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化的狀況下，專斷的政治空間勢力日趨擴張，
覺得新生活近在眼前的印象越來越強烈，到處可見新生活的幻象一再被強化。真實生活看來與我們如此接近。像是從日常生活中伸手可及，彷彿我們與鏡子那頭的美好真實零距離。」
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總之，上海變得不那麼肉感了，新型建築材料為她築起了一個殼，隔離了感官。這層殼呢﹖又不那麼貼，老覺得有些虛空。可能也是離得太近的緣故，又是處於激變中，映像就都模糊了。」
王安憶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紐約﹑倫敦或是巴黎這些西方大都市的發展史似乎都證明了此言不虛。然而，當代的東亞城市卻常說明事實正好相反。東京在三十年左右 (大約從1960年代到1990初) 被建造成全球化都市。上海是個更驚人的例子。見到上海自1970年代後期門戶開放政策開始，由於資本全球化而成為東亞數一數二的全球化都市的過程，我們不免懷疑「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此言是否能放諸四海皆準？上海大規模的都市建設在1990年代達到巔峰，曼哈頓化之後，上海的天空已大大不同。不相信的話，可以看看浦東陸家嘴一棟棟與天比高的摩天樓，那些耀眼的世界知名公司的大招牌，或者城裡隨處可見的高樓大廈。
自從1990年浦東新區開發開放計劃在黃浦江東岸推展以來，浦東已經成為上海最受矚目的都市發展計劃。誕生在20世紀末期，這個視「一流全球化都市」為未來都市發展趨勢的年代，上海浦東在發展之初便被設定要具有紐約、倫敦、東京或香港那樣的全球化機能。像上海副市長所說，浦東是「貫穿中國與世界的黃金高速公路」(Streshinksky 38)。本文試圖以上海為例，討論浦東特區從醞釀到搖身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的都市發展過程，闡明全球化如何產生新的都市空間，以利資本流動。我將論證當代的全球化都市是上海都市改建依從的模範，隨著浦東的重建，上海是個正在成形的全球化都市。然而，浦東所示範的新風貌隱藏了一個事實：為了打造目眩神迷的全球化空間，上海經歷大規模的都市改建，為了配合新的都市計劃，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間遭受前所未見的衝擊。更明確地說，全球化都市的產生有個重要特點，一方面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都市空間常要求當地住民在面對種種改變時能應對。如上海街頭的標語所言，「發展是硬道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浦東及上海其他區域的硬體發展邁向全球化，激變的都市空間同時投射出一個心理及文化上可供市民認同的理想世界都會形象，讓居民把自己當成城市使用者，把改造後的新城當作自己的空間，不至於懷疑眼前的都市空間也許不像他們所想像的那麼唾手可得，使用自如。我認為分析以全球化都市為樣本打造的上海可讓我們了解經濟全球化為求累積資本而大肆宰割人們的日常生活空間，進而得以彰顯全球化都市的規劃空間所導致的種種社會衝突。今日的全球化都市上海，一如它傲人的浦東新區所示，是一個全球化的展示櫥窗，也就是勒斐伏爾所謂的「標誌性空間」 (monumental space)。這樣的全球化空間雄偉耀眼的外貌，突顯國際資本的迅速集中，卻同時隱藏了國際資本透過標誌性建築得以快速地排擠替換當地人民的生活空間的事實。
I.「蓋了﹐他們自然就會來」：複製浦東成全球化都市的過程
1990年四月十八日是上海都市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前總理李鵬宣佈黨中央與國務院共同決定開發浦東，從此浦東在政治上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明證，象徵中國未來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扮演的角色，更是實際匯集資本的聚寶盆。這個被規劃成上海轉型為全球化都市之鑰的浦東原本是人口稀疏的住宅、農業、及工業區，到處可見大片荒地，一排排舊碼頭、公寓樓房、船塢、倉庫沿著黃浦江延展 (Lammie 174)。 