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就对诺贝尔和平奖和文学奖没了兴趣。这个曾经具有巨大公信力的奖项被西方那些没有大脑、良心也渐渐在被政治利益权衡所蚕食的左派们糟蹋成一个又一个笑话。所以，这次莫言的获奖我无话可说。当我读到莫言亲口说的一段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队。贝多芬昂首挺胸，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话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后，我也没有说法——这才是莫言。
使我不能淡定的是有人的如此阐释：“莫言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为什么对着国王的仪仗行礼反而需要勇气？也许因为在艰难时代长大的他，深知驯服中藏着牺牲与妥协的意味，而这同样需要勇气——战胜自己的骄傲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像一颗种子从岩石缝里长出来，渐渐长成树，他不会让自己轻易跌下悬崖。”（宋石男《莫言：沉默者的胜利》）
活着的，除了那两千万，谁不是在“艰难时代”里苟活？童叟无欺地苟活。几千年的专制，尤其是把“帝制”修饰成“共和”的近百年，中国大地的上空哪一天不是驯服的皮鞭遮蔽？牺牲尊严、人格、伦理的过程从痛苦变成麻木，从麻木到拱手，从拱手到四肢跪地······正是我们早已被训练成“深知驯服中藏着牺牲与妥协”就意味着能活下来的动物精神，“鼓舞”着驯服者——他们有足够的自信和手段把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打造成世界上最宏伟的“动物庄园”。我们都像狗那样，有家园的只是搭建在主人前庭后院某个角落的狗窝而已，如浮萍，随时会被风遣散或者干脆沉水底。而丧失家园的其生存状态甚至不如一条野狗。这样的国家屁民如果有骄傲，那也和狗有的骄傲差不多，因为主人的骄傲而骄傲地吠叫。说白了，狗有的骄傲也是主人默许的骄傲。狗会战胜自己的骄傲吗？只能是想多争取一些吧？
公平地说，我们有骄傲，而且这种骄傲一直在像流行性病一样无法控制。官对下一级的骄傲，城里人对农民的骄傲，有钱人对赤贫者的骄傲，北京人对全国人的骄傲，高文凭对低学历的骄傲，四肢健全对残疾人的骄傲······我们全指望这种“骄傲”支撑着我们精神不崩溃——在这个罗德为了避免天使被强奸而向恶棍贡献自己女儿们处女之身的“索多玛”国，谁能笃定下一个受害者不是自己呢？这种骄傲说白了，是比纳粹名目还要繁多的种种公然歧视——和纳粹一样的是，这种歧视受到了法律保护，人性中的恶一旦有了法律的含情脉脉，便会在亢奋中疯狂繁殖成葡萄胎；和纳粹不一样的是，这种歧视的背后不是宏大的“理想”而是芸芸众生卑微的心理平衡。
生活中犬儒的莫言肯定有自己的骄傲，但如果他的骄傲是建立在“像一颗种子”幸运地掉落岩缝之中而发芽、生长，兀自成树的话，那不是骄傲的资本——懦夫在他们死前就已经死过很多次了，勇士只有一次死亡。
莫言可以把抄写《延安讲话》的行为当成是一种勇气的体现，但如果我们相信了这位新科诺奖状元的话，我们所有的无耻都可以用“勇气”来装点：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把它说成是圣贤礼仪之邦是勇气；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也是勇气；明明是病入膏肓的政体，我们偏说未政改只是理论准备不足而无大碍更是一种勇气。扯蛋扯得太远，也不怕散黄绝后。
有一点肯定，一个把“勇气”神圣化、污名化的国家，是最无赖最流氓的国家；同样，一个把说谎或者“莫言”装潢成勇气的人，是最可耻的人。前者是后者的土壤，后者是前者堆肥。
这个国家的人“对国王的仪仗队”的行礼早已成了本能，那和真的勇气毫不相干。如果说需要勇气去做的，就是权杖下暂时的幸存者对权力下所有的受害者的怜悯和抱团取暖。所有的种子植根于大地，根与根紧紧相连，成树成林成森林，让“国王仪仗队”迈不开步，让他们惊恐，最后他们必定会因为迷路“羞愧”而死，成为森林的有机养料。
如何免于自相残杀，让驯服者坐收渔利。以下也是一个关于路遇礼仪的故事。
1930年，西蒙·史佩拉传教士每日习惯于长时间地在乡村的田野之中漫步。无论是谁，只要经过他的身边，他就会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问好。其中有个叫米勒的农夫是他每天打招呼的对象之一。当传教士第一次向米勒道早安时，这个农夫只是转过身去，像一块石头般又臭又硬。
在这个小乡镇里，犹太人和当地居民处得并不是太好，成为朋友的更绝无仅有。但这并没有妨碍或打消史佩拉传教士的勇气和爱心。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他持续以温暖的笑容和热情的声音向米勒打招呼。终于有一天，农夫向教士举举帽子示意，脸上也第一次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样的习惯持续了好多年，每天早上，史佩拉都会高声地说：“早安，米勒先生。”那位农夫也会举举帽子，高声地回道：“早安，西蒙先生。”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纳粹党上台为止。史佩拉全家与村中所有的犹太人都被集合起来送往集中营。
从火车上下来之后，他就站在长长的行列之中，静待发落。在行列的尾端，史佩拉远远地就看出来营区的指挥官拿着指挥棒一会儿向左指，一会儿向右指。他知道发派到左边的就是死路一条，发配到右边的则还有生还机会。他的心脏怦怦跳动着，越靠近那个指挥官，就跳得愈快。他的名字被叫到了，突然之间血液冲上他的脸庞，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后那个指挥官转过身来，两人的目光相遇了。史佩拉静静地朝指挥官说：“早安，米勒先生。”米勒的一双眼睛看起来依然冷酷无情，但听到他的招呼时突然抽动了几秒钟，然后也静静地回道：“早安，西蒙先生。”接着，他举起指挥棒指了指说：“右！”他边喊还边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
“右！”---意味生还。
你的生还一定是你勇气的结果而不是他人的赐予。勇气首先是一种抵抗。那种把驯服当成是另一种勇气的说法，是为自己成为恶犬合法化的诡辩。遗憾的是，这种无耻早就成了我们生活的“常识”——我们把它叫做“成熟”。让这种“成熟”像蒜薹①一样烂在这块“檀香刑”②肆虐的地里，唯有“良心作证”③下的勇气。像个人那样，“丰乳肥臀”④一般地亭亭玉立，行吗？
勇气的病变意味着人性的泯灭；人性的回归从对权力的蔑视和对同类的尊重开始——这是真正的勇气，也只有这样，才可能让国王的仪仗队只是仪仗而不是行刑前的威慑。
注释：①莫言有小说名为《天堂蒜薹之歌》。
②③④均为莫言小说名。
2012-10-13于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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