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in 開口)
一國的外交政策是否尊重他國的民主選擇呢？這個問題大概是政治學上至今沒有辦法解決的古典議題，也是一個不常被提出來討論的議題。
若民主僅是針對一國國內事務，不涉及國際，那民主的普世價值豈不就是終止於國界？兩國的民主結果若衝突時，有啥文明不打戰的方法解決？
這個問題在2012的台灣大選就已經明顯地出現了。在完全無外力操縱下，台澎的民主結果，未必是合乎白宮的外交政策。然而，白宮的外交政策竟公然地對台澎民主做出左右，導致台澎的政治不能顯現出民主的真貌，反而是以被扭曲的結果當作民主選擇。那怎辦？
底下這篇文章非常有看頭，相當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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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與民主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加藤嘉一
現代人已經習慣了忙碌，似乎忘記了，至少忽略了靜下心來讀書。資訊爆炸導致知識速食化。寫作的人，尤其時評者容易陷入“文字奴隸”的生存困境，而不知道自己的文字為社會良性發展所產生的價值是什麼。這樣的時候，我有意停下來，與那些氾濫的時事與資訊拉開點距離，不追蹤，也不盲從。
在FT中文網上專欄《第三眼》裏，迄今為止，我曾經與讀者分享過我對幾本經典著作的讀後感，包括亞里斯多德（Aristotélēs）的《政治學》、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我們是誰》以及傑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帝國的迷思》。
最近我讀了美國著名外交政策專家沃爾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以下稱為“米德”）的著作《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這本書可稱為米德對美國外交的總結性思考。他通過詳細分析漢密爾頓、傑弗遜、傑克遜以及威爾遜——四位美國總統的外交理念與實踐，對於影響各個時期，包括近年美國外交政策的各種要素與內在邏輯進行了歸納，並且提出了充滿著獨特性的視角。其視角對於我們站在長遠、深層次的立場去觀察美國，並反思自己的對外政策頗有幫助，同時有利於對外交政策本質加深理解。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一點兒也沒錯，卻沒有那麼簡單。我們需要從各種角度與方式論證內政如何影響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又對國內政治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內政與外交是如何互動的？米德對此進行頗有前瞻性的思考。
美國建國的歷史不長。美國的地理條件很特殊，是名副其實的海洋國家。美國是世界上最能夠，也最願意吸收移民的“國家”。美國是建國以來以最快的速度發展下來的超級大國。英語與美元早就已經成為稱霸工具。我們外國人也不能抱怨，沒有英語與美元，國際社會是無法維持秩序的。
約瑟夫・奈（Joseph S. Nye，Jr）提出過“軟權力（Soft Power）”。“軟權力”應該是需要在漫長的歷史文化底蘊之積累下才能形成的，但美國卻在最短的時間內培養了最有影響力的、滲透力的“軟實力”。為什麼？美國到底是什麼？像亨廷頓提出“Who are we?”美國人將永遠繼續摸索自己是誰嗎？在本書的中文序裏，著名美國問題專 家王緝思 教授提出的角度很有趣：美國人給我最深刻的，如果用一個中文字來形容，那就是美國人的“氣”。
美國是獨特的國家。對它來說，外交政策究竟如何重要？美國人如何認識外交政策？如果無外交美國變成什麼樣的狀態？美國為什麼如此強大？其“強大”裏面外交政策的成分占多少？
米德在導言部分提出他最核心的觀點，即“出乎我所料，我發現在整個歷史進程中，外交政策在美國政治中發揮的作用非常重要。”
米德從四個總統的名字歸納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四個流派：為了使得國家長期以有利的條件融入全球經濟的需要而強調國家政府與大企業之間必須進行強大的聯盟的漢密爾頓主義者（代表商人）；主張美國負有向全世界傳播美國民主和社會價值觀、創造接納法治的和平國際社會的道德義務和重要國家利益的威爾遜主義者（代表傳教師）；認為美國外交應當少關心向外傳播民主，多關心國內的安全的傑弗遜主義者（代表律師）以及作為人民主義學派，認為美國政府在外交和國內政策方面最重要的目標應該是美國人民的物質安全和經濟不足的傑克遜主義者（代表軍人）。
美國外交政策的確是權衡各種國內的利益、民意、要素以及資源的結果，也可以說以世界上最“民主”的形式實現的決策過程。米德對建國以來美國外交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令人驚訝而有趣的是，他把美國外交的成功主要歸功於國內的民主進程。
