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模式著意籠絡的是臣民，依靠的是臣民，養育的也是臣民；它是一個上層民粹煽動家、野心家和下層鼠目寸光、「有奶便是娘」的臣民上下呼應、完美合作的怪胎。這種怪胎在西方歷史上層出不窮，自古希臘的「僭主」發其端，到希特勒等現代極權主義者總其大成，一點都不新鮮，毫無創意，大概只有中國人會誤以為那是什麼新玩意，什麼新「模式」。
文/周舵
統計調查數據表明，我們國家近年來的「移民潮」愈演愈烈，竟有多達60%以上的所謂「新富人」打算移民國外；其中居首位的原因，就是缺乏安全感。為什麼沒有安全感？自從「唱紅打黑」大行其道以來，僅在本人直接認識的朋友當中，就已經有好幾位毫不含糊地表示：「只要薄熙來進常委，我立馬移民」！而且，這裡面主要是中產階級。
重慶模式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眾說紛紜。有說那就是「文革30年又來一次」，也有說那是矯正改革開放造成的貧富懸殊疾病的良方。最奇怪的是，一些熱心政治改革的自由派也肯定重慶模式，認為它是向惡性膨脹的官僚主義開刀的一種辦法，不妨一試。還有一種觀點最惡搞：薄家大公子是一根攪屎棍，可以把死水一潭的政局攪動起來！
用政治學的科學方法「透過現象看本質」，滿可以看得很清楚：重慶模式=薄熙來+黃奇帆=唱紅打黑+招商引資=極左民粹+專制資本主義=（討好底層民眾+牢牢把握錢袋子）×專制權力。也就是說，用招商引資、發展民營企業等等市場經濟手段，來掌握大把大把的財政收入，再用手裡的錢袋子以及「打黑」收買人心，而所有這一切都是以極端強化當政者心狠手辣、不受約束、任意專斷的專制權力為目的和前提。一個人心，一個金錢，這是重慶模式的活棋；而不受約束的專制權力，就是終於害慘薄家大公子的死穴。
重慶模式大得很大一部分人的人心，甚至說不定還是多數人的人心，這是不爭的事實。這沒有什麼不好理解的，蘇聯的列寧斯大林主義、德國的納粹主義、日本的法西斯主義、阿根廷的庇隆主義，等等，都曾經贏得過這些國家多數人、甚至是絕大多數人的人心。而現在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北朝鮮的金氏王朝、伊朗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就更不用說了，那真是萬眾一心、牢不可破；而它們引以為傲的「牢不可破」的最大資本，恰恰就是「萬眾一心」！有人非要說那不是「真實」的民意，好像天下只有他才有資格斷定什麼是「真實」的民意，那不過是用玫瑰色的民粹眼鏡遮住雙眼，存心不看令人不快的事實而已。民意是否真實不由當事人說了算，卻要別人來判定，哪有這種道理？
可見，雖然主政者一定要時時體察民意——除非他是想找死——但判定一種制度好不好，並不能由當下、一時的多數人的「民意」作為判據，而是要通過不同制度長時段的競爭來體現。19世紀之前，在中華文明沒有和西方現代文明遭遇時，中華文明在和周邊其它文明的長期競爭中雖然有時也會被打敗，但總體而言無疑表現出顯著的優勢，所以才會「萬方來朝」，成為被學習模仿的樣板。但是，這個優勢在西方現代文明面前卻不堪一擊。
同樣道理，當年的德國、日本、蘇聯都曾經強盛一時；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主流文明遭遇嚴重危機，別說當時的中國人，就連西方人自己都對這個「資本主義」文明喪失了信心，但歷史的潮流並沒有站在它的敵人一邊，那些專制主義、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終究還是在英美模式的自由民主面前遭遇慘敗。
其間的道理，是要通過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和比較歷史研究等等多學科綜合研究來揭示的，當然不是只看一時一事和短期利益的所謂「多數民意」所能夠瞭解的。現在許多中國人僅僅憑藉「經濟增長速度」這個單一因素，就誤以為什麼「中國模式」獨步天下了！他們遲早會和當年的德國、日本、蘇聯人一樣，在歷史潮流的礁石上碰得鼻青臉腫。
專制為什麼不行，中國人早在1890年代的戊戌維新時就已經看得很清楚了，就連保守勢力的頭頭慈禧太后都知道不變法不行，她扼殺維新只是因為康梁等處心積慮要奪她的命根子——最高統治權。隨後的立憲派、革命黨，再後來的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其它不論什麼黨，除了老袁一時發昏，和辜鴻銘那樣的怪人之外，就沒有什麼人會認為專制主義是個好東西。
