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叫xxx (請註明真實姓名)，
2. 當年我xx歲 / 讀緊小學 / 啱啱結婚，
3. 我記得 / 已經忘記了 / 想知道 / 唔想知道 xxxxxxxxxxxxx」
朋友在facebook留言，呼籲四方八面的朋友，寫上對23年前6月在北京發生的事的感言、看法…。看清楚，原來是「沒有製作」的一個迎接「六四」廿三週年的活動，叫作「一人一六四」。這些留言有可能製作成明信片，於五月中開始舉行的「六四報哀音」活動中派發。
去年「六四報哀音」，Ngan Piu 上載
近幾年，這個小團體每逢臨近「六四」，都會「六四報哀音」，在街頭以歌唱和朗誦方式，向市民，特別年輕人，講述六四的故事。提起這個「沒有製作」的小團體，又令灰記想起去年一件往事。其時兩位同行正拍攝有關「六四」和國民教育的專題，分別訪問了這個小團體的兩位成員，一位是歌唱和朗誦的指揮Felice，另一位是九虎。他們都有在facebook參與「一人一六四」的留言︰
「我叫沈茵潔，當年我六歲，龐淨係記得婆婆遮住我對眼，叫我唔好行近電視機。」
「我叫九虎，当年三岁，在北京。我其实根本不会记得当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但我唯一记得的是，街上的每个人都朝天高举着“V字”手势。」
這兩位朋友，一位來自傳統「愛國」學校，一位來自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都是受共產黨的「洗腦」教育長大。他們最終能打破被從少貫灌輸的黨國價值觀，檢視中國歷史其中一個重要轉折點，追尋並傳播這段當權者要人們遺忘的歷史，的確難能可貴。灰記希望這兩位黨國主義教育過來人的經歷，可以「喚醒」更多人。
「如果那事件不是真實的，那些人的犧牲不是值得的話，為何那麼多人在這裡呢。」這是Felice於去年六月四日在維園對記者說的話。回顧整個中學教育，這一段歷史對她而言，一片空白。「你說學校有否欺騙我，我覺得它只是從來沒把事實告訴，也沒有把事情跟我們討論。」
學校老師只對學生「報喜不報憂」，要求他們「愛國、愛國、愛國」，參加國情班，到內地交流，欣賞「國家的成就」，但看不到陰暗面。她說，曾經有同學問老師，為何內地政府要拘禁爭取民主的人，老師的答案是，他們是異見分子者，做著損害國家利益的事。曾經一段時間，她對異見分子有很大偏見，覺得他們都是不懷好意。
升讀大學的社工系是轉變的開始，因為當中的人文/通識教育，培養她獨立思考同批判思維，加上香港資訊開放，好容易知道到內地的陰暗面，同當年六四的「真相」。
對紅旗下長大的九虎來說，中學的歷史教育就是一部中共官方黨史，「是一條一條、一條一條的，意思是1949年開國，之後反右、文革、大躍進、改革開放，香港回歸，剩下這些，我在想這不對勁， 為甚麼剩下這麼少的歷史？」甚至兩位被迫下台的前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主政的八十年代，也是一片空白。
18歲那年，他在互聯網(當年防火牆還沒有現在厲害)找到一些八九學潮的零碎資料，一些知識分子在博客和論壇都有提到八九年的點滴。他曾經問母親，為甚麼不告訴我多一些六四的事情，現在的教育對於我來說是否好的教育？母親說︰說又有甚麼用呢。
後來他有機會來香港升學，為了尋找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決定到捷克做交換生，「當時單單說民主，其實離我很遙遠。但如果之前都是很相似的政權，現在變了民主國家，對於我了解中國民主化是否有些幫助？」「那一年我知道最重要的事，民主不是這麼簡單便得到，是真的需要犧牲，不像捷克這麼浪漫，一定要人民一起覺醒，或者一起行動才可找到。」
09年，他回到香港，決定到維園參加六四二十週年燭光晚會。當晚有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錄音講話，震撼這位北京青年的心靈。丁子霖說︰「今天我在這裡講話，內心很不平靜。我常常想我們中國人活得太沉重，太無奈了……」九虎把自己代入當年的北京青年。「當聽到一位北京媽媽，在說北京話，訴說自己兒子時，我真的很感動，那時真的想哭，不，已經哭了。我即時想起我媽媽，我想如果那時我死了，我媽媽會怎樣？」