米德不同意“民主不利於外交上取得成功”的傳統觀點。他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起源與國內政治相同：民主政治過程。”他始終認真追蹤“民主在外交和國內政策中發揮作用的方式”。
米德的觀點令人深思。我本人或多或少認為“民主不利於外交”，兩者至少是矛盾的關係，而且，這觀點似乎沒什麼動搖過。我自認為，有著兩個原因：
首先，我現在生活於中國。在我看來，中國是外交強國。在深遠地面臨著社會轉型的形勢下，這些年，中國本著大國外交、周邊外交、第三世界外交等框架把對外政策處理得比較牢固、穩定，為國內經濟建設營造著有利的外部條件；
其次，我是日本人，這幾年以來一向從海外觀察日本的對外政策。在我看來，日本至少這些年屬於外交弱國。雖然日本戰後本著“吉田路線”在安全關係上堅持日美同盟，集中發展經濟社會的選擇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是現實的。但今天，日本人一直沒能回答亨廷頓教授提出的“Who are we?”這個自我定位問題。看看日本國內還存在著“我們到底要繼續搞好與美國的關係還是跟著中國？”這種二選一式的討論，早已不合時宜。日本人的討論應該更加具體而務實，比如在如何重視亞洲外交的基礎上深化日美同盟，從而在國際政治經濟上提升自己的話語權。實際上，在日本國內很難產生摸索“第三條路”的公開討論，總趨於把問題二元化，甚至一元化。
日本不是民主國家嗎？不是有著言論自由嗎？日本的民主與美國的民主在形態與作用上似乎存在著深刻的差距。但我還是同意米德不同意“民主不利於外交上取得成功”這傳統觀點的理由，即“美國外交表面混亂，是由於它植根于民主社會。經過國內各種思想的辯論和各種利益的協調，美國外交總體上代表著美國的國家利益，即使出現錯誤決策，也會逐漸糾偏，不至於遠遠偏離美國的國家利益和戰略目標。”
“總體上代表著美國的國家利益”這一描述法顯得很巧妙。實際上，對任何國家來講，代表全民的利益是不可能的，任何戰略或政策只能代表總體而具有普遍性的利益，它才是相對而客觀的。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在外交政策上的優勢比較明顯，米德對美國民主與外交的良性互動關係的推論則頗有道理。我肯定今天中國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它是務實的產物，但從米德的觀點看，我們也不能否定它“出現錯誤決策時沒法糾偏”的可能性，原因必然植根於中國的不民主。那日本呢？很難說，日本的民主似乎難以對外交帶來積極作用。
美國的外交政策本來是個矛盾的複合體。米德提出，“美國的國內情況表面上是相當混亂的”，利益集團、貧富差距、種族問題、地區差距等各種要素始終糾纏著美國的外交政策。雖然美國採取的是聯邦制，立法、行政等都由各個州自理，但從外交政策體現出來的還是美國國民整體的意志。因此，它應該是有戰略目標的，有一貫性的。
落實戰略的方法與途徑對於類似美國這樣“混亂的國家”來講有難處，需要協調各種利益和資源，最終頂多也代表總體的利益。不過，反過來我們看看美國國內的社會，它是民主的、自由的。人們似乎都想怎麼過就怎麼過。美國人還能忍受非民主的制度環境嗎？不可能。那就只能在現有的基礎下進行一切，包括外交政策。這樣看來，米德所主張的“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出自同一個國內民主過程”也具有現實意義。難處是現實的，但其強處更不應該被忽略，即只要有足夠的意志、能力和條件，任何聲音和利益都能夠體現到決策層面，這些聲音和利益也被民主體制支撐，美國的民主制度又是能夠協調各種錯綜複雜的利益的。
美國的外交政策走向何方？不少人提出，布希總統的對外政策是失敗的。該總統就任期間，不少國內外學者指出，布希總統必須改變強硬的單邊主義色彩，從而尊重溫和的多邊主義外交。在中譯本序裏， 王緝思 教授指出：“21世紀初布希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書中描述的四個美國外交流派都有某些相同之處，但最接近于米德所界定的傑克遜主義傳統。”那奧巴馬總統呢？從米德列出的四個流派選擇，我認為，奧巴馬的外交政策是屬於漢密爾頓主義者（代表商人）的。
米德主張美國仍然缺乏一個迫切的因素，即戰略共識，認為，對美國的決策層來說，得到公民的支持極為重要，當今美國外交政策未能得到戰略共識，它也意味著在決策層與廣大公民的認識上存在著嚴重的隔閡，這事實本身是危險因素。他指出：“如果國家利益和完美的宏觀戰略能得到清晰的闡述，一定會在時機成熟時贏得美國人民的支持。”
從米德看來，21世紀初其戰略共識在於傑弗遜主義，按米德的說法，它能夠回答美國如何用最小的風險、最小的代價適應現實的需要。米德欣賞當年美國採取的門羅主義，而門羅主義是傑弗遜主義退縮的主要表現。而米德在後記最後一段總結出自己的核心觀點：“今天美國需要的正是詹姆斯・門羅1823年所作出的貢獻：來源於美國人民具體利益、尊重和服務于道德價值觀的大戰略，它能以最小的生命、財產和政治代價保障他們的生命、財富和神聖榮譽。”
在我看來，這段話似乎適用於今天的美國，對中國與日本的戰略抉擇也具有借鑒意義。我們應該從美國外交的傳統實質與現實缺陷認真吸取教訓。米德的論述恐怕反射著外交的本質，以及民主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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