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hid Javed Burki：巴基斯坦政治系統轉型

巴基斯坦正在同時進行著三大轉型。而這些轉型如何展開不僅事關巴基斯坦人自身，還將影響到穆斯林世界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令大中東地區的許多政府都發生了更替的情況下。

大多數穆斯林國家都曾長期處於獨裁者的統治之下，這些人要麼直接崛起於軍界，要麼背後擁有強大的軍隊支持。從前的埃及、利比亞，葉門和敘利亞都是如此，當然，巴基斯坦也毫不例外。

阿拉伯之春使這種管制風格的虛假合法性喪失殆盡。但在巴基斯坦，軍隊統治的去合法化其實在3年前就啟動了，而這種變革的力量來源也與阿拉伯之春大同小異——那些不願屈服于專制且成功動員起來的新中產階級。

數十年前，美國政治科學家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指出發展中國家在弱政府管制下的經濟繁榮並不一定會導致政治穩定。相反，在這種情況下的經濟發展可能——而且經常會——導致政治動盪。

這一推論在1990年代的土耳其以及2000年代初的巴基斯坦都成為了現實，並隨後在阿拉伯世界應驗了。事實上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帶來的就是埃及和突尼斯阿拉伯青年不斷上升的預期——也隨之推動了阿拉伯之春。而這類上升預期在所有大型穆斯林國家都隨處可見。

正如亨廷頓所說，當青年人見證了經濟增長之後，他們開始要求參與到與生活各方面相關的決策之後，而不僅僅是在經濟方面。但由軍隊占統治地位的政 治系統排斥這類參與，因此隨著經濟不斷增長，政治的去軍隊化成為所有大型軍管穆斯林國家——從印尼到地中海沿岸——的群眾呼聲。即便是伊朗這個革命衛隊控 制全國經濟總量1/3的國家也受到了影響——2009年的總統選舉在德黑蘭以其各大城市引發了大規模反政府示威。

但去軍事化意味著將權力和政治決策從軍隊更多地轉移到選舉產生的議會手中。在新書《為何國家會失敗》中，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魯賓遜（James Robinson）認為選舉——即便是自由和公平的——並不一定能使社會從一個抽取性系統轉型成為一個包容性系統。事實上，如果政治系統的支配者 們除了週期性選舉之外並未受到其他限制的話，那麼抽取國家財富來為精英服務的情況在民主社會中也會發生。

這也是為何要設計體制性機制來制衡精英階層行為的原因。其實對這類機制的探索也在當今的巴基斯坦也已經開展了。

在巴基斯坦，一個失信的軍隊在輿論壓力下被剝奪了權力，並為民選代表創造了政治空間。他們獲得了控制權（即便不是通過軍隊），卻不懂得如何明智 地行使它。於是隨著這些代表的財富與日俱增，其他人的生活水準卻停滯不前，低收入群體甚至更加貧困。因此在巴基斯坦政治轉型的過程中就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

結果巴基斯坦的司法界，媒體和許多公民社會組織如今不僅致力於限制軍隊，還要制止新政治體制中的掠奪行為。

而在將巴基斯坦從去軍事化轉型到一個可以對掌權人物實施有效制衡的承諾方面，自信程度日漸增加的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審理了三大案件。第一個案件就 是要求總理吉拉尼的政府重開一個瑞士法庭指控總統紮爾達裡洗錢以及挪用公共基金的審判進程。該進程在紮爾達裡當選總統後就在巴基斯坦政府的要求下停止了。

第二個案件則是最高法院要求巴基斯坦軍方情報機構交代數百名（可能還不止這個數）失蹤人員的下落，這些人都是在該機構打擊伊斯蘭極端勢力或者搗毀俾路支省分裂勢力時失蹤的。

第三個案件則重新揭示了一位政治家在幾十年前對巴基斯坦三頭馬車——總統，總理以及武裝部隊總參謀長——的控訴。原告聲稱有巨額資金被輸送到三人心儀的候選人身上以幫助其進行1990年的議會大選，當時謝裡夫的政黨以極大優勢擊敗了貝布托的人民黨。

最後，巴基斯坦還在進行一個權力從中央政府轉移到區域政府的轉型。2010年生效的憲法第18次修改案是為了這一目的，但具體的實施卻被那些傾向于中央高度集權的黨派拖延了。

如果巴基斯坦的政治系統轉型成功的話，它將成為其他穆斯林國家實現從抽取性向包容性管治系統轉型的楷模。土耳其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而如果巴基斯坦也能向前推進的話，伊斯蘭世界其他國家的政治去軍事化也不會太遠了。

作者曾任巴基斯坦前財政部長，世界銀行副總裁，現任拉合爾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席

from 政經評論 http://kurtlau.blogspot.com/2012/04/shahid-javed-burk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