毛澤東也曾經是很清醒的，他和黃炎培的延安「窯洞對」就是明證。笑蜀編過一本《歷史的先聲》，全都是當年中共的喉舌《新華日報》發表的，猛烈抨擊國民黨 「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種主義」的專制獨裁和一黨專政，要求實行多黨制、言論自由、自由民主的公開言論，和今天的自由派如出一轍。十足諷刺的是，這本中共自己1940年代的言論集，卻被1990年代的中國共產黨查禁了！
中華不幸，1949年進城之後，在斯大林強大的壓力之下，中共「一邊倒」，倒進斯大林模式的懷抱；一個鷂子大翻身，從半截子憲政的「新民主主義」，變成自稱是「無產階級最徹底的真正民主」的極左翼的極權主義，實質上，那正是一種現代型的超強專制。
中國無數志士仁人為之奮鬥犧牲了半個多世紀的自由民主，就這樣完全變成了自由民主的反面，而中國人自己還信心百倍地認為這就是「和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有本質區別的」，「最廣大人民群眾所享受的，最完全、最徹底的真正的自由和民主」！就是這樣一套徹底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思想理論，至今仍然作為「四項基本原則」堂而皇之地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裡。薄熙來們的理直氣壯、氣勢洶洶，蓋源出於此。
除了薄熙來和他的追隨者這樣的政治活化石之外，稍稍有點見識的人全都心知肚明，中國現在的一切嚴重的社會病態，追究其深層原因，無一不是源於四個字：一黨專制，即各級黨政官員手中掌握的，巨大的、不受監督約束的權力；無一不是源于官員們的不作為或胡作為。救治之道清楚得很，就是一個好東西，憲政，也就是法治、人權保障；而人權保障就是每個人（務必注意，是「每個人」而一定不能僅僅是「多數人」！）都必須享有的平等的自由權利，簡而言之就是「自由」。
以憲政、法治約束每一個黨政官員的權力，消除一切由政治、經濟、名望等優勢地位而來的特權，切實保障每個國民的平等自由權利，這才是解決腐敗和官僚主義的治本之道——注意，是用憲政和法治約束自政治局常委到村支部書記「每一個黨政官員」的權力，而不是靠當年毛澤東那樣隔幾年就搞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毛澤東本人卻不受監督約束、為所欲為；更不是像如今的重慶模式那種自上而下單向的權力約束，上級隨意敲打下級、讓下級「官不聊生」，而上級、尤其是最高領導人卻不受約束，想怎麼幹就怎麼幹！
3月10號的《參考消息》刊登了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順便到普通超市購物的消息和照片，對比之下，中國官員們的特權腐化、遠離民眾已經惡化到了什麼地步？全國幾百萬黨政官員，想要找出幾個和老百姓一起去超市購物、擠公交車上班的，怕是比大海撈針還難！為什麼沒有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發出抗議的聲音？難道這就是我們英明的委員長要「理直氣壯堅持」的「中國特色」和「基本制度」？重慶模式在這方面又有什麼創新和進步？哪位看見過薄書記和黃市長擠公交車的請告我，定有重獎！
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當年毛澤東曾經為了解決官員腐化和官僚主義問題絞盡腦汁。毛說，「我什麼辦法都用過了，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也不行；反右也不行；反右傾機會主義，又不行。一直到四清，還是不行」。因此他又把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理論提出來了。連毛的超級粉絲王力都說，「後果卻是災難性的」。
毛澤東「什麼辦法都用過了」，就是沒用唯一有效的辦法：法治、憲政。「建設法治國家」雖然在中共15大已經正式寫進了政治報告，然而十足諷刺的是，從上到下，中共各級領導人的治國理念和社會治理方法卻和法治背道而馳，幾乎全都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為所欲為，除了他們的上級以外誰也管不了，而上級又往往和他們官官相護、沆瀣一氣，甚至乾脆結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腐敗團夥。
