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儀：都市空間的生產——上海的全球化發展

「在現代化的狀況下，專斷的政治空間勢力日趨擴張，

覺得新生活近在眼前的印象越來越強烈，到處可見新生活的幻象一再被強化。真實生活看來與我們如此接近。像是從日常生活中伸手可及，彷彿我們與鏡子那頭的美好真實零距離。」

                                                                                                               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總之，上海變得不那麼肉感了，新型建築材料為她築起了一個殼，隔離了感官。這層殼呢﹖又不那麼貼，老覺得有些虛空。可能也是離得太近的緣故，又是處於激變中，映像就都模糊了。」

                                                                                                                                                王安憶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紐約﹑倫敦或是巴黎這些西方大都市的發展史似乎都證明了此言不虛。然而，當代的東亞城市卻常說明事實正好相反。東京在三十年左右 (大約從1960年代到1990初) 被建造成全球化都市。上海是個更驚人的例子。見到上海自1970年代後期門戶開放政策開始，由於資本全球化而成為東亞數一數二的全球化都市的過程，我們不免懷疑「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此言是否能放諸四海皆準？上海大規模的都市建設在1990年代達到巔峰，曼哈頓化之後，上海的天空已大大不同。不相信的話，可以看看浦東陸家嘴一棟棟與天比高的摩天樓，那些耀眼的世界知名公司的大招牌，或者城裡隨處可見的高樓大廈。

自從1990年浦東新區開發開放計劃在黃浦江東岸推展以來，浦東已經成為上海最受矚目的都市發展計劃。誕生在20世紀末期，這個視「一流全球化都市」為未來都市發展趨勢的年代，上海浦東在發展之初便被設定要具有紐約、倫敦、東京或香港那樣的全球化機能。像上海副市長所說，浦東是「貫穿中國與世界的黃金高速公路」(Streshinksky 38)。本文試圖以上海為例，討論浦東特區從醞釀到搖身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的都市發展過程，闡明全球化如何產生新的都市空間，以利資本流動。我將論證當代的全球化都市是上海都市改建依從的模範，隨著浦東的重建，上海是個正在成形的全球化都市。然而，浦東所示範的新風貌隱藏了一個事實：為了打造目眩神迷的全球化空間，上海經歷大規模的都市改建，為了配合新的都市計劃，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間遭受前所未見的衝擊。更明確地說，全球化都市的產生有個重要特點，一方面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都市空間常要求當地住民在面對種種改變時能應對。如上海街頭的標語所言，「發展是硬道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浦東及上海其他區域的硬體發展邁向全球化，激變的都市空間同時投射出一個心理及文化上可供市民認同的理想世界都會形象，讓居民把自己當成城市使用者，把改造後的新城當作自己的空間，不至於懷疑眼前的都市空間也許不像他們所想像的那麼唾手可得，使用自如。我認為分析以全球化都市為樣本打造的上海可讓我們了解經濟全球化為求累積資本而大肆宰割人們的日常生活空間，進而得以彰顯全球化都市的規劃空間所導致的種種社會衝突。今日的全球化都市上海，一如它傲人的浦東新區所示，是一個全球化的展示櫥窗，也就是勒斐伏爾所謂的「標誌性空間」 (monumental space)。這樣的全球化空間雄偉耀眼的外貌，突顯國際資本的迅速集中，卻同時隱藏了國際資本透過標誌性建築得以快速地排擠替換當地人民的生活空間的事實。

