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在连载结束后，会提供全书的下载方式。
【本书原版封面】
抵制工作组
要加以控制和监督的并不只是大字报的内容。6 月 3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决定，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以外的地方派驻工作组，并批准了李雪峰提出的八条规定，而这些规定很快就被突破了：
大字报要贴在校内。
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
游行不要上街。
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
不准到被揪的人家里闹。
注意保密。
不准打人、污蔑人。
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要实施这些规定，在任何环境下都是问题丛生，除了内在的困难以外，很多工作组都是匆忙派下去的，没有什么准备，得到的指示很少，能力也完全不足。
相当多的工作组派出去几天后，又被召回来，换了其他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没有类似的情况。在 6 月 20 日到 23 日之间，北京 39 所大学的工作组被激进的师生们逐出了校园，师生们觉得他们自己比工作组的成员更加合格，希望自己“开展”运动，不需要“外力的帮助”。北京市、国务院、共青团当局把反对工作组的人定性为“右派学生”，“假左派、真右派”，甚至是“反革命分子”。
在北京和其它地方，大多数师生起初是欢迎工作组的。蒯大富回忆在 6 月 9 日晚，听到叶林工作组到来的消息，他和清华的同学们“莫不欢欣鼓舞，长时间起立鼓掌，有的竟高兴得跳起来，大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 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但是，他们一旦发现工作组和旧党委一样敌视“革命左派”，一些非常激进的学生的狂喜很快被怀疑取代了。6 月 21 日，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的末尾写道：“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当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这个时期党内高层人物的言论清楚地表明，真正下达给工作组的命令，是要像 9 年前对付“资产阶级右派”那样对付蒯大富这样直言无忌的师生。在一些大学，工作组甚至还放映了 1957 年反右运动的纪录片，暗示两者的相似性。 6 月 13 日，副总理、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党委领导人薄一波告诉属下工作组的领导们：“牛鬼蛇神已经出洞。所有的部门党委都必须把矛头对准目标。让他们表现，不要去干预。随他们去闹。”一旦工作组获得了必要的证据，他们就对直言不讳的师生们发动突袭。用薄一波的话来说：“你们先引蛇出洞，然后一网打尽。”他是另一个没有认清形势的人。
在有些情况下，像这样的高层政策通过秘密的途径即通过政治局委员的子女们传达到了工作组那里。1966 年 6 月，除了膝下无子的周恩来以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都有子女在北京的一所或多所大学上学。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正在北大念书——后来他在文革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里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另一个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邓小平的孩子，一个在北大，一个在中央美术学院，另一个在北师大女附中。刘少奇通过其女儿平平亲自指导北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刘平平在 6 月 17 日成了工作组的成员。她在工作日记中一页记下了父亲的评语。有一天，刘少奇对她谈到了中学“资产阶级”教师 ：“他们就是不老实，也不杀人，也不放火，就是放毒，你抓不住，不能杀，这就是个大麻烦。”在彭真等高级同僚在一个月前下台后，即使是刘少奇这样经验丰富的领导人都错误地认为文革的主要目标还是通常的怀疑对象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能再添上几个被抛出的党内的知识分子。
正如刘所说的那样，激进派师生的言行反映了他们的蔑视甚至仇恨。 6 月 18 日上午，北大的一次事件开启了使用体罚暴力之先河。工作组在开会的时候，六个系的学生一起“批斗”陆平和约 40 名“牛鬼蛇神”。聂元梓的一名支持者现场目击了这一事件：“那天上午，全校学生都被动员起来，组成了无边无际的人民战争的海洋。黑帮们惶惶如过街老鼠，四周在呼喊着“打他们！”。革命师生们对这几十名丑恶的黑帮犯罪分子进行了应有的惩罚。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一场急风暴雨，顺之者存，逆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十年来一直统治着北大的那帮混蛋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黑帮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红色恐怖遍布校园，黑帮惊惶失措，而革命师生则充满了从来没有过的喜悦！
有一位教授的丈夫受到了污辱，据她说，学生们用废纸篓代替了纸帽，“把大字报粘贴在受害者的背上，有时甚至在他们的脸上涂上墨水，以显示对这些过去的学术权威的蔑视。没有人证、物证，也不需辩论就可以定罪。”
北大师生们模仿的是毛在其 1927 年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赞扬过的贫农的“革命”行为。毛在文中描述起来反抗地主剥削者的农民“动不动捉人戴帽子游乡”。有人认为这种行为“太过分”、“矫枉过正”，然而毛断言“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左派的师生们在陈伯达的著作中进一步找到了对他们所作所为的理论支持，陈在 1951 年回顾《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提到了毛的论证，他说了为了“矫枉”，必须“过正”，这是“一个重要的革命客观法则，一个群众革命斗争的客观辩证法”。1966 年秋天，红卫兵在其油印出版物中大量重印了陈文的这一段话。