十年後，我們見到這片與浦西隔江對望的350平方公里的土地，搖身一變成為跨國企業最新的聚集地，以眩目奪人的天際線和諸多地標建築重新打造上海的新形象。江澤民在1999年上海召開的財富全球論壇上說出了許多政府官員對浦東奇蹟的驕傲：「今晚我們所在的上海浦東陸家嘴地區，六年前還是一些簡陋的住宅和農田，如今已是高樓林立、生機盎然的金融貿易區。」值得注意的是浦東新區是以全球化都市的形象為藍圖勾勒建造的﹐更確切地說﹐陸家嘴區域計劃，江澤民口中的醜小鴨經量身度造蛻變成另一個紐約、倫敦或香港。其中運作的邏輯是：中國要加入全球化俱樂部，上海就得讓自己成為全球化都市以便獲取資本流動。浦西由於穿堂弄巷的都市空間加上人口過度稠密，迅速改造成國際金融中心難度較高，相形之下，浦東便成為都市發展專家實現理想全球化都市的優先選擇。在此他們能從零開始打造一個新世紀的全球化都市。於是我們見到視浦東為一張純淨白紙，隨時準備大展身手造出最令人驚豔的空間形式的各路人馬，迫不急待地想讓荒地鍍金，一夜成名。
自從浦東被指定為中國進入國際市場的策略重點之後，浦東開放開發的都市計劃論述中隨處可見全球化都市的意象。舉例來說，《浦東新區手冊》提到把浦東曼哈頓化是該區發展要點：「它﹝陸家嘴﹞將不僅成為浦東的商業中心區，也是全上海的新商業中心。陸家嘴就是要改建成上海的曼哈頓」(qtd. in Yeh 279)。新加坡和香港，東亞兩個重要的全球化都市也成為浦東倣效的成功範例 (Lammie 174, Cheung 64)。此外，建造一個全球化都市的精神在《浦東：勇攀峰巔》一書中的〈世界明星城市比較表〉裡展露無遺。這些明星城市包括紐約、東京、香港、新加坡和浦東。作者以對照方式指出浦東應如何進一步發展方能迎頭趕上其他的全球化都市，如此比較的預設是上海浦東正轉型為全球化都市 (Sun and Liu 148－50)。透過把全球化都市的概念量化，此篇〈世界知名城市與浦東的都市化〉的報導將原本抽象的全球化都市形象具體化，為浦東的改造者提供確實可行的工作表：
…為使浦東新區盡快地向世界明星城市靠攏，發揮其龍頭作用…我們試圖在總結世界明星城市基本特徵及標誌的基礎上，建立一整套的世界明星城市的評價指標體系，以供浦東新區及其他城市，與世界明星城市比較。(136)
就某方面而言，浦東的全球化與一小群精英分子息息相關。他們是前市長朱鎔基1991年訪歐後請來的「包工」，為求浦東順利變成二十一世紀頂尖全球化都市。這個「中法上海陸家嘴中心區國際計劃與都市設計諮詢委員會」由法國政府贊助，因此由法國官方組織組成 (Olds 1995: 1732)。委員會找來了包括英國、義大利、日本、以及法國的專家團體共襄盛舉，各自提出建造浦東大計。因此浦東迅速成為國際知名建築師競相定義現代主義空間形式，詮釋全球化都市景觀的必爭之地。如歐茲 (Olds) 所言，這些瑞姆 (Paul Rimmer) 稱之為「全球智囊公司」（the global intelligence corps）的資歷顯赫，當代世界建築經典諸如巴黎的龐必度中心、倫敦碼頭、雪梨歌劇院、關西機場、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等等皆為這些名家作品。簡言之，浦東建設計劃迎合了這些建築名家的慾望，讓他們得以一試身手，把個人的城市觀落實於上海這個從後殖民城市激變而來的全球金融中心 (Olds 1995: 1732)。
除了大興土木建造高樓之外，要讓浦東成為順利吸收外資的經貿中心，一個符合世界標準的國際機場是不可或缺的。舉例來說，孫海鳴與劉迺全在比較浦東和世界明星城市時便指出建造新機場刻不容緩：「作為明星城市﹐必須具有現代化的基礎設施。紐約的肯尼迪機場，東京的羽田機場，香港的啟德機場，新加坡的國際機場的年客量均在一千萬到五千萬人次左右，而浦東現在還沒有國際機場。」自從1996年開工以來，佔地二十八萬平方米的浦東國際機場便被視為亞洲最大的機場 (140)。新機場位於浦東南邊，倣海鷗外形建造，在2000年完工，目標是趕上日益增加的旅客流量，彌補虹橋機場的不足。浦東機場同時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代表上海飛向未來的雄心。一如香港的赤蠟角機場、東京的成田、大阪的關西機場、浦東機場希望成為讓市民引以為傲的雄偉建築。
無疑地，浦東新區讓整個上海的發展進入新紀元。全上海經歷了前所未見的大規模建設，種種都市工程啟動，各式住辦大樓興建，大大改變了上海的都市地理景觀。Pamela Yatsko在1996年為《遠東經濟報》所寫的觀察準確地描述了上海為了成為舉足輕重的金融中心所付出的代價：