I.「蓋了﹐他們自然就會來」：複製浦東成全球化都市的過程

1990年四月十八日是上海都市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前總理李鵬宣佈黨中央與國務院共同決定開發浦東，從此浦東在政治上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明證，象徵中國未來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扮演的角色，更是實際匯集資本的聚寶盆。這個被規劃成上海轉型為全球化都市之鑰的浦東原本是人口稀疏的住宅、農業、及工業區，到處可見大片荒地，一排排舊碼頭、公寓樓房、船塢、倉庫沿著黃浦江延展 (Lammie 174)。 十年後，我們見到這片與浦西隔江對望的350平方公里的土地，搖身一變成為跨國企業最新的聚集地，以眩目奪人的天際線和諸多地標建築重新打造上海的新形象。江澤民在1999年上海召開的財富全球論壇上說出了許多政府官員對浦東奇蹟的驕傲：「今晚我們所在的上海浦東陸家嘴地區，六年前還是一些簡陋的住宅和農田，如今已是高樓林立、生機盎然的金融貿易區。」值得注意的是浦東新區是以全球化都市的形象為藍圖勾勒建造的﹐更確切地說﹐陸家嘴區域計劃，江澤民口中的醜小鴨經量身度造蛻變成另一個紐約、倫敦或香港。其中運作的邏輯是：中國要加入全球化俱樂部，上海就得讓自己成為全球化都市以便獲取資本流動。浦西由於穿堂弄巷的都市空間加上人口過度稠密，迅速改造成國際金融中心難度較高，相形之下，浦東便成為都市發展專家實現理想全球化都市的優先選擇。在此他們能從零開始打造一個新世紀的全球化都市。於是我們見到視浦東為一張純淨白紙，隨時準備大展身手造出最令人驚豔的空間形式的各路人馬，迫不急待地想讓荒地鍍金，一夜成名。

自從浦東被指定為中國進入國際市場的策略重點之後，浦東開放開發的都市計劃論述中隨處可見全球化都市的意象。舉例來說，《浦東新區手冊》提到把浦東曼哈頓化是該區發展要點：「它﹝陸家嘴﹞將不僅成為浦東的商業中心區，也是全上海的新商業中心。陸家嘴就是要改建成上海的曼哈頓」(qtd. in Yeh 279)。新加坡和香港，東亞兩個重要的全球化都市也成為浦東倣效的成功範例 (Lammie 174, Cheung 64)。此外，建造一個全球化都市的精神在《浦東：勇攀峰巔》一書中的〈世界明星城市比較表〉裡展露無遺。這些明星城市包括紐約、東京、香港、新加坡和浦東。作者以對照方式指出浦東應如何進一步發展方能迎頭趕上其他的全球化都市，如此比較的預設是上海浦東正轉型為全球化都市 (Sun and Liu 148－50)。透過把全球化都市的概念量化，此篇〈世界知名城市與浦東的都市化〉的報導將原本抽象的全球化都市形象具體化，為浦東的改造者提供確實可行的工作表：

…為使浦東新區盡快地向世界明星城市靠攏，發揮其龍頭作用…我們試圖在總結世界明星城市基本特徵及標誌的基礎上，建立一整套的世界明星城市的評價指標體系，以供浦東新區及其他城市，與世界明星城市比較。(136)

就某方面而言，浦東的全球化與一小群精英分子息息相關。他們是前市長朱鎔基1991年訪歐後請來的「包工」，為求浦東順利變成二十一世紀頂尖全球化都市。這個「中法上海陸家嘴中心區國際計劃與都市設計諮詢委員會」由法國政府贊助，因此由法國官方組織組成 (Olds 1995: 1732)。委員會找來了包括英國、義大利、日本、以及法國的專家團體共襄盛舉，各自提出建造浦東大計。因此浦東迅速成為國際知名建築師競相定義現代主義空間形式，詮釋全球化都市景觀的必爭之地。如歐茲 (Olds) 所言，這些瑞姆 (Paul Rimmer) 稱之為「全球智囊公司」（the global intelligence corps）的資歷顯赫，當代世界建築經典諸如巴黎的龐必度中心、倫敦碼頭、雪梨歌劇院、關西機場、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等等皆為這些名家作品。簡言之，浦東建設計劃迎合了這些建築名家的慾望，讓他們得以一試身手，把個人的城市觀落實於上海這個從後殖民城市激變而來的全球金融中心 (Olds 1995: 1732)。

除了大興土木建造高樓之外，要讓浦東成為順利吸收外資的經貿中心，一個符合世界標準的國際機場是不可或缺的。舉例來說，孫海鳴與劉迺全在比較浦東和世界明星城市時便指出建造新機場刻不容緩：「作為明星城市﹐必須具有現代化的基礎設施。紐約的肯尼迪機場，東京的羽田機場，香港的啟德機場，新加坡的國際機場的年客量均在一千萬到五千萬人次左右，而浦東現在還沒有國際機場。」自從1996年開工以來，佔地二十八萬平方米的浦東國際機場便被視為亞洲最大的機場 (140)。新機場位於浦東南邊，倣海鷗外形建造，在2000年完工，目標是趕上日益增加的旅客流量，彌補虹橋機場的不足。浦東機場同時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代表上海飛向未來的雄心。一如香港的赤蠟角機場、東京的成田、大阪的關西機場、浦東機場希望成為讓市民引以為傲的雄偉建築。

