萨民众正从四面八方涌向罗布林卡，说是要阻止达赖喇嘛去军营观看预定的演出。
“拉萨事件”就此拉开序幕。
从目前已经公布和出版的各种史料中可以看出，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并非如我们一向被告知的那样，是一个在美国和印度情报部门精心策划下，早有预谋的事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件的发生有一个过程，在此期间，各种异乎寻常的因素综合在一起，双方沟通不良，相互猜疑，对局面都有误判，加上一方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高度警觉，长期以来把任何不同意见都当作“反动派”来对待；而另一方则是民怨长期积累，借着“达赖喇嘛看戏”这件小事突然爆发。关于事件的导火索，仁夏加先生在他的著作《龙在雪域》中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此处不赘。
“拉萨事件”爆发时，拉萨，乃至西藏地区是什么样的局面呢？
当时拉萨城外住了大批康巴难民，“四水六岗”，即康巴游击队，在山南活动，山南许多地区在康巴游击队的控制之下。张经武和张国华都不在拉萨，拉萨的工作由政委谭冠三负责。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两名电报员阿达和洛泽虽然已经回到西藏，并且根据CIA的指示去过拉萨，设法见达赖喇嘛，但是侍从长帕拉担心他们惹来麻烦，不肯让他们觐见。二人于是离开拉萨，去山南找四水六岗卫教军总指挥贡保扎西。拉萨事发之时，他们远离拉萨，3月25日才在加里宗的巩多江加入达赖喇嘛一行，并与CIA取得联系。 而贡保扎西本人那时在山南某地，对拉萨的事一无所知，他得知“拉萨事件”的时间跟美国民众得知的时间差不多，还是从印度电台的广播里听说的。不过，四水六岗那时候已经化整为零，一支约50人左右的小分队就驻扎在离拉萨不远的贡卡，守着藏布江的渡口。正是这支小分队，在达赖喇嘛一行出走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拉萨有两套政府班子，一套是噶厦政府，另一套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噶厦政府的两名司伦已经被迫辞职，达赖喇嘛没有指定继任者，噶厦政府差不多等于半瘫痪。这两套政府班子中，筹委会根据中央的指示坚持“大权独揽，集体领导”的原则，但是有些工作，比如拉萨市的治安，以及一些不得人心的事情，依然责成噶厦政府执行，这两套班子各有作用，但是都无法掌控全局，而普通民众则对这两套班子都不信任。换句话说，西藏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
“拉萨事件”中有一点常常被忽略，即民众的愤怒并不仅仅指向中方，同时也指向噶厦政府。当时包围罗布林卡的民众除了高喊“中国人离开西藏”之类的“反动口号”之外，他们也对出入宫殿的噶伦们呼喊“不要拿达赖喇嘛换大洋”，“达赖喇嘛比一袋大洋更宝贵”等口号。民众认为是噶厦政府的无能使得达赖喇嘛被架空，如今当他面临危险，噶厦政府却无力保护他。正是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民众才觉得自己必须挺身而出。同样的原因使得噶伦们反复劝说民众离开，可是无法奏效，民众在现场推选了自己的领导人，根本不听噶伦们的话。这就是历史的诡异之处，包围罗布林卡事件以惨烈的结局告终，却是普通藏人打破西藏权贵对政治事务的垄断，直接参与政事的开端。
大规模的群众事件一旦爆发，其走向往往很难控制。事件爆发之后，各种力量纷纷浮现，各有各的目标，各有各的策略，形成不同的层面。最外层的是那些直接参与者，他们的目标通常很简单，也很直接，然而，真正左右事件走向的，往往并不是他们。“拉萨事件”亦如此。当成千上万的拉萨市民，三大寺的部分僧侣，以及住在城外的一些康巴难民涌向罗布林卡的时候，各种力量随即开始幕后的运作。
发生在3月10日到17日这关键一周内的幕后运作，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打”与“逃”的秘密部署
3月10日一早，大批拉萨民众涌向罗布林卡这件事，双方都是措手不及。民众的愤怒剧烈爆发，很快出现暴力行为。为了消弭事端，安抚群众，达赖喇嘛宣布取消去军区礼堂观看演出，劝告民众离开，并且派三位噶伦去军区，当面对谭冠三解释。当天谭冠三将军给达赖喇嘛写了第一封信，达赖喇嘛次日遣人送去答复。今后的几天里，双方你来我往，各写了三封信，直到3月16日为止。1959年3月29日，也就是达赖喇嘛进入印度的两天前，新华社发表了这些信件，作为达赖喇嘛被劫持的证据。 新华社评论员当然不会说明，这些信件不过是双方拖延时间的表面文章。
