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15 October 2012

《纽约时报》国家,中国私营企业的新对手


DAVID BARBOZA 报道 2012年10月15日

凯赛生物科技公司位于山东省济宁的工厂。该公司生产用于制造尼龙的化学制品二元酸。凯赛表示,这项制作工艺被一个政府支持的竞争对手盗取。

上海——中国之所以有可能成为全球创新领域的领头羊,正是依靠以下这类企业界的突破。

凯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上海的一家私营企业。该公司开发出了一种方法,用工业大桶发酵碳氢化合物,并将它们转化成用于润滑剂、糖尿病药物等21世纪奇迹产品的高级尼龙原料。

凯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建者兼首席执行官刘修才说,“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产品,而他们偷走了它。”

凯赛拥有的多项专利立刻让全球主要尼龙生产商杜邦(Dupont)成为了该公司最大的顾客之一。最近几年,高盛投资公司(Goldman Sachs)和其他赞助者向凯赛投入1.2亿美元的资金,国内外投资者由此已经做好准备,热切等待凯赛公开募股。按照原来的计划,该公司将在今年早些时候进行募股。

然而,他们还在等待。

凯赛公司表示,一名厂长窃取了他们的秘方,开办了一家与之竞争的公司,并且开始出售相似程度令人生疑的原料,致使凯赛利润下降。现在,凯赛不但没有上市的计划,还得努力求存。

在这个孳生假货的国家里,员工盗走生产设计的事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但凯赛表示,这次的仿造有一个特别之处:新起竞争对手瀚霖生物科技公司的靠山是中国政府。

法庭记录显示,瀚霖公司是在国有机构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成立的。而且,由于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标,瀚霖从国家政府管控下的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3亿美元贷款。该公司获得贷款,是因为得到了山东省委书记的支持,后者是中国排名最高的官员之一。

现年54岁的刘修才是凯赛公司的创办者兼首席执行官,他在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产品,他们却偷走了它。”

凯赛在一项诉讼中指控瀚霖公司侵犯专利、盗取商业秘密。瀚霖已经提起反诉,称凯赛盗取中科院的专利。政府支持瀚霖,凯赛最为重要的专利之一遭到剥夺。

虽然案件的细节存在争议,一些经济学家和学者却认为,案件的大体模式令人担忧。

过去十几年里,私营公司一直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动力。现在,中国政府迫切希望控制更多的财富,即使这么做意味着欺压私营企业。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金融学教授陈志武一直在严厉批评政府在经济当中的主导角色,他表示,中国政府正在扼杀私营企业。他说,“一旦政府进入商界,私营企业很难与其竞争。”

剥夺私营企业的行为已经非常明显,以至于中国人给了它一个别称:国进民退。

一些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警告说,以牺牲私营企业为代价来支持政府企业的做法可能会产生种种不良影响,最终还会扼杀创造力。他们表示,这将会阻碍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摧毁13亿人民日益远大的抱负。

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经济学教授许成钢说,“如果中国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强化私营企业,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无法持续。”

瀚霖的高管们拒绝就这篇报道发表评论。中科院的发言人只是表示,对凯赛提起诉讼是为了保护中科院的“权利和利益”。

显而易见的是,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瀚霖可以大幅降价。凯赛除了降价之外别无选择,去年,降价使公司损失了多达1000万美元的利润,降幅至少为20%。

除此之外,凯赛还面临其他挑战。最近,北京官员宣布该公司生产尼龙的特殊方式涉及“国家安全”,这样的认定会让像瀚霖这样由国家支持的公司拥有更多的保护和特权,其他公司更难与它们竞争。

中国政府之所以寻求在经济领域担任更重要的角色,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害怕富裕的企业家开始挑战中国共产党。此外,领导人们深信政府更擅长拉动增长和财富再分配。这样一来,政府一直在给国企开绿灯,允许他们扩张利益、介入任何能够带来高回报的行业,不管是房地产、金融还是科技。

长期以来,私营企业家一直在抱怨国家银行对他们的排斥,这样的排斥迫使他们去借高利贷,支付更高的资金成本。他们还表示,他们受到了一些国企的压榨,这些企业有权抬高电力、运输和通讯等基础服务的费用。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这些企业家将会卓有成效。”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学府之一。

