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呼吁中国须加大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里，许小年可能是最为“激进”的一个—在3月25日召开的首届岭南论坛的圆桌论坛上，许小年剑指发改委，认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散发改委!”
针对发改委的批判，在推崇市场化的经济学家里已屡见不鲜，在去年9月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张维迎即指出“自从成立发改委后，中国改革的步伐就大幅放缓”。而此番许小年的“解散发改委”言论，其字面逻辑则显得更为彻底一些。
不可否认，自2003年5月发改委成立以来，其对宏观经济的统筹、区域经济的平衡，以及产业分布的调整上功不可没。而其在快速应对2008年次贷危机带来的冲击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更是一度让包括非洲等落后国家、甚至欧美在内的市场化国家奉为榜样。
但是，在承认发改委部分功绩的同时，我们不宜“一白遮百丑”，从而忽视其巨大的负作用。发改委的负作用，最为核心之处即是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之于当下而言，发改委不仅主导物价调整、项目投资、产业补贴、企业债发行的审批，而且还参与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并且直接管理国家粮食局和国家能源局。
发改委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全面渗透，以致其一直被戏称为“小国务院”。而其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不仅已造成其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冲突，还大幅增加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成本，更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以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冲突为例，物价调整本应商务部最具发言权，企业债发行证监会应更具专业性；再以加大经济运行成本为例，当下项目投资走完全部审批流程，最快也要10个月时间；最后再以违背市场经济属性为例，由发改委主导包罗万象的物价审批，尤其是事关食品、消费品等价格的审批，不仅阻碍了市场的充分竞争，而且还使近两年的通胀治理已然进入“治乱循环”的轨道。
从市场主体的事实层面看，正是因为发改委具有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力、且在资源配置的实施中过于向国企倾斜，从而导致当下“国进民退”的日渐严重，而以民资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体，自去年以来“倒闭潮”更是频频发生。
从宏观经济的现实趋势看，发改委作为应对次贷危机冲击的主导部门，在其快速应急取得短期巨大成效之后，不仅使当下地方债务（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府）高达近20万亿元，而且近年来，我国的通胀水平亦高企在5％上下。
之于发改委经济运行层面权力的过度集中、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参与，以及资源配置对国企的明显倾斜，其实质呈现的更多是“计划”的影子，而非真正彰显“改革”的功能。当然，如果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全称进行字面解构，也许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其对市场化改革的事实阻碍，可能在其10年前成立之日起即已注定—通过“发展”在前、“改革”在后的全称解构，不难看出当初成立时“改革”为“发展”服务的逻辑设定，亦即是说，只要“发展”这一终极目的得到实现，“改革”可以相对忽视、乃至阶段性反向行之。
但是，缺乏真正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能够长久存在吗？依赖行政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能够不带来隐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之于当下而言，我国经济增长不仅已趋下行通道、出口顺差更是4年来降幅最大高达47.5％，而且已经形成地方债务、银行潜在坏账率、通胀水平的“三高”困境，更为严重的是，在行政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下，市场自发主体的创新活力已经持续萎缩。此外，过于违背市场化的微观经济干预，亦已严重弱化发改委之于宏观调控的核心职能，比如，近年来，其调控通胀，物价却屡屡攀升，其调控房价，房价却企高难降，其调整产业结构，真实成效却微乎其微。
之于当下而言，发改委大一统的权力结构亟须改变，在其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水平的同时，应彻底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其与其他职能部门的权力交叉，应逐渐向具体职能部门过渡，其与微观经济牵涉的具体事务，应尽快纵向转移至地方政府、甚至可以转移给市场中介组织具体操作。
而如果深究发改委名称的设立逻辑，则有必要将“发展改革委员会”变为“改革发展委员会”（即“改发委”），甚至可以直接改为“国家改革委员会”（“国改委”），从而从根本上明确“改革”之于发展的结构性、且现阶段无法回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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