無疑地，浦東新區讓整個上海的發展進入新紀元。全上海經歷了前所未見的大規模建設，種種都市工程啟動，各式住辦大樓興建，大大改變了上海的都市地理景觀。Pamela Yatsko在1996年為《遠東經濟報》所寫的觀察準確地描述了上海為了成為舉足輕重的金融中心所付出的代價：

整個城裡到處可見一片一片樓房被夷平，把這個「東方巴黎」許多區域變成巨大的建築工地－起重機、電鉆、推土機忙著打摩天樓的地基、建高架高速公路、挖地鐵隧道。建築師忙著設計有玻璃表面的辦公大樓和一排排豪華公寓，縱情表現現代主義風格。(69)

都市計劃局的官員則是這麼說上海的發展現況的： 「我們要建六十四公里長的鐵路和輕軌，六百五十公里的高速公路，一千兩百萬平方米的辦公室與住宅，還得拆除二十六萬五千戶舊房子，翻新兩千萬平方米的現存房舍。」(Maass 23)。誠然，眼前這波以改建上海為全球化都市為名的建設和拆遷熱潮讓上海的發展標語「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聽來都像是不痛不癢的客氣話。上海都會一寸寸有利可圖的土地被國際資金蠶食鯨吞，這些資金在很短的時間內化成了一棟棟簇新的鋼筋水泥高樓、橋墩、公路等等。

簡言之，浦東大體而言不負眾望地成為上海的新商業中心，足以累積並支配國際資本。一如方興未艾的建設狂潮，大量湧入的跨國公司資金也證明了浦東已成為全球資本流通中心之一。在1999年，全球排名前五百的企業中有九十八家投資了八十億六千萬在浦東新區的一百八十一個建設工程 (Li 13)。浦東提供給外資使用的土地也飛快地增加，快速釋出土地引爆了房地產熱潮。到了1994年陸家嘴中心區域的所有土地幾乎都已釋出，總計有一百六十九萬平方米的土地可供發展 (Wu 1369)。浦東新區市政管理委員會指出，光是1997年，便有一百六十八棟二十四層以上的高樓在興建中，到了1999年，會有一百八十棟以上的摩天樓與天比高 (Xin 19)。自此，新的標誌性建築便在大眾媒體每一張當代上海景觀的圖片中競豔，被當成最新的世界奇景。其中東方明珠電視台和四百二十公尺高，用玻璃與大理石打造的八十八層摩天樓金茂大廈如今已成為上海最知名的地標。然而比賽還沒結束，就在金茂大廈旁邊，另一棟摩天樓正攀向雲端。這是耗資七億五千萬，預 定九十五層高的全球金融中心 (Global Financial Center)，由36個美國與日本金融機構聯合日本海外基金 (Japan Overseas Foundation) 投資興建，設計重點便是在完工時將成為傲視全球的最高建築 (Maass 23, Sun & Liu 123)。

II. 全球化都市的形成：可能出什麼差錯？

當上海被各方人士稱頌為與倫敦、紐約、東京或香港並駕齊驅的全球化都市時，被避重就輕的是全球化導致的種種社會衝突。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將探究以全球化都市為藍圖來改建上海的城市空間造成的問題。明確地說，在上海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在其他全球化都市中觀察到的一個二元化的傾向，即是迎合資本流通所產生的城市空間一方面讓專業人士享有越來越多的權益，另一方面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空間卻一再被忽視。

薩森(Saskia Sassen) 對全球化時代城市的新使用者如何逐漸決定都市景觀的的觀察有助我們了解上海的都市更新及其影響。薩森認為，全球化都市的新景觀一項重要特色便是一小撮專業人士與一大群低收入勞工這兩組城市使用者的差距日漸擴大 (1996：221)。她強調，對跨國企業人士來說，一個有一流機場，黃金地段的商業區，以及五花八門的娛樂場所的城市便是理想國 (1996：220)。如同薩森所言，問題的核心在於專業管理階層對空間的需求很少被質疑或拒絕，因此全球化都市便不斷地因應這批新貴使用者的要求而改變。

