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會熱淚盈眶，是尊敬田媽媽伉儷的真情和勇氣，也是敬佩導演莊益增、顏蘭權伉儷以五年時間攝製一部紀錄片的用心和堅持；此外，片中一張張歷史事件的報紙版面，更一次次讓我想起自己當年在圖書館裡，初次看到這些歷史性版面的震撼，以及自己從中得到的學習和成長。
我剛進報社當編輯時，啟蒙師父告訴我，學編輯第一年學基本技藝，第二三年逐步發展自己風格，三年之後就只能接受時代考驗，要經歷一個個歷史事件才能學會如何編輯重大事件版面，他的結論說：「新編輯永遠不如老編輯，像我們這輩編過總統蔣公逝世的新聞，那不是一個人死掉，而是一個神死掉，沒有身歷其境的新編輯永遠無法體會那種氛圍、無法學會那種編法」。
我敬佩我的師父，但覺得一門學問如果無法讓學生超越老師，一定有問題。我開始思考，新編輯就算不能穿越時空去處理歷史事件，有沒有什麼辦法能夠神入歷史情境，體驗當時氛圍？
某個夏日午後，我在報社開完會，走到街上閒逛，不知不覺逛到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一時興起，進去查閱微縮膠片目錄，一眼看到一九四七年的《台灣新生報》，如獲至寶，迫不及待尋找那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版面，找到一讀，大為震撼。
《新生報》是當時的第一大報、也是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機關刊物，但在二二八事件初期，忠實報導民眾觀點、指摘緝烟人員違法帶槍開槍肇禍，並未偏袒官方；三月十日報紙突然停刊一天，十一日復刊，立場丕變，轉而痛罵群眾是叛徒、指摘「若干含有毒素的報紙的負責人⋯⋯一味暴露祖國的弱點」是二二八的禍首、台灣的罪人。
同一家報紙