事发突然，双方都不得不根据各自的判断迅速作出决策。事发几个小时后，西藏工委即电告中央。次日，工委再次向中央电报事件的发展，并且提出“从一系列情况看来，反动分子当前的主要阴谋是设法劫走达赖。而达赖被劫走有可能也确实是存在的。”这个判断成为“劫持说”的开端。
3月11日夜晚，中央给西藏工委指示：“西藏上层公开暴露叛国反动面貌，是很好的事，我们的方针应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乱的理由就更为充分。中央军委正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平乱行动，要看形势发展才能决定。”也就是说，“拉萨事件”的次日，中方已经作出了“军事行动”的决定，何时展开这一行动只是时间问题。接下来的几天里，中央军委给西藏工委一系列有关军事行动的具体指示。毛泽东当时在武昌，他在“拉萨事件”爆发的第三天，即3月12日，就明确指示西藏工委“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的策略，指出这一策略的三个目的是“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引诱敌人进攻”。
为什么要“引诱敌人进攻”呢？因为毛泽东希望借此机会大打一仗。他具体指示谭冠三：“如果敌人进攻时，在初期，不要多杀伤，更不要出击，最好使他们先得一些小胜利，使他们感到驱汉有望，才有大打一仗的可能，否则只会小打一阵，（使他们）仓惶逃走，当然这样也不坏，但是不如争取大打一仗为更有利”。也就是说，就在谭冠三与达赖喇嘛信件往返的那些天里，中方在暗中进行周密的军事部署。 从这些文件里不难看出，“拉萨事件”到“拉萨战役”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无法避免的，武装冲突迟早会发生。毛泽东的指示中还提到：“他们逃走时，我以为我军一概不要拦阻，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日后流传“让路说”的依据，就是这封电报。
1950年，15岁的达赖喇嘛仓促亲政，实际上是“临危受命”。他登基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避难亚东，随时准备逃亡印度。当时他面临几个选择，一方面是他在印度的哥哥催促他尽快离开西藏；另一方面是三大寺的堪布和噶厦政府请他尽快回拉萨安定人心，同时，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将军正在前往亚东的路上，要与他面谈。1951年，年方十六岁的达赖喇嘛与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会面。会面之后，达赖喇嘛几乎是立刻做出了返回拉萨，与中央政府合作的决定。他希望通过努力，能够为西藏争取到十七条所规定的自治。
五年的合作却使达赖喇嘛深感失望。他觉得自己留在西藏已经毫无意义。1956年，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时，他的二哥嘉乐顿珠通过印度情报局长穆利克，向尼赫鲁总理提出了达赖喇嘛避难的请求。不过，在尼赫鲁劝说和周恩来的允诺下，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在此之前，康区和安多地区的决策层不顾当地的具体情况，以民主改革的名义，按照汉地模式进行土改，并对当地大批移民，激起藏民反抗，烽火波及噶厦政府管辖之下的西藏地区。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时，西藏各地狼烟四起，谁都不知道局势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达赖喇嘛陷入两难境地。他虽然不支持康巴人的武装反抗，但是也不愿意派藏军去镇压同胞。那时候，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公路早已经修通，机场也已建成。对毛泽东来说，西藏不再需要小心翼翼地去“经营”了，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存在已经变得碍手碍脚。 在这样的情况下“打一场大仗”，彻底摆脱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显然“为更有利”。因此，从3月10日到20日这十天里，中方并非“忍耐”，而是“部署”，拉萨注定要经历一场大战。