正如我們在其他全球化都市所見，高度現代化的辦公大樓、高級住宅、頂級飯店、時髦餐館、以及像浦東機場和新高速公路這些設施都可以被當成上海專業階級 (the service class)對城市空間的種種需求具體落實的結果。我在此想強調的並非上海在那些方面稱得上是跨國公司的理想城，而是要指出薩森所說的國際商務人士的「訴求」在上海形成全球化都市的過程中進一步被合理化 (rationalized)，自然化 (naturalized) 為上海與世界接軌的先決條件。換句話說，如果像東京或香港這樣的全球化都市的空間是一再為了配合跨國企業的「需求」而改變，在上海管理階級精英分子似乎甚至不必提出他們對城市空間的要求，因為上海在改建為全球化都市的過程中早已把這些「需求」定義為必要的發展方向而內化了 (internalized)。之前提到的「全球智囊公司」針對上海所提出的諸多知名的都市計劃主要目的之一便在藉由大肆宣揚這些國際聞名的建築師和他們的標誌性提案來營造一個吸引外商的都市形象 (Olds 1995: 1735, Streshinsky 38) 。由此觀之，素以偏好「外國和尚」顧問聞名的朱鎔基，此番聘用「中法上海陸家嘴中心區諮詢委員會」與其說是崇洋，不如說是為了推銷浦東的策略，塑造浦東為明日之星的全球化都市形象以利吸收外資。

再看看上海市政當局建設浦東的概念，我們更能了解上海為何對外商似乎有不可擋的魔力。單單浦東，就有「四百萬平方米的空間在規劃範圍內，包括兩百六十五萬平方米作為辦公空間，三十萬平方米的豪華住房，以及五十萬平方米預定為旅館」(Olds 1995: 1733)。1995年，整個上海的高級辦公空間有「二十七萬平方米，並且在五年內將成長到三百二十四萬平方米。同樣大小的區域在香港花了三十五年才建好」(Huss 48)。除了越來越多的現代化辦公大樓，外商居住的高級住宅也大大改變了浦東和浦西的都市景觀。根據都市地理學家吳縛龍的說法，高價住宅的集中是了解全球化如何影響上海的最佳例證之一。當像上海西區一平方米開價一百五十到兩千六百五十美金不等的高檔住宅成為外商專業人士最愛，中低收入的市民必須被遷移到都市的外緣 (Wu 1364)。上海居民得騰出空間﹐因為跨國企業人士需要的不僅是時髦的工作場所和住宅，他們還要休閒空間。舉例來說，選擇住浦東高級樓房的外商說： 「他們越來越被浦東相對的優勢吸引…新的高爾夫球場和寬敞多了的房子還挺不錯的」﹙”Shanghai Takes Shape” 28)。真正說起來，上海吸引跨國企業的魔法是集體生產一個符合累積資本所需的城市空間。對佔盡優勢的管理階級而言，新的高爾夫球場和寬敞多了的房子或許真的挺不錯，但是這些條件終究難以補償 「住在骯髒的第三世界裡許多累人的事」(“Shanghai Takes Shape” 28﹚。當跨國人員對城市空間的要求被妥善規劃內定，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就不只是迎合他們所謂需求的空間形式了。

將跨國企業人士對都市空間的使用權視為理所當然造成的影響之一是所謂「成功人士」形象的廣為流傳。在廣告中典型的成功人士穿著名牌服飾，開進口轎車，出入時髦餐廳和酒吧，為了商務或度假經常到海外旅行，更重要的是，他們在高級辦公大樓上班，並且住在有僕役女傭伺候的豪宅。經由大眾媒體的傳播，成功人士這樣光鮮動人的形象似乎為一般中下階級的小市民揭開了成功人士以及摩天辦公樓與花園豪宅這類全球化空間的神秘面紗，「成功人士」似乎因此而「人性化」、具體化了。