前途美好的开局

凯赛的首席执行官刘修才并不是一直都与中国体制不和。实际上,有那么几年的时间,他似乎是一名体制宠儿。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一项计划:将聪明的中国学生送出国,希望他们学成归来,缩小祖国与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刘修才的早期职业生涯就是这个计划的样板。

1989年从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ilwaukee)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刘修才确实回到了中国,还与包括中科院在内的许多国家机关有过合作。他取得了许多成就,其中包括帮助政府支持中国刚刚起步的维生素C产业,他们的努力非常有效,如今,全世界大约80%的工业生产的维生素C都产自中国。

1997年,基于建立一个本土生物技术公司的承诺,刘修才成立了凯赛公司,政府给了公司大量的税收减免和其他激励措施。

刘修才表示,到了今天,政府却成了他的对手。

像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刘修才一辈子都在见证政府政策的转变。1957年,刘修才出生在中国东部安徽省的一个贫穷村庄,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长大成人。那场社会和政治动乱始于1966年,持续了10年的时间。其间,政府官员纷纷戴着纸帽游街示众,学生们也受到怂恿,给自己的老师开“批斗会”。

刘修才的父亲因莫须有的政治罪行入狱之后,整个家庭为了能吃饱饭苦苦挣扎。然而,意志坚强的母亲养活了全家人,并将教育列为头等大事。

刘修才完成了高中学业。由于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已关闭,此后他就和许多当地毕业生一样,循规蹈矩地生活:种水稻和小麦,帮助组织农民务农,组建施工队。

后来,中国突然改变路线,于1977年宣布重新开放大学,重新启动高考。刘修才的分数非常高,顺利进入了中国的一所精英学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刘修才获得了化学学士学位,又在中国科学院做了一些高深的研究工作,之后就前往密尔沃基。

“他绝对是我带过的研究生当中最棒的一个,”刘修才在威斯康辛大学求学时的导师吉姆·乌特弗斯(Jim Otvos)说。“只用了三年时间,他就拿到了通常需要五年的博士学位。” 。

后来,他又去了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参与博士后研究项目,这些经历为他赢得了山德士制药公司(Sandoz Pharmaceuticals)资深研究员的职位,他在该公司参与药物研发工作。

重返中国

1994年,刘修才回到中国,脑子里装着一个简单的想法:寻找那些过了专利保护期的美国和欧洲药物,通过逆向工程来复制它们的疗效,然后再把它们引入当时还缺乏现代药品的中国市场。

他在一年之内筹得400万美元资金,并与北京大学和四通集团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四通集团是中国的第一批私营企业之一,也是投资初创科技企业的先行者。

“我非常钦佩刘修才做事的方式,”四通集团首席执行官、凯赛董事会成员段永基说。“他非常坚韧。我当时是凌晨12点离开办公室,他却要到凌晨1点才会离开。”

由此而来的结果就是一系列较为成功的药品交易。1997年,他用自己挣得的小小财富创建了凯赛生物科技公司。

公司的第一个成功是改良了利用微生物将一种蜡转变成二元酸的制造工艺。二元酸是用于制造尼龙的一种化学原料。

世界上许多公司都找到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利用微生物发酵来生产二元酸。但是大多数公司都选择了放弃,因为生产成本太高、过程太复杂。据一些杜邦高管透露,在凯赛对制造工艺加以改善后,杜邦决定与这个中国公司合作。

凯赛称,在2003年之前,本公司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家通过生物发酵大量生产聚合级二元酸的公司。一些外界人士也同意这个说法。

Verdezyne公司总裁 E·威廉·拉达尼(E. William Radany)说,“人们已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但凯赛改良了技术。” 他的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生产同类产品。

如今,凯赛每年生产13000公吨二元酸,相当于全球工业产量的一半左右。

刘修才承认,一路走来,他可能在中国树下了一些敌人。尽管与政府合作多年,他还是开始公开指责国营企业的腐败和科学欺诈行为,以及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干涉。

