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请购买正版阅读全书。
【本书原版封面】
接见红卫兵
外地学生被北京发生的事情所吸引，他们利用延长了的暑假，从 6 月开始大量地涌入北京。这时官方的政策还不欢迎外地学生。8 月 12 日，中央文革在一份内部的备忘录——这是向毛作口头汇报的基础——中写道：“劝告各省市不要动员大批人员到京。已来者要由各省市劝告回去闹革命。已经有外地来的人住在清华大学，吃饭﹑睡觉都成问题。”但是毛不同意，他告诉中央文革小组，苏联“把列宁主义丢了”，原因之一就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毛坚持“中国的下一代，应当有大量的人直接见到老一代的革命领袖，越多越好”，言下之意，就是他自己。在红卫兵的“圣经”——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中，有这样的话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毛有一点自大狂，他曾经回忆道：“我们的人民是很有纪律的，给我印象很深。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于是，陈伯达在 8 月 16 日公开催促学生们到首都来，而不是离开首都。这一个邀请揭开了八次纽伦堡式的大规模集会的序幕，从 8 月中旬到 11 月底，主席“接见革命师生”，地点主要在天安门广场。
根据参加过 8 月 18 日第一次集会的人们回忆，举行此集会的决定是在前一天才做出的。8 月 18 日，从凌晨一点开始，百万师生被引领着进入了天安门广场。5 点，毛意味深长地穿着军装，从天安门城楼——领袖们传统上是在那里检阅国庆游行队伍的——上走下来，进入了人群之中，挥手致意。8 点，部分学生佩戴丝制的红卫兵袖章，被领来晋见毛及其同事，其中包括从默默无名一路坐直升飞机般地升到了第二十五位的江青。在天安门城楼下，10 来岁的年轻人歇斯底里地喊着：“毛主席万岁！”而近距离看到的领袖形象就要大打折扣了。 “主席比我想象的要老，过半的头发已经白了。他脸上带有衰老的痕迹，并不红润，这正在意料之中。他行动迟缓。他是一个衰弱的老人……林彪…矮小瘦弱，他的脸白得像纸一样。”不管其相貌如何，林彪展示了他的新角色，他作了一个 17 分钟的讲话，号召青年们积极捣毁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在超过 6 小时的集会中，毛曾转身对林彪说道：“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
当天的高潮是从学生中选出的一名叫做宋彬彬的学生，在受接见时得到许可，把红卫兵的袖章戴到了毛的手臂上，此举显示了毛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向全国表明了它的合法性。毛得知了她的名字意思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之意，说道：“要武嘛。”许多红卫兵精英读到这段对话后，猜测毛是否在说他们迄今为止的行为太文质彬彬了。这段对话无疑加强了毛早先发出的讯息。为了表示祝贺 ，北师大女附中把原本单调普通的名字改为“红色‘要武’中学”。
不难意料的是，一些年老的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样的集会令人疲乏不堪。8 月 19 日，在上海模仿举行的大会上，上海市委领导人借着瓢泼大雨和满天黑云，有一段时间让替身向走过的人群挥手致意，这种事是毛及其同事做不来的。在 8 月 31 日的第二次集会上，江青部分地担任了仪式主持人，毛开始显露出疲惫之色。毛躺在床上，有一点发烧，这位 72 岁的主席 9 月 13 日写信给林彪，让林准备在定于第二天或第三天举行的集会中挑大梁。奇怪的是，据毛的医生回忆，看上去病恹恹的林彪平时在家里深居简出，在上述这类集会上却充满了活力：“北京的秋天太阳最烈，天安门城楼上风很大。但林彪变得不怕光，也不怕风，次此和毛一起向城下的红卫兵挥手致意。”最后，毛又及时恢复了体力参加了接见。9 月 15 日，康生代替江青的主持人角色，领导人们在 4 个小时的接见中一直呆在天安门城楼上，跟随这些领导人的新华社摄影记者，为后人记录下这次活动。他们在这一天出现了疏忽。接见结束后，中宣部没有找到一张站在康生旁边的邓小平的照片。最后，在全国发布的是一张经过了剪刀加浆糊改制的照片，即移花接木地把邓的头搬到了陈毅身上。
这个插曲说明，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是受到严格控制的。此后，在 10 月1 日的国庆节上，150 万人集会（包括报纸上所说的“来自五大洲七十多个国家的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一起混乱，新闻媒体没有进行报道，以防“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利用它来“玷污（毛的领导层和文革的）光辉形象”。那是正式的游行队伍过去后，毛坚持要在他的几位“亲密战友”的陪同下乘车去向群众致意。局面顿时一片大乱，用王力的话说“群众争着和毛主席握手，汽车没有办法移动半步”。负责领导人安全的是北京卫戍区，其司令员傅崇碧在拼命给出车队开路时挤断了 3 根肋骨。大约有 10 人被踩死，将近 100 人受伤。然而，毛对此却漠不关心。在安全返回紫禁城后，他告诉中央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对八次接见的每一次集会中广场上的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要记住的只是一天。在 11 月份的最后一次集会前，据负责后勤的周恩来说，每天都有 20 多万人乘坐极其拥挤的火车来到北京，在高峰期，这个数字达到了 29 万人。即使在最后一次集会以后，仍然有 5 万人来京希望见到毛，还有 6 万人希望呈上有关家乡文革形势的请愿书。那时，北京除了 770 万的常住人口以外，还至少有 300 万临时来访者。
外省的红卫兵们到达北京火车站或永定门火车站后，乘车或者步行到几十个红卫兵接待站，那里有工作人员引导他们到遍布全城的 4000 多个接待点去。北京军区的军事人员负责提供住宿，这些住宿点不是在 59 所高校和 300 所中学，就是在工厂或居民家中。在其新居所，他们接受基层军官的训练，以备参加下一次的接见。运营的费用很高，每位红卫兵每月的口粮是 15 元，包括早饭（米饭﹑水﹑咸菜﹑馒头）和中饭（两个馒头﹑一盘白菜炒肉）都用粮票，免费的住宿据说只维持了一个星期。有的红卫兵被拥挤的人群所踩踏，死在北京的医院中，这又产生了额外的费用。周恩来后来告诉政治局常委会，他们保持了“很好的精神状态，很高兴”，而北京的市民则痛恨红卫兵造成的动荡和不便。 到 11 月 26 日的最后一次集会为止，毛本人已经接见了全国约 1200 万红卫兵。对他们来说，这是独一无二的经验。一位上海的红卫兵，26 岁的中学教师，在亲眼见到毛以后， 9 月 15 日晚写信给同事们： “我决定把今天作为我的生日。在我在今天开始了新的生命！”悲哀的是，这位理想主义者的新生命十分短暂。10 月 2 日，他在受到了他的一些学生的野蛮殴打后自杀，他们指责他去北京只是为了建立“反革命联系”。如果毛早就知道文革中有这种屡见不鲜的死难者，他也不会有任何同情：“凡是自杀的人，都不要去救他……中国人这么多，也不缺他们这么几个人。”
（未完待续）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10/10/%e8%af%91%e4%b9%a6%e8%bf%9e%e8%bd%bd%ef%bc%9a%e6%af%9b%e6%b3%bd%e4%b8%9c%e6%9c%80%e5%90%8e%e7%9a%84%e9%9d%a9%e5%91%bd%ef%bc%88%e4%ba%8c%e5%8d%81%e5%85%ab%ef%bc%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