「成功人士」這個新的社會形象﹙階級﹚的流行不僅說明了當代上海頂尖專業人士的崛起，更解釋了資本主義空間如何行銷「繁榮富裕的明天」的意象來隱蔽全球化都市中空間使用二元化所衍生的社會衝突。要讓每個上海人覺得不論城市怎麼改變，都是「我的城市」，那麼實際上由跨國管理階層主控的全球化空間就必須看來是個人人唾手可及的大眾空間而非僅屬於少數外國人特權的「飛地」。近年來由上海大眾傳媒以及流行雜誌大力推廣的所謂「成功人士」的再現，正是跨國經理階級的在地化形象，讓當地居民起而效尤並以此認同與新富階級息息相關的全球化空間。成功人士的廣告形象幾乎以催眠的方式讓人相信只要培養和成功人士相似的品味 (如採購廣告中的商品)，那麼璀璨閃亮的全球空間就能予取予求 (看看那些成功人士的生活)。王曉明在他〈半邊臉的神話〉一文中一針見血地說，傳媒中這類新富階級的再現是大有問題的，因為大眾所見的「成功人士」形象片面而且偏狹。一方面，我們只見到這些新貴階級富裕舒適生活的片段，彷彿他們沒有日常生活的其他層面。更嚴重的問題是，他們的另外半張臉，亦即他們獲取權力、財富以及社會地位的方式卻總是隱而不見 (31) 。

誠然，全球化最成功的伎倆之一便是即使全球化都市的建構主要是依據一小群跨國白領階級的假性需求，資本主義空間仍讓眾人以為自己是捨我其誰的使用者。正如王曉明所言﹐只有在代表性的城市使用者，亦即所謂的「成功人士」的另外半張臉模糊不清的情況下，他們的形象才能反射成人人嚮往的偶像。也就是說，如此每個上海人才能將另外那半張看不清的臉投射成自己的樣貌 (Wang 31)。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想要透過成功人士的形象把小市民難以企及的全球化空間變得似乎真實而熟悉，實際上卻可能反而讓這些高階白領的形象失真(Wang 31)。這種再現的本意與結果之間的重大落差指向了專業人士與升斗小民在日常生活所擁有的都市空間實際上有天壤之別，一如由全球資本堆砌的標誌性空間與當地居民的實際生活空間的大不相同。 

III. 從弄堂到高樓：生活空間發生了什麼改變？

為說明一般居民的日常生活如何因全球化空間的擴展而被壓縮排擠，我將在以下討論上海成為全球化都市的過程對市民造成影響最深的四個層面：要把上海重新塑造為新世紀的明星城市，民工的空間使用權益被壓抑，無數當地居民因此動遷，工作單位的功能消減，同時，傳統產業許多工人遭資遣下崗。

如前所述，期盼上海變成未來之城的集體慾望把跨國人士對空間的需求自然化，也因此掩藏了少數高階白領與眾多上海人民的差距，然而，二元化全球化都市的另一端，也就是底層勞工的問題卻常被當作不存在。如果我們說成功人士是國際專業白領在上海地方化的反射或折射，那麼人數眾多的外省民工相對的即是紐約、倫敦、或香港這些全球化都市中的外國勞工。上海素來為民工聚集之地，近年由於都市重建之各種工程更造成大批民工湧入。據報導，光是1993年，上海就花費一百一十億，動員了一百萬以上的建築工人來完成十八個重點都市建設工程(Liao 20)。 明顯地，其中多數為外省民工，但實際人數似乎並非該報導的重點。《經濟學人》的一篇報導估計，1995年在上海每天平均有約兩百萬民工在找工作 (“ City of the Plain” 18)。另一項在1997年發表有關上海交通運輸的研究指出，以外地人為主的「流動人口」，咸信有將近三百萬，同時數目還不斷在增加中 (Shen 592)。然而，民工的人數的激增既不能保證他們的權益或讓他們受到重視。事實上，在討論浦東或上海如何發展成全球化都市的眾多文獻中，民工的問題並未被充分處理。舉例來說，在世界明星城市與浦東的比較表裡，我們看不到外國勞工與民工的數據比較與其代表的意義。當上億的外資湧進上海，全世界五分之一的起重機集中於此，城裡每個角落似乎都在一夜之間冒出一排排的高樓，實際上究竟有多少民工參與這個建城大計卻似乎無足輕重。與那些專業人士寬敞明亮的辦公室，豪華氣派的住宅與綠油油的高爾夫球場相對的是什麼樣的空間﹖民工在上海的生活斷片像是他們的工作環境、居住場所、或甚至休閒空間，大體上不為人所知。都市發展者不會忘記要隨時更新上海外商和外資的數目，城裡標誌性建物的新高甚或起重機的數字，但那些實際付出勞力建造新上海的民工卻不在全球化都市精密的計算之內。