但是到了 6 月，北大工作组不能容忍这些针对干部自身的暴力行为。这对这种“混乱”行为，他们在中午时分中断了批斗会，向政治局做了紧急报告。工作组否认这场“批斗”具有什么重要政治意义，认为无论从哪个正常的标准来看，这都是不折不扣的流氓行为：从几个在乱斗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也可以看出这一事件的本质……无线电系六年级学生夏林翰（党员），今天在斗争一个女干部时，撕破她的裤子，摸她的乳房和阴部。另外还在人群中乱摸两个女同学的下身。……（已宣布立即开除党籍。）
6 月 20 日，刘少奇肯定北大工作组的行动是“正确的，及时的”，将其报告作为高度机密的中央文件下发给各地党委，指导它们如何处理类似的问题。
然而，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内，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拒绝接受工作组对事件的描述。一名经济系的二年级学生在 7 月中旬贴出大字报，指责工作组有“严重的右倾倾向”，她代表一些人数未定的同学们宣称：要让人们都知道， 我们是“‘六一八’的参与者，正是怀着对黑帮的阶级仇恨我们喊出了：‘斗得好！斗争就是好！继续斗下去！” 她的三名同系的同学坚持说整个事件实际上是“部分群众有 ’意识的革命行动”，“正像主席说的那样：那些被打的人是罪有应得。纠缠在暴力的问题上，压制满怀阶级仇恨、痛打黑帮分子的革命群众，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官方对“六一八事件”的否定没有赢得学生的一致赞同，要理解这一点，很重要的是陶铸难以解释的行为。7 月 1 日，陶铸在视察北大时公开发表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45 周年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校园里“除了 6 月 18 日少数坏分子打架外，运动开展是好的”。但是，陶铸又甩开了他的高级同僚，非正式地说 6 月 18 日发生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对于那些感觉自己受到工作组的“压制”、感觉自己“批斗” 黑帮”其实是正确的人来说，这个评语是一个不小的鼓励。
陶铸的违纪行为说明，到 6 月底，中共领导层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
刘少奇明白必须要控制住党。他在 7 月 13 日下达给共青团的指示中强调，在中学开展文革时，要恢复和加强党支部和团支部。但是，他似乎不能确定这场运动所需的必要时间。7 月 11 日，他说高中要搞到年底；两天后，他说初中在 8、9月搞完，高中在 9、10 月搞完。
同时，陈伯达和康生都在发表指示，其结果是无论工作组做了什么，它们都遇到麻烦。7 月 15 日，他们把一个工作组的领导人召到办公室，明确拒绝给予任何保证。在谈到支持的问题时，陈伯达说工作组给反对自己的学生戴上反对党中央的帽子是错误的。“谁是这场运动的主人？是广大群众还是工作组？……有的时候，他们可以罢免你，让你滚蛋！他们有权力这么做，你们没有。”在谈话的末尾，康生说如果“群众”憎恨工作组，工作组就要撤退。
寻求工作组遇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成为了 7 月第二周的汇报会上的主要议题，这次会议是以政治局常委会名义召开的。刘少奇在会上说工作组“必须要进行一些教育；它们不理解政策，也不研究政策。不好的工作组要检查、整顿、清理。”这次会议上讨论的文件草案宣称，到目前为止，进入北京 312 所中学的工作组只有四分之一成功地“实施了坚强的领导，比较充分地动员了群众，对于形势有基本了解，着手开展了第一批斗争”。刘少奇的态度是，要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迅速改进工作组的表现。他的妻子是一个月前进入清华大学的工作组的成员，后来她承认“我从来没有一刻考虑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在根本没有工作组的情况下在学校内展开”。
邓小平当时似乎已经在考虑超前的问题了。我们不知道，他是把工作组的活动相像成文革延长后的另外一个阶段，还是认为和四清运动相似，工作组就是文革，一旦它们完成任务，就可以认为文革已经结束了。无论如何，邓在会上提出，“要先把学生组织起来，清理当权派，然后再撤销工作组、工作队。”
刘和邓也在担心左派的宣传鼓动会从学校蔓延到工厂。6 月 30 日，他们写信给毛，说明五年计划的进步远远落后于目标，主要商品的产量和质量在下降，工业事故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建议，在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疗卫生等行业，文革应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进行，党依然保持着大权在握——虽然他们没有说这一句话。7 月 2 日，毛作出了回复，同意他们的建议。
名义上主管经济的政治局常委是时任总理的周恩来，但是在 6 月下半月，他对中国在欧洲的共产党盟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他对聂元梓大字报的反应说明，周起初是支持派工作组进驻中学和大学的，但是北大“六一八事件”后，政治局常委会为全国工作组工作定调的文件，却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制定的。他回到北京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官员们显然已经摸清楚了主席的底，他们知道毛将用工作组问题来打倒刘、邓等人，但是又希望总理站在他的一边的想法。王力说道：
7 月 1 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回来……我建议康生赶紧向总理汇报，国内情况很严重，不是一般的运动，刘、邓都陷进去了，陈老总也陷进去了，总理千万不要再陷进去。我当时在陈伯达那里起草十六条（它将在 8 月成为文革的宪章），是跑步去找康生的。康生到机场欢迎总理时，同总理坐一个车回来，一路上向总理汇报了。康生说，一是总理不要陷进去……刘、邓可能站不住了……总理第一不要参加工作组，第二要管管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管不了，江青也不好。
周十分精明，他没有接受康让他负责的建议，而是避开了 7 月 11 日开始的政治局常委会，去武汉、上海见毛，并且担当东道主接待来访的尼泊尔王储。7 月 11 日、12 日，周与毛见面后进行了长谈。毛给他看了 7 月 8 日写给江青的信得复制件，毛在信中谈到了他的文革计划，他要制造“天下大乱”的意愿，并且表达了对于林彪在 5 月 18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的关注。7 月 14 日周飞回北京，途中绕道到大连，向林彪通报了他与毛的谈话，林同意回京后根据毛的意见修改其讲话的正式文本。
（未完待续）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10/05/mao_last_revolution_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