他回想18歲發現八九年後，母親曾對他說︰「當時你爸也跟那些北京人一樣，儍兮兮的，花了一個月資，買了一箱可樂，騎著北京那種三輪車，現在也沒有了，現在這個三輪車也沒有了，騎著三輪車，就送去給廣場上的絕食學生，就這樣。」然後再跟他說︰「當時我們兩個帶著你，上街嘛，你看著長安街上，大哥哥大姐姐，都這樣嘛，你也學他們這樣。」三歲時九虎所學著的，就是「街上的每个人都朝天高举着“V字”手势」。
今年五月中開始，大概Felice和九虎，以及其他朋友，都會為大家「報哀音」。而「一人一六四」的留言活動，到4月19日，已有四百多人參加。從這些留言，灰記重溫一個時代的「氣魄」，感受人心之不死。
「……當年三歲。記得當時電視整天播著一幅幅我看不懂的畫面。中三那年看到一幅圖片，一個人以身軀阻擋坦克，感到震撼；如今亦然。」
「當年10歲, 我記得係電視度見到坦克車, 軍隊開槍, 同埋好多血肉模糊既人, 一個人流血, 幾個人抬住佢去求救, 對住個電視機爆粗鬧鄧小平, 跟住就俾爺爺鬧.」
「事件過後12天才來到這個世界，對事件一無所知直到初中歷史老師教文革和大躍進的時候情不自禁地講起。我至今仍記得老師講到哀痛處的淚流滿面，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男老師哭，雖然眼淚在沉重的生命面前或許輕得微不足道。」
「當年八歲。六月四日那天，學校樓梯的扶手綁上一條條黑色絲帶，老師面帶愁容，學校一片愁雲慘霧。六月五日的晚上，一家人坐在家中看電視，看見北京街道上，一名青年擋在一排担克車前面，我問爸爸那個人會怎樣，爸爸沉默，沒有回答。」
「丈夫是弱勢的澳門民主派議員。六四當年未婚廿五歲，澳門大學政治系。在澳門新華社門外靜坐、遊行、手寫聲明，與天安門同呼吸，無幸就義，終身烙印。作為詩人，我以詩歌繼續革命。作為民主派，我努力。」
「當年未出生。兩年前才認識六四。到現在仍無法接受一個國家竟會如此對待自己的人民。」
「當年七歲。我記得學校有特別集會，全校在操場唱民運和愛國歌曲，全校老師都在哭。我家沒有電視機，所以我每天追讀報紙，得知有王維林這個人隻身擋坦克。這許多年來，我每天都問自己，我有沒有勇氣做下一個王維林。當年六四大遊行，我父母不許我參加，說我太小，不懂分是非黑白。現在我長大了，我沒有忘記。我發誓我永遠不會忘記。」
「當年我未出生。小時候不知道什麼叫六四，不明白為什麼要去維園，當時只知道曾經有個人站在坦克前，那個人最後怎麼樣，沒有人能給確實的答案，我覺得很恐怖。有些事情，到現在想起來還是會怕。那種恐懼不是隨時間就能沖淡的，既然如此，就站起來面對、戰勝它。」
「當年大學一年級。已記不起去了多少次集會、遊行，流了多少眼淚；但不會忘記，至今踐行的是：信念是必須身體力行的。」
「當年是新手社工，四月時參加了專上學生聯會主辦的第一場集會，自此與北京學運開始心靈結連，四月到六月發生的事情，永世不忘，矢志作個有勇氣批判當權者的人。」
「當年10歲，我記得好清楚有好多人在紅十字會門外排隊捐血」
「那年我28歲，6月3日萬看電視至天亮，流淚不停。6月4日上午社會福利界在小童群益會旁的小公園集合準備參加遊行，人人傷感。有一位同工帶來很長的黑橫額布，以白油現場直書『天怒人怨 鬼哭神號』八個大字，大家拿起帶頭，同工跟著出發，地下也留下那八個大字…」
「當年12歲，六四那日…記得平日學校課室內只播放ETV的電視，變為播放六四特備節目，老師、學生都留意著電視播放的每一個片段….電台播放著「血染的風采」..商鋪販賣的六四T-SHIRT….報章全黑的A1版….記者們的報導…種種事件豈只能成沒文字的回憶?歷史就是歷史，是鐵一般的事實。」
「当年我两岁。我是北京人。我记得六四之后的一天，爸爸带我到楼后的小花园玩，几个戴大盖帽的走过，爸爸夸张地说：警察来了！快跳进树坑！然后带着我猫在树坑里。当时只觉得紧张好玩，很多年后，才知道为什么看到警察反而要躲。」
「當時我還在內地讀小學，這不止是一個禁忌，甚至不曾存在於我們這一代的意識裡，只記得後來有兩首歌帶回了我這個意識–<<一無所有>>，<<歲月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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