但是，对于藏人来说，达赖喇嘛不仅仅是布达拉宫里那位未满24岁的年轻人，他还是西藏历史的延续和宗教的象征，他的安危关系到西藏的命运。因此，无论是对噶厦政府，还是对普通民众来说，达赖喇嘛的安全是头等大事。四水六岗的军规里，有一条是没有批准不得进入拉萨，就是担心一旦在城里打起来，危及达赖喇嘛。因此，当形势越来越紧张时，噶厦政府成员们要做的，就是确保达赖喇嘛的安全。在当时的情况下，噶厦的应急措施是公开向民众发枪，暗中则准备将达赖喇嘛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区，也就是解放军尚未完全控制的山南地区，到了那里之后再与中国方面交涉，万一交涉不成，别无出路，只能去印度。
于是，达赖喇嘛的侍从长帕拉和噶厦政府成员们，开始秘密进行准备。
出走日期和路线的选定
1959年的藏历新年，理塘人贡嘎桑天驻在贡卡地区一个叫察德宗的地方。他是四水六岗卫教自愿军之下，一支小分队的三名负责人之一。四水六岗是20多个部落人马的松散联盟，各分队基本上由本部落的人员组成。贡嘎桑天手下有个名叫洛桑益西的20岁年轻人。洛桑在14、5岁时就被送到北京去学习，五年后，他毕业返藏，却参加了游击队。他偶尔会去拉萨，跟部分噶厦成员秘密联系。
新年过后的某天，附近村庄的三位老者来见贡嘎桑天。其中一人告诉他们说，他们村里有人刚从拉萨回来，说是罗布林卡出事了。他们觉得不大对头，应该通知四水六岗的人，一旦拉萨事急，多少有点准备。
贡嘎桑天听说此事之后，立即召集小分队的几名领头人开会，同时派人去四水六岗设在洛卡的总部，请求进入拉萨打听消息。信使出发后，贡嘎越想越不放心，怕信使往返耽误时间。他决定不等总部批准，先去拉萨看看再说。次日黎明前，贡嘎带着洛桑益西和一个名叫旺楚茨仁的年轻人，策马飞驰罗布林卡。渡河耽误了一些时间，他们只好派人先行通知几位噶伦，要他们在距离罗布林卡不远的河边见面。次日，他们赶到拉萨，与三名噶厦政府官员会面。贡嘎桑天向政府官员们表示，如有必要，他们分队愿意护送达赖喇嘛前往他想要去的任何地方。在这次会面中，他们商讨了达赖喇嘛出走的路线和日期。
在他的回忆录里，贡嘎桑天没有说明这次会面的具体日期。根据其他资料推测，应该是在3月14日前后。此时，拉萨的形势已经十分紧张，几位噶伦已经开始秘密做逃亡准备，并指定达赖喇嘛的侍从长帕拉具体执行。
帕拉当即做出两个重要的决定。第一个决定是派人去山南寻找阿达和洛泽， 通知他们达赖喇嘛有可能出走印度，要他们立刻启程去拉萨。由于阿达和洛泽一直处在游动状态，信使六天后才找到他们。当时二人完全不知道拉萨的事。得到消息后，阿达立即向CIA报告，得到的指示是马上去拉萨。但是，事情发展的速度显然超出他们的预期，他们两人后来是在隆子宗见到达赖喇嘛的。
帕拉做的另一个决定，是派一位僧官去印度领事馆 ，向领事齐巴说明，一旦情况紧急，达赖喇嘛有可能不得不出走印度， 请齐巴向印度政府报告。齐巴希望得知达赖喇嘛的出走路线，以及进入印度的地点。帕拉答复说具体细节尚未最后决定，只是为了谨慎起见预先说明。齐巴据此电报印度政府。后来，印度总理尼赫鲁说， 3月14日他收到来自拉萨领事馆的电报，应该就是传达这个讯息的。五天后，齐巴收到印度政府的回电，同意达赖喇嘛避难的请求，但那时达赖喇嘛一行已经离开拉萨，去向不明，讯息无法传递。
接下来帕拉要做的就是安排骡马，口粮，决定出走人员，安排藏军守卫渡口等等细节，为了确保达赖喇嘛饮食的安全，甚至专门携带了厨具。这一切都是在极端保密的状况下进行的。保密的对象不仅是中方，同时也对民众保密。当时民众情绪激昂，对噶厦政府官员完全失去信任，进出罗布林卡的车辆都会被搜查，防止达赖喇嘛被送到军营里去，甚至连信使进出都很费周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达赖喇嘛出走的消息走漏出去，结果可想而知。
拉萨一片混乱，民众有的上街游行，有的守在罗布林卡宫外。噶厦彻底分裂，噶伦们有的躲进中方军营，有的躲进罗布林卡宫，已经失去政府功能。民众代表虽然推选出领导人员，但是并没有统一指挥和具体安排。在那样无序的状态下，唯一安排周密，而且最终成功实施的，大概就是达赖喇嘛出逃的计划了。
走出罗布林卡
