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12 October 2012

冰冷雨天:谁在统治着日本(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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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在政治上也要求进步

革新官僚们和军部的关系不仅限于行政管理和经济建设上,还有政治上的关系。比如说实际上除了有关人员之外,就算知道这个《电力国家管理法》也没有什么人知道奥村,奥村真正出名是在1941年12月8日傍晚NHK的“万岁放送”。

当时奥村是内阁情报局次长,他觉得天皇的宣战诏书还不够有力,甚至有点软弱,于是亲自出面在NHK广播里发表演说,在历数了英美白人欺压了日本和亚洲三十年的罪行之后,奥村大声喝道:“日本国民决不能苟且偷生,神州绝对不灭,英美何足为俱,我们将突进再突进,如果有人胆敢阻挡,我们所需做的只是突破他们”。

在广播演说的最后,奥村用已经嘶哑了的嗓子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帝国陆海军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这就是“万岁放送”的由来,但是在第二天早报上登载的演说稿中找不到这三声万岁,原来这是奥村临时加上去的。

情报局长官是外相兼任的,于是这个情报局就成了奥村的天下。在次官会议上他对别的次官怒吼:“有点对英美的敌忾心好不好?”,发现《朝日新闻》上有人在说“不能小看英美的战斗力”,就亲自操起电话命令朝日新闻重印,在情报局自己发行的《周报》上,更是连篇累牍地连载《败战后美国人的生活》,《英美罪恶史》等东西,可惜正干的起劲的时候,海军遇上了中途岛。

内务省的警察和特高警察在这段时间也和陆军开始了合作。本来内务部的警察和陆军势如水火,绝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1933年大阪的警察抓了闯红灯的陆军士兵,还和赶来救援的宪兵打了起来,一边是“陛下的军人”,另一边是“陛下的警察官”,谁也不买谁的帐,闹出了及其有名的“大阪交通信号事件”。

到后来有一位读过笔者的《有一类战犯叫参谋》或者《浩瀚的大洋是赌场》的读者都很熟悉的人担任了陆军省军务课长,他就是陆军中野学校的创始人,有名的特工岩畔豪雄大佐。岩畔豪雄上任之后陆军和内务省的关系就开始好转了。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是禁止游行示威的,但1939年日英关系开始恶化之后,英国大使馆外面成天有人在举行反英示威。示威的人是陆军找来的,内务省警保局和这些人配合,在特定的时间不执行“禁止游行示威”这一条法规。据说那段时间岩畔豪雄大佐花费的交际费特别多,成天在料亭里宴请内务省的人。

但是内务官僚们倒并不是冲着陆军请他们吃了饭才这么干,他们本来就要这么干了。和其他省一样,内务省也有一批革新官僚,领头的叫菅太郎。

这位菅太郎的经历十分罕见,他居然读过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幼年学校里体罚是很厉害的,笔者在《有一类战犯叫参谋》里说过幼年学校里有人被耳光打坏了鼓膜而只能退学,这位本来有希望成为精英参谋的菅太郎就是其中之一。但菅太郎从幼年学校退学之后又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而且还通过了高文,进了最难进的内务省。

菅太郎除了读过幼年学校之外,还干过共产党,这又是这个人罕见经历的一部分。他是松山高中毕业的,同学中就有日后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在宫本显治的介绍下,菅太郎先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干脆加入了共产党,但是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之后就断绝了组织关系,一心奔高文去了。

1928年进了内务省之后,菅太郎被分在专管警察的警保局,接着就被派到柏林去了三年。日本从1890年开始创设了高等警察专门负责政治案件,1911年发生了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企图暗杀天皇的“大逆事件”之后,警视厅又成立了特别高等警察课,简称特高警察来专门取缔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现在的研究者一般倾向于秋水事件本身就是山县有朋捏造出来的旨在打击当时的自由主义新闻风潮的事件。因为幸德秋水本人是一个传媒人,庚子拳乱的时候,他在《万朝报》上揭露了日本陆军将清皇朝的120万两银元宝据为己有的“马蹄银事件”,迫使出兵北京的第九旅团长真锅斌少将受到休职处分而得罪了陆军大佬山县有朋。

到了1922年日共成立了之后,特高警察的责任就是专门对付共产党。为了收集国际共运的情报,内务省在柏林,伦敦,北京和哈尔滨派驻了专员,助手都是刚进省的新人,这是因为内务省觉得和共产党打交道,思想警察比一般的刑事警察更为有效,而像菅太郎这样的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组织有一定了解的高文组文官不用说是这种思想警察的最好人选。

菅太郎果然不负众望,1934年,菅太郎主持了一个“思想问题讲习会”,他在这个讲习会上指出,社会改善,鼓励转向和强化取缔这三种左翼对策中,强化取缔看起来最有力,但实际上是最无效的,社会改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费时太长,现阶段最有效的应该是鼓励转向。

针对警察常有的的对转向者的疑心,菅太郎直截了当地指出,没必要去怀疑左翼分子的转向是否出于真心,是不是在伪装转向。首先要欢迎转向者,人都有向权势靠拢的本能,就算是伪装转向的人到最后也会和当局精诚合作的。

菅太郎的左翼对策得到了内务省的采纳,也收到了极大的效果。日共的党史书籍上至今对1930年代特高警察对日共所实行的转向政策还是痛恨不已,特别是日共委员长佐野学和书记长田中清玄的转向让日共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到77事变之后日共在日本本土已经无法开展活动了。

1937年之后,菅太郎又去满洲负责清剿反满抗日。在打击抗日势力的同时,菅太郎更加努力的是带着一批剃成光头的年轻官僚们打击在满洲的日本人中的所谓自由主义分子和民主主义分子,因为在菅太郎看来,“赤化的魔爪正在和自由主义者以及民主主义者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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