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在连载结束后，会提供全书的下载方式。
【图：本书原版封面】
序：四十年研磨出这部著作
丁学良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专著的英文原版，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在 2006 年出版发行，它的孕育出世有着几段非常有趣而又颇为严峻的历史。我作为这几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现在抚卷回想，几多感慨，几多欣慰，又几多遗憾。感慨的是作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之艰难，得要有决心有耐心有资源来“十年磨一剑”。欣慰的是本书中文译本简体字版的发行，将使那些以中文教学和研究的海内外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有了必不可少的一本参考书。遗憾的是这本简体字版译著却不是在它拥有最多读者的土地上公开发行，许许多多早就盼望读到它的中国国内居民还得费点心思才能够买到它。
此书的渊源久矣！远在 1980 年代的中期，哈佛大学校方就正式向本书的读者 Roderick MacFarquhar（马若德这是他的中文名字，麦克法夸尔是国内音译）提议，可否在该校本科生的《核心课程——外国文化》的大栏目下，新开设一门专讲“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如果开成了，这将是全世界主要的研究型大学里，首项以“中国文革”为主题的完整课目；到那时为止，虽然西方大学其它的课程中也有“中国文革”的内容，但都是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或中国现代史的一小部分讲授的。
虽然这个建议对麦克法夸尔颇具诱惑力，但他却心中无底——中国的文革是那么的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怎么好给美国本土生、本土长的大孩子们讲清楚呢？比如说吧，毛泽东正式发动“文革”的头排猛烈炮火——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革命大批判，海瑞罢官的时代是十六世纪中叶，那比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还早了两个多世纪。怎么能够对美国的本科生讲明白，在毛泽东的中国，古代史、中世纪史都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小仆人呢？
谁知道首届“中国文化大革命”（课程的注册号码是“外国文化 48”）于 1988年春季开课时，哈佛的本科生中主动要来是、上的，几达千名；哈佛本科生院全部学生才只有六千多人。这么大规模的课，倒是给校方后勤部门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校园里没有这么大的常规教室。无奈，校方只好准许这门课在 Sanders 剧院里上；该栋古建筑物颇具文物价值，平时保管甚严，通常是在重大庆典时才动用的，我们接受博士学位证书的仪式便是在那里面举行的。
我记得正式注册上首届“中国文革”课的学生是 830 名左右，仅助教队伍就有 22 名，包括本人在内。那时并没有现成的课本，麦克法夸尔就组织助教们认真挑选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复印装订成册作为教材。我印象鲜明的是当时在讨论如何翻译“文革”时期的特有术语遭遇的困难，常常为一个译法之取舍争论老半天 。比如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最后选定的是具硬译风格的 capitalist roaders（字面上是“资本主义的走路人”）。有学生在测验时望文生义，把它解释成：“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
这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狭义的说，就是从 1988 年春季启动的，到它的英文版发行，几近 20 年。而从广义上说，它是从 1968 年启动的——那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时刻，麦克法夸尔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它的非同寻常，遂将其定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由此而奠定了他作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文革史的领军人物。1974 年，他发表了“文革前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 年 》 1983 年，他发表了第二卷，聚焦在 1958-1960 年的大跃进；1997 年，第三卷发行，剖析中共领导层在 1961-1966 年期间的严重分歧。3 三部“文革前史”的英文版，加起来将近 1700 页，密密麻麻的排字本，真正是让人望而生畏、叹为观止！它们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会”1999 年度备受尊敬的 Joseph R. Levenson Prize 奖。这位于 1969 年不幸英年早逝的Joseph R. Levenson 生前在西方被认为是当代最有才华的治中国史的杰出学者之一，4 以他命名的这项学术奖，专为英语世界关于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优秀研究成果而设。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就是麦克法夸尔在“文革前史”三部曲的基础上，系统扼要地处理 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的一部通史。接受了众多学者和学生们的建议，麦克法夸尔把这部通史狠心压缩成一卷，所以它很“酽”。在西方学术界，首印发行量共十一万册。