民工的空間使用需求可以很輕易地被忽視，因為他們是沒有戶籍的鄉下人。依據中國的移民政策，這些人在法律上從來不屬於上海。於是，他們幾乎無法成為城市的合法使用者，即使這個閃耀的全球化都市的實際建造有賴他們付出辛苦的勞力。與光鮮的成功人士形象恰恰相反，民工常與「流民」或「盲流」混為一談，後者有明顯的歧視意味，暗示混亂失序。如果說民工有什麼形象再現，那便是妨礙眾人想塑造的乾淨合宜的全球化都市，亦即令人避之惟恐不及的髒亂之源，比城市的「下只角」還糟上許多的聯想。我在2001年一月造訪上海，問起民工的狀況，友人說，政府打算「用四百萬白領專業人士換掉四百萬民工」。這個標語為上海的打造全球化都市計劃造成的二元都市景觀提供了最佳註腳。就本質上而言，跨國白領階級與民工都是國際資本帶來的「流動人口」。然而，專業人士甚至不必提出要求，都市空間就依照他們的「理想國」改建，而民工卻被邊緣化到並不比起重機重要的地步。

要實現為跨國白領居地規劃的全球化空間不僅要動員上海數以百萬計的民工，還要動遷浦東及浦西的傳統產業和當地居民以利興建各項有助吸收外資的基建設設及高樓大廈。換言之，在建造全球化都市的構想中，日常生活空間幾乎必須完全配合規劃空間。 如前所述，「全球智囊公司」眾名家所提出的發展計劃讓上海越來越像其他全球化都市，強調金融功能而非生活空間。同樣地，政府官員在審視浦東發展藍圖時明白指出「這樣的現代化區域應該以汽車需求為主要考量」 (Olds 1995: 1733)。而當地居民工資的提昇不見得如都市發展的速度那麼快，他們是否養得起車子似乎也不在規劃範圍之內。當升斗小民的生活空間正好是他人的全球化空間，前者似乎沒什麼商量的餘地。

為了讓浦東搖身一變成為萬人迷，住在陸家嘴四平方公里的五萬兩千戶居民，大約十六萬九千人「大多被迫動遷到城市外緣郊區」(Olds 1995: 1737)。早在1990年便在浦東計劃投入兩千五百萬資金的杜邦公司總經理的一席話或可讓我們一窺跨國公司以發展為名而變更土地使用的暴力本質。在一次訪談中，這位杜邦管理高層說他們在浦東的合作計劃面臨的一個麻煩是「公司被迫收購原本住在這裡的農民的房子，這筆錢用來讓地方官員把農民安頓到別處」(Gold 28)。經理的言下之意是這些農民早就該在杜邦公司進駐之前搬走，而且動遷的帳不該算到他們頭上。換句話說，在這些「錢」進浦東的跨國公司的想像中，農民的權益其實不關他們的事。值得注意的是，這篇訪問的目的是提供可能跟進的跨國公司 「他山之石」，以杜邦經理傳授該公司在浦東從零開始打天下的經驗作為參考甚或典範，以便吸引更多外資。當「浦東傳奇」透過外商現身說法更深植人心的同時，實際讓出空間成就這個傳奇的農民對動遷或動遷補償的反應卻鮮為人知。