整個城裡到處可見一片一片樓房被夷平，把這個「東方巴黎」許多區域變成巨大的建築工地－起重機、電鉆、推土機忙著打摩天樓的地基、建高架高速公路、挖地鐵隧道。建築師忙著設計有玻璃表面的辦公大樓和一排排豪華公寓，縱情表現現代主義風格。(69)
都市計劃局的官員則是這麼說上海的發展現況的： 「我們要建六十四公里長的鐵路和輕軌，六百五十公里的高速公路，一千兩百萬平方米的辦公室與住宅，還得拆除二十六萬五千戶舊房子，翻新兩千萬平方米的現存房舍。」(Maass 23)。誠然，眼前這波以改建上海為全球化都市為名的建設和拆遷熱潮讓上海的發展標語「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聽來都像是不痛不癢的客氣話。上海都會一寸寸有利可圖的土地被國際資金蠶食鯨吞，這些資金在很短的時間內化成了一棟棟簇新的鋼筋水泥高樓、橋墩、公路等等。
簡言之，浦東大體而言不負眾望地成為上海的新商業中心，足以累積並支配國際資本。一如方興未艾的建設狂潮，大量湧入的跨國公司資金也證明了浦東已成為全球資本流通中心之一。在1999年，全球排名前五百的企業中有九十八家投資了八十億六千萬在浦東新區的一百八十一個建設工程 (Li 13)。浦東提供給外資使用的土地也飛快地增加，快速釋出土地引爆了房地產熱潮。到了1994年陸家嘴中心區域的所有土地幾乎都已釋出，總計有一百六十九萬平方米的土地可供發展 (Wu 1369)。浦東新區市政管理委員會指出，光是1997年，便有一百六十八棟二十四層以上的高樓在興建中，到了1999年，會有一百八十棟以上的摩天樓與天比高 (Xin 19)。自此，新的標誌性建築便在大眾媒體每一張當代上海景觀的圖片中競豔，被當成最新的世界奇景。其中東方明珠電視台和四百二十公尺高，用玻璃與大理石打造的八十八層摩天樓金茂大廈如今已成為上海最知名的地標。然而比賽還沒結束，就在金茂大廈旁邊，另一棟摩天樓正攀向雲端。這是耗資七億五千萬，預
定九十五層高的全球金融中心 (Global Financial Center)，由36個美國與日本金融機構聯合日本海外基金 (Japan
Overseas Foundation) 投資興建，設計重點便是在完工時將成為傲視全球的最高建築 (Maass 23, Sun &
Liu 123)。
II. 全球化都市的形成：可能出什麼差錯？
當上海被各方人士稱頌為與倫敦、紐約、東京或香港並駕齊驅的全球化都市時，被避重就輕的是全球化導致的種種社會衝突。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將探究以全球化都市為藍圖來改建上海的城市空間造成的問題。明確地說，在上海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在其他全球化都市中觀察到的一個二元化的傾向，即是迎合資本流通所產生的城市空間一方面讓專業人士享有越來越多的權益，另一方面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空間卻一再被忽視。
薩森(Saskia Sassen) 對全球化時代城市的新使用者如何逐漸決定都市景觀的的觀察有助我們了解上海的都市更新及其影響。薩森認為，全球化都市的新景觀一項重要特色便是一小撮專業人士與一大群低收入勞工這兩組城市使用者的差距日漸擴大 (1996：221)。她強調，對跨國企業人士來說，一個有一流機場，黃金地段的商業區，以及五花八門的娛樂場所的城市便是理想國 (1996：220)。如同薩森所言，問題的核心在於專業管理階層對空間的需求很少被質疑或拒絕，因此全球化都市便不斷地因應這批新貴使用者的要求而改變。
正如我們在其他全球化都市所見，高度現代化的辦公大樓、高級住宅、頂級飯店、時髦餐館、以及像浦東機場和新高速公路這些設施都可以被當成上海專業階級 (the service class)對城市空間的種種需求具體落實的結果。我在此想強調的並非上海在那些方面稱得上是跨國公司的理想城，而是要指出薩森所說的國際商務人士的「訴求」在上海形成全球化都市的過程中進一步被合理化 (rationalized)，自然化 (naturalized) 為上海與世界接軌的先決條件。換句話說，如果像東京或香港這樣的全球化都市的空間是一再為了配合跨國企業的「需求」而改變，在上海管理階級精英分子似乎甚至不必提出他們對城市空間的要求，因為上海在改建為全球化都市的過程中早已把這些「需求」定義為必要的發展方向而內化了 (internalized)。之前提到的「全球智囊公司」針對上海所提出的諸多知名的都市計劃主要目的之一便在藉由大肆宣揚這些國際聞名的建築師和他們的標誌性提案來營造一個吸引外商的都市形象 (Olds 1995: 1735, Streshinsky 38) 。由此觀之，素以偏好「外國和尚」顧問聞名的朱鎔基，此番聘用「中法上海陸家嘴中心區諮詢委員會」與其說是崇洋，不如說是為了推銷浦東的策略，塑造浦東為明日之星的全球化都市形象以利吸收外資。