有关中国文革的研究著述虽然汗牛充栋，而文革通史却寥寥可数，基本的困难既是因为“太多”，亦是因为“太少”——“太多”是那十年的翻天覆地大动荡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席卷了数亿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所有这些重要的方面综揽于一书，难度当然也是异乎寻常的，惟有在这个专题及其周边领域里深耕细作经年、且视野广阔的研究者，才能取舍得当、驾驭自如。而“太少”，则是有关文革的最核心原始资料，一直没有对外开放；5 文革最重要的领导者、牺牲者和幸存者（毛泽东、刘少奇、彭真、周恩来、林彪、邓小平、江青、康生、张春桥），均未发表过文革回忆录。因此，立志作文革通史的研究者只能在浩如烟海般的零散资料和“切片分析”（即有关文革某一细部的考察和著述）中，搜索鉴别，才能够提炼出相对而言更为可信的素材，把文革的全貌描绘出来。
本书是西方学术界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一部通史。它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英文、中文的少数通史和大量的“切片分析”，可以从它的英文版近 200 页的注释和文献索引（占全书篇幅的几乎四分之一）中看出。麦克法夸尔是美国汉学大师 John King Fairbank 费正清（费氏乃是第一位不是治美国史却被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史学家）的弟子。
然后就任的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 Leroy B. Williams 联席客座教授之职。《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便体现了麦克法夸尔的治学基调：它首先是一部编年史，力求对十年文革的最重要事件整理出头绪；它同时也是一部诠释史，力求对文革这部政治剧中最重要的演员（agents）——不论他们是得胜者还是失败者——行动的动机，给出合乎事实和逻辑的解释。
虽然这部通史对文革十年里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教、外交诸方面均有交叉的描述，其着力最多的，仍然是中国最高层政治纷争的动力学（dynamics）。麦克法夸尔笔下的那些重要人物是多维的，就像经典电影中的那些大角色，很难用一个单面的形容词去界定。作者对晦暗不明的最高层政治悲剧和滑稽剧能够作出扎实的、颇具说服力的剖析，除了上文所说的依据自己和同行们多年实证研究的成果外，还得益于他所处的优越学术环境。麦克法夸尔曾任数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和政府系的主任，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接待过许多来自中国的资深访问者，其中不乏文革的主要参与者和知情人。他们的所知所闻在中国国内不易照实公开发表，而在哈佛大学的自由环境里，便可以更加实事求是地交流。
麦克法夸尔撰写本书的合作者 Michael Schoenhals 沈迈克，是个语言天才。这位瑞典人的汉语之地道，在我认识的所有的非华人中，名列三甲。他第一次在电话中用普通话跟你聊上半个小时，你多半不会想像得出对方其实是个洋人。
阅读这本文革通史，我又一次回想起十多年前麦克法夸尔发出的一连串提问。1994 年初夏，我在香港的书店里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刚刚发行的一套四册厚书，《统帅部的斗争 、《兵变 ！兵变 ！》、《八载秦城梦 》、《千秋功罪》 其中收集的文章，当时在中国属于最广为阅读的“文革记事”。我立刻给麦克法夸尔邮寄去一套，一段时间后，他在电子邮件中问道：“这些文章的可靠性如何？它们是否够格被视为严肃的历史研究？”他的疑点源于该套丛书里部分文章，在描述文革中的重要当事人在关键时刻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思绪”和“心情”如何如何，而有些这类当事人早已经丧命于文革时期。麦克法夸尔疑问：“这些作者当时并没有机会与当事人接触，他们是怎么获知那些当事人内心的思考和情绪的？”按照严格的学术研究规范，那些作者不能在这个关节点上毫无交代——你是通过阅读当事人的日记或遗嘱得知的？你是通过采访当事人的直系亲属或狱中难友得知的？你是通过查阅当年审问当事人的原始记录得知的？你总得说清楚你的资料来源。
这种实证主义的治史态度，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里时时显现：有几分资料，就说几分话；在资料不充分的关节点上，就提出一种以上的可能性，让读者比较和判别哪种可能系的更高或更低。这种审慎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特别值得当代中国作政治史研究的人看齐，在落笔的时候，不要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变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大圣，具有看穿别人内心活动的特异功能。
麦克法夸尔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书首的题词中，把这部研磨近 40 年的著作“献给所有以其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和言论启发了我们的中国人。也献给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们或许能够更自由地对这些事件进行研究和著述。”而他的“文革前史”三部曲，是分别献给他的结发妻子、女儿和儿子、比较思想史大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他退休以后那个讲座教授席位的继承者就是麦克法夸尔）的，由此可以看出麦克法夸尔对中国的感情和对中国学术界的期待之深。6 我相信，本书中文译本简体字版的发行，将会有力地刺激中国国内的文革研究者和知情人，在进一步挖掘、收集、整理相关的资料方面，或者对已有的资料作新视角的诠释方面，或者兼而有之，作出更可观的优质工作。
（未完待续）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09/14/mao_last_revolution_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