當然了，官員們多數還是做了不少好事的，那些腐敗的官員多數也還是「雖然腐敗，但還不無能」，可是，照此「理直氣壯地堅持」下去，毫無疑問，一定是「既腐敗又無能」，到那時，歷史上所有的專制政權無法避免的末世崩潰也就在須臾之間了。
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加上近一個世紀的國共兩黨的一黨專制，只能培育出絲毫不懂得「絕對權力絕對腐化」的臣民，不可能有公民。什麼是臣民？在專制淫威下他們是愚民和順民，專制鬆動時他們變成刁民，專制崩塌後他們就是暴民。這「四民」都和自由民主必不可少的社會基礎——公民、公民文化、公民社會格格不入。
重慶模式著意籠絡的是臣民，依靠的是臣民，養育的也是臣民；它是一個上層民粹煽動家、野心家和下層鼠目寸光、「有奶便是娘」的臣民上下呼應、完美合作的怪胎。這種怪胎在西方歷史上層出不窮，自古希臘的「僭主」發其端，到希特勒等現代極權主義者總其大成，一點都不新鮮，毫無創意，大概只有中國人會誤以為那是什麼新玩意，什麼「新模式」。
薄熙來們不談主義，理論上含糊其辭，以免授人以柄，只是緊緊踩住中共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和意識形態改革，「一條腿蹦」的跛足改革引起的嚴重弊病的痛腳，打著反腐敗、反特權、反官僚主義和「共富」的漂亮旗號，也確實照此做了一些實事，這是他們的高明之處。這是他們手裡的活棋。
然而網民們問得好：他們所反的所有那些弊病，哪一條不恰恰就是包括薄熙來在內的官員們不受約束的巨大權力造成的？明明吃錯了藥，還要加大劑量猛吃，還要欺騙老百姓說薄熙來是清官、好官，讓老百姓相信把一切權力都交到清官、好官手裡聽憑他們擺佈，這樣一劑專制主義、極權主義的毒藥是萬應靈丹！
就如紅歌，當年共產黨人的忘我奉獻、高尚道德、理想主義確實都和眼下中國道德淪落的末世之象構成強烈對比，惜乎紅歌的內容和極左的意識形態是渾然一體，根本無法分割，它和我們下一步改革的宗旨、方向完全背道而馳，且不說其意圖，至少其效果一定是反動的。我曾經做過一個試驗，請幾位著名的「紅二代」看一出紅歌劇，竟然遭到他們的集體抵制！可見就是在老革命的子弟裡，薄公子那一套也吃不開。畢竟太反動，也太猖狂了麼。反改革、走老路，那是死路一條，還用多說嗎。
共富確實極端重要。臺灣民主的成功經驗之一就是「經濟發展的成果為全民所分享」。但是正確的辦法，第一是限制特權腐敗，也就是法治、憲政、人權，特別是平等的受教育權，因為教育資源分配的極大不平等是堵塞貧寒子弟上升之路的首要因素；第二是打破壟斷，鼓勵創業、大力發展小微民營企業，為窮人創造就業機會；第三是建立全民覆蓋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安全網。
無論如何，古今中外無數歷史經驗早已表明，像重慶模式那樣靠某些官員自上而下隨心所欲地恩賜、佈施一點「陽光雨露」解決貧困問題，是極其可笑、陳腐不堪的幼稚幻想，改革開放36後的今天居然還會有人搞這一套，其中的深層原因實在應該引起主政者和全社會的高度警惕。
重慶模式是一面鏡子，它照出了我們這個頭腦混亂、知識陳腐、戾氣深重的國家和社會的深層病態和醜陋，揭破了表面繁榮底下所掩蓋著的重重危機。王立軍及其一夥這個巨大膿瘡的潰破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底下掩藏著的那些肮髒東西，才是執政黨、各界精英和老百姓真正應該深深憂慮的！
薄這個人，私欲和野心填塞心胸，此事路人皆知。但這並沒有那麼可怕，他手裡原本是有幾招上好的活棋可走的。如果當初他懂得用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政策贏取人心，用黃奇帆市長的資本主義才能發展經濟，再加上自由憲政的制度創新，利國、利民、利黨又利己，那他真正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很可悲，他交友不慎，結交的全是他自己那樣的野心家和馬屁精，總之一群小人，於是，他的那個致命的死穴把一盤活棋徹底變成了無可救藥的死棋。從個人素質說，人民對於一個官員最起碼的要求是，守法、有德、廉和能。薄似乎只有一條，即能。從識見上說，只知道耍弄小權謀、小伎倆，「東施效顰」，效仿毛的文革，卻昧於大勢、逆歷史潮流而動，開社會進步的倒車，這就是薄熙來終究不能不折戟沉沙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作者係北京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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