浦東的發展造成黃浦江兩岸黃金地段的供不應求。因此，浦西居民的生活空間也無可避免地為了配合估計將快速湧進的外資而做各種改變。許多原本的工業或住宅用地變更為獲利高的商業用地，土地使用變更而帶動的建築熱潮更讓數以百萬計的居民因此動遷到城市外緣。當城市版圖必須為了新的使用者以及資本流動而重新規劃時，小市民常常被迫放棄其舊有的生活空間。對很多居民來說，發展也許是硬道理，但動遷可不是租輛搬家卡車就上路那麼輕鬆簡單。就拿離開自己熟悉的街坊的失落感來說吧，起重機和怪手幾分鐘之內就拆毀的房舍是好幾代的居民同心打造的家園。動遷自有補償，但失去的情感與記憶如何計算﹖有時，居民很晚才被通知他們的弄堂要被拆遷改建。有時，居民已經依照指示從弄堂搬出來，但新的住處連水電都沒裝設好。更糟的是，有些人被動遷到城郊，從此日日長時間通勤成了一大考驗。

事實上，全球化空間佔據了當地人的生活空間：居民不僅被遷往上海市郊，他們所分配到的居住空間也比以前更小。原本應該用來補償拆遷戶的住所不僅比原來的狹小而且更擁擠。Roger Chan 指出，動遷政策其實並沒有達成舒緩住宅過於稠密的現象，反而使得人口集中與都市改建建物更為密集 (313)。舉例來說，原本住在二十五到三十平方公尺單位的住戶會被分配到附近每人十一到十二平方公尺的住所，如果願意住得遠一點，可以分到每人十二平方公尺的單位 (314)。據報導，上海各處快速的拆遷所帶來的許多問題曾引起居民零星的抗議，但後來都不了了之，這樣無力的抵抗似乎僅凸顯了規劃空間的實踐是由上而下的權力操作。

成都路高架橋的例子充分顯示國家力量如何強勢地把生活空間轉化成全球化空間。為了讓成都路聯結上海的環內道路系統以便疏解交通擁塞，這條八點四五公里長的高架穿過上海四個主要區域。必須動遷十八萬住戶以及成千的工作單位 (Wu 1369)。在發展處和各區分處的監督之下，「高架橋所經之處迅速被凈空，這個計劃兩年不到就大功告成」(Wu 1370)。重建上海而拆掉的不僅是無數的弄堂，還有這傳統建築所代表的文化遺產。但文化遺產似乎不敵發展、現代化、全球化的誘惑，於是當局勸告那些不滿動遷以利都市建設的人，要他們為大局著想，以眾人之福為重：「為求城市整體未來發展，犧牲是不可避免的」(Chan 315)。終究，拓展璀璨的全球化空間似乎是條單行道。見證國家機器與跨國資本合作而推動的大規模拆屋與動遷，我們不難了解為何這幾年大家對弄堂的懷念特別多。

隨著越來越多的里弄居民動遷到高樓，工作單位在居民生活中也不再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首先，因配合都市發展的大規模動遷讓居民與其工作單位日漸疏離。以成都路工程而言，數以千計的工作單位被搬遷他處。前所未見的動遷使得原本代表轄區居民的工作單位的社會功能大為降低 (Wu 1368)。除了動遷的因素之外，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也使得工作單位對上海人的重要性大不如前。吳縛龍指出，「工作單位因都市建設動遷式微，地方政府介入甚深，再加上新的土地出租條例，都市空間的操控權已經從工作單位轉移到地方政府，以及外來的開發者」(1368)。諷刺的是，當上海眾望所歸地與世界接軌，它的居民卻似乎與自己熟悉的城市空間因為各種理由漸行漸遠。

對許多上海工人來說，與工作單位漸行漸遠的意思說穿了就是失業。要把上海變成全球資本中心，沒有競爭力的產業得跟上時代腳步，也就是順應全球化潮流而淘汰。換句話說，之於非技術員工，工作單位動遷常常就是被解僱的同義詞。著眼於促進資本流通，全球化發展的上海目前的重點工業是科技、資訊、傳訊、交通等等。另一方面，高度仰賴勞力或高污染的工業因為與城市未來發展走向與形象皆不符，也就難逃經濟達爾文主義的運作，被全球化上海三振出句。舉例來說，從1993年以來據說有四十萬工人失業，其中許多是上海過去仰重的紡織業工人。(“Shanghai Takes Shape” 27)。 明確地說，「在2010年之前政府打算遷移或關閉內環道路包圍的一百零六平方公里這個區域之內三分之二的工廠」 (Yatsko“Future Shock” 58)。政府官員和都市計劃者一再試圖說服我們城市的基礎建設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更新，破舊的建築也很容易就能重建，然而，遣散的勞工呢﹖他們能趕上全球化城市的發展嗎﹖從工業城轉換為全球化城市的過程誠然讓專業管理階級炙手可熱，但不可忽視的是，因應經濟改革開放的都市發展讓眾多無技術工人丟了飯碗。今日的都市發展者大力宣揚要讓1930年代上海的全球化都市風華重現的同時，下崗勞工或許對所謂「往日風光」與老好日子有截然不同的定義。 