比如,2010年,他在一本名为《企业家》的中国杂志上写道,“政府控制着电力、污水处理等影响生产成本的因素,给私企添加了不必要的负担。”

他偶尔还会跟中科院的人发生争执,后者是一个势力很大的机构。直到几周之前,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还在该学院担任副院长。

法律专家表示,除了不理智的怨言之外,刘修才最大的失误在于没能小心地保护好自己的技术。刘修才说,他知道工厂管理人员盗取商业机密的现象非常普遍,尽管如此,几年之前,他还是任由一群重要的员工离开,完全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政府支持

凯赛在诉讼中称,窃取制造工艺的事件发生在2008年,发生在公司的山东二元酸工厂副总经理王志洲决定辞职之后。

经过多番努力,记者还是无法联系上王志洲。不过,王志洲之前的同事说,王志洲曾抱怨自己不受重视,没有获得山东工厂最高领导的职位,并对每月1500美元的工资感到不满——几位专家表示,他在其他地方可以获得双倍左右的薪资。

凯赛的律师说,王志洲与其他六名工人一起离开,并与中科院退休科学家陈远童共同创办了瀚霖公司。

陈远童现在是瀚霖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他在一次采访中否认王志洲离开凯赛时盗取了商业机密。他说,凯赛应该更加努力地留住王志洲。陈远童说,“如果公司没有管理问题,或者是愿意支付高薪,谁还会离开呢?”

曹务波是瀚霖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公司早期的资金后盾。他是一名富有的企业家,与山东省政府关系密切,并已将一个军方制药公司发展成纳斯达克(Nasdaq)上市公司。据法院文件记载,曹务波曾在2009年初表示,瀚霖拥有前途光明的技术,理应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

他确实得到了政府的支持。2009年5月,山东省委书记——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之一——帮助这个项目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两个月后,也就是2009年7月,曹务波与莱阳市的十多名领导见面开会。当时,莱阳市已经建立了一个高科技工业园。

那次会议的一份规划文件中说,当地政府将会通过山东省基础设施建设基金以及当地国有银行为瀚霖筹集1.5亿美元的资金。

目前还不清楚,当地政府当时是否知道凯赛的专利,是否知道王志洲来自凯赛。分析人士表示,凯赛可能只是中国政府努力支持瀚霖等政府合作伙伴的举措的连带牺牲品,并不是政府故意打击的目标。

由于瀚霖得到了中科院的支持,2009年,国家开发银行同意为该公司提供3亿美元贷款。2010年,瀚霖启动了公司旗下的大型生物科技工厂,开始出售自己生产的二元酸,这种二元酸用于制造特种尼龙。

瀚霖的发展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曹务波的另一家公司——江波制药公司——被纳斯达克取消上市资格之后,瀚霖也受到了牵连。今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发出传票,要求江波公司提供财务文件,停止股票交易。

针对江波公司的集体诉讼在佛罗里达州上庭,律师指控该公司没有披露向瀚霖公司支付的2500万美元款项。诉讼指控江波公司发布“带有实质虚假信息的误导性”财务报表。

不过,瀚霖自己的生意似乎做得非常顺利。据法庭文件记载,旗下工厂于2010年开工之后不久,瀚霖迅速开始向杜邦等尼龙原料大买家报价,并承诺大幅降低价格,以此与市场领头羊凯赛竞争。据估计,瀚霖很快就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了10%的份额。

刘修才在今年早些时候提起了诉讼,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所对抗的势力有多强大。

刘修才的二元酸工厂位于济宁市,他利用自己与市政府的关系,说服了当地法院批准警方展开调查。9月,法院派官员前往莱阳的瀚霖工厂,调查该公司是否盗用了凯赛的生产技术。莱阳工厂位于济宁市以北400公里处。

到达工厂门口的时候,法院官员却得到通知,瀚霖已经被北京政府指定为关系国家安全利益的工厂。外人不得进入。受到威吓之后,官员们开车回到济宁,将这个坏消息带给了刘修才。

“从个人来说,我不会放弃这个梦想,”刘修才说。“你知道,我是中国人,按理说,中国政府应该想让我有所贡献。我们是先锋。如果中国政府不让我做,我就会去其他地方。”

Gu Huini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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