虽然一切基本就绪，然而，是走是留这个最后的决定，还得由达赖喇嘛本人来做。可是，达赖喇嘛却迟迟不下决心。拉萨的形势已经相当紧张，解放军增援部队进城，重武器运达拉萨等消息不断传来。消息在人群中传播，民众的情绪更加激昂。 达赖喇嘛焦虑不安，感觉自己宛如坐在两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中间。他一次又一次降神，请求保护神的指示，几次得到的指示都是“留下”。他希望还能劝说民众离开，以避免巨大的生命损失。但是，民众不肯离开。
3月15日，达赖喇嘛收到谭冠三送来的第三封信。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解放西藏史》中披露，这封信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前一天亲自拟定，以谭冠三的名义送交达赖喇嘛的。毛泽东为这封信做了批示，明确指示“这些信，准备在将来发表。”
不过，后来发表的信中，并没有包括附在邓小平/谭冠三信中的另一封信，即阿沛·阿旺晋美写给达赖喇嘛的信。信中告诉达赖喇嘛说，和平解决危机已无希望，解放军已经采取严密措施，防止他出逃。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最好回信告知谭冠三他所在的具体位置，这样炮手就会避开他的宫室。达赖喇嘛的回信没有说明他所在的地点，但是答应几日后设法秘密去军区。阿沛·阿旺晋美在《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发表的“谈1959年‘3月10日’事件真相”一文中，只字未提这封信。《解放西藏史》中未提阿沛·阿旺晋美的信，却提到达赖喇嘛给阿沛的信，但是没有公布内容。
在达赖喇嘛和几位噶伦看来，谭冠三的这封信无疑是一份最后通牒，而阿沛的信则道明了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可是，直到这时，达赖喇嘛仍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3月17日下午，达赖喇嘛再次降神。这次，处于迷狂状态的国家神喻洛桑吉美突然高叫“走！走！今晚！”话音刚落，宫墙外传来两声巨响。两发炮弹落在罗布林卡北门外的沼泽中，仿佛是大战即刻降临的信号。 达赖喇嘛别无选择，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1959年4月27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在驳斥尼赫鲁总理会见达赖喇嘛之后发表的谈话时，坚持“劫持说”，至于那两发炮弹，评论员说那不过是“劫持达赖喇嘛的叛乱分子向达赖喇嘛任意编造了一个恐吓他的谣言”，间接否认有人朝罗布林卡开过炮。阿沛的文章也没有提到这两发炮弹。直到49年之后，《解放西藏史》中才提到，3月17日下午3时许，一个名叫曾惠山的运输站民兵兼经济警察，“违反军区规定，擅自用60迫击炮向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还击了两炮。炮弹落在罗布林卡以北围墙外二三百米处。这两发炮弹，立即成为西藏反动上层挟持达赖出逃的口实。”
《解放西藏史》没有提起1959年3月20日“中央关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布等问题给西藏工委的指示”。这份只公布了“节录”的文件指示西藏工委：“……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分子挟持达赖。这对打击敌人利用达赖名义号召群众叛乱，可能有些好处。”
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的谋略，都改变不了历史的走向。
1959年3月17日夜晚近十点，达赖喇嘛走进供奉他的保护神大黑天的经堂。 几名僧侣正在念经，没有人抬头张望。在安详的颂经声里，达赖喇嘛走到保护神像前，献上一条哈达，以示告别。然后，他坐下来，翻开一本经书，恰好翻到佛陀有关“提高信心和勇气”的教导。
达赖喇嘛回到卧室，换上黑色藏袍，戴上一顶绒线帽。走到院子里，他摘下眼镜揣进衣袋，接过一名卫兵递给他的步枪，扛在肩上，跟着两名卫兵走出罗布林卡宫，穿过人群走向拉萨河，背影渐渐消失在昏沉的夜色之中。
从那天起，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名词：西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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