IV. 鏡像與幻影：誰的全球化城市﹖

為了吸引外資，成為資本匯流中心，上海是以原型的全球化城市為藍圖而建造的。這樣重大的轉變並不出乎意料，隨著資本主義後期發展，世界樞紐城市成為國家與跨國企業推動資本流動的策略地點。在一篇討論東京全球化的種種問題的論文中，日本都市地理學者Takashi Machimura指出，德國政府對於如何建設法蘭克福的說法與東京都廳在80年代改造東京為全球化城市的一套說詞出奇神似。我想在此處用同樣的引言來說明我所謂全球化城市的原型意象以及這個原型與上海發展的關係。

法蘭克福在國際都市網路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全球經濟成長方興未艾。透過越來越多的經濟接觸我們感受到亞太平洋地區的蓬勃發展，而這僅是世界發展地區的一部分。金融投資已凌駕與過去居於領導地位的傳統商業，讓全球經濟更相互依存。這個全球經濟網的樞紐之一便是法蘭克福，它正從歐洲金融中心蛻變為國際金融城市 (qtd. in Machimura 183)。

有趣的是如果我們把法蘭克福從引文中拿掉，然後問大家覺得文中所言是那個城市，我們可能得到許多不同的答案：任何一個正在成形的全球化城市都符合這樣的描述。其實上海在1990年的都市發展與法蘭克福以及東京的規劃空間也如出一轍。這些城市是彼此的鏡像，因為迎合全球化資本所需而產生的都市空間的理想原型便是樞紐城市。原本是資本主義運作而生的全球化城市因此搖身一變成了任何一個想搭上全球資本快車的城市的鏡像投射與先決條件。同時，奉現存的全球化城市的形象為發展的硬道理，新上海的都市空間也成為當地居民的一面鏡子。耀眼的全球化空間讓大家相信上海新生活的景象是個政治宣言，一個可信的承諾，能讓拆遷、動遷、與解僱都成為每個上海人為了更美好的明天必須經歷的陣痛期。全球化城市發展大計的預設是規劃空間與當下感知的空間二者並無差距。換句話說，居民透過「大家的全球化城市」這面鏡子所看見的影像被當成此時此地的具體現實而不是規劃空間的鏡子所反射的幻影。空間既真實又虛幻的雙重性隱藏不見，於是規劃空間偽裝成生活空間。如勒斐伏爾所言，在現代化的狀況下，專斷的政治空間勢力日趨擴張，覺得新生活近在眼前的印象越來越強烈，到處可見新生活的幻象一再被強化。真實生活看來與我們如此接近。像是從日常生活中伸手可及，彷彿我們與鏡子那頭的美好真實零距離 (189)。

看來屬於所有城市使用者的未來城其實是同一個隱藏資源分配方式的空間，一個常為了迎合專業精英而罔顧他人權益的空間。正如「成功人士」的另外半張臉總是看不清，全球化城市的權力運作也面目難辨。也許用玻璃建造摩天樓不是沒有理由的：透過玻璃，我們似乎可以看見大樓裡面，但我們所見其實僅是令人迷戀的鏡像與幻影。

分析上海的發展，我們不難發現以全球化都市為典範來重建都市空間的企圖是視資本主義空間為可供人恣意填充的空容器，把這樣的空間看成與使用者沒有距離，不經過任何媒介即可完全操控，如此想像的盲點在於無法質疑這個空間本身在生產複製的過程中因權力運作而衍生的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在此謹以本文提出個人芻見，希望以上海為例，思考全球化情境下東亞都市未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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