再看看上海市政當局建設浦東的概念，我們更能了解上海為何對外商似乎有不可擋的魔力。單單浦東，就有「四百萬平方米的空間在規劃範圍內，包括兩百六十五萬平方米作為辦公空間，三十萬平方米的豪華住房，以及五十萬平方米預定為旅館」(Olds 1995: 1733)。1995年，整個上海的高級辦公空間有「二十七萬平方米，並且在五年內將成長到三百二十四萬平方米。同樣大小的區域在香港花了三十五年才建好」(Huss 48)。除了越來越多的現代化辦公大樓，外商居住的高級住宅也大大改變了浦東和浦西的都市景觀。根據都市地理學家吳縛龍的說法，高價住宅的集中是了解全球化如何影響上海的最佳例證之一。當像上海西區一平方米開價一百五十到兩千六百五十美金不等的高檔住宅成為外商專業人士最愛，中低收入的市民必須被遷移到都市的外緣 (Wu 1364)。上海居民得騰出空間﹐因為跨國企業人士需要的不僅是時髦的工作場所和住宅，他們還要休閒空間。舉例來說，選擇住浦東高級樓房的外商說： 「他們越來越被浦東相對的優勢吸引…新的高爾夫球場和寬敞多了的房子還挺不錯的」﹙”Shanghai Takes Shape” 28)。真正說起來，上海吸引跨國企業的魔法是集體生產一個符合累積資本所需的城市空間。對佔盡優勢的管理階級而言，新的高爾夫球場和寬敞多了的房子或許真的挺不錯，但是這些條件終究難以補償 「住在骯髒的第三世界裡許多累人的事」(“Shanghai Takes Shape” 28﹚。當跨國人員對城市空間的要求被妥善規劃內定，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就不只是迎合他們所謂需求的空間形式了。
將跨國企業人士對都市空間的使用權視為理所當然造成的影響之一是所謂「成功人士」形象的廣為流傳。在廣告中典型的成功人士穿著名牌服飾，開進口轎車，出入時髦餐廳和酒吧，為了商務或度假經常到海外旅行，更重要的是，他們在高級辦公大樓上班，並且住在有僕役女傭伺候的豪宅。經由大眾媒體的傳播，成功人士這樣光鮮動人的形象似乎為一般中下階級的小市民揭開了成功人士以及摩天辦公樓與花園豪宅這類全球化空間的神秘面紗，「成功人士」似乎因此而「人性化」、具體化了。
「成功人士」這個新的社會形象﹙階級﹚的流行不僅說明了當代上海頂尖專業人士的崛起，更解釋了資本主義空間如何行銷「繁榮富裕的明天」的意象來隱蔽全球化都市中空間使用二元化所衍生的社會衝突。要讓每個上海人覺得不論城市怎麼改變，都是「我的城市」，那麼實際上由跨國管理階層主控的全球化空間就必須看來是個人人唾手可及的大眾空間而非僅屬於少數外國人特權的「飛地」。近年來由上海大眾傳媒以及流行雜誌大力推廣的所謂「成功人士」的再現，正是跨國經理階級的在地化形象，讓當地居民起而效尤並以此認同與新富階級息息相關的全球化空間。成功人士的廣告形象幾乎以催眠的方式讓人相信只要培養和成功人士相似的品味 (如採購廣告中的商品)，那麼璀璨閃亮的全球空間就能予取予求 (看看那些成功人士的生活)。王曉明在他〈半邊臉的神話〉一文中一針見血地說，傳媒中這類新富階級的再現是大有問題的，因為大眾所見的「成功人士」形象片面而且偏狹。一方面，我們只見到這些新貴階級富裕舒適生活的片段，彷彿他們沒有日常生活的其他層面。更嚴重的問題是，他們的另外半張臉，亦即他們獲取權力、財富以及社會地位的方式卻總是隱而不見 (31) 。
誠然，全球化最成功的伎倆之一便是即使全球化都市的建構主要是依據一小群跨國白領階級的假性需求，資本主義空間仍讓眾人以為自己是捨我其誰的使用者。正如王曉明所言﹐只有在代表性的城市使用者，亦即所謂的「成功人士」的另外半張臉模糊不清的情況下，他們的形象才能反射成人人嚮往的偶像。也就是說，如此每個上海人才能將另外那半張看不清的臉投射成自己的樣貌 (Wang 31)。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想要透過成功人士的形象把小市民難以企及的全球化空間變得似乎真實而熟悉，實際上卻可能反而讓這些高階白領的形象失真(Wang 31)。這種再現的本意與結果之間的重大落差指向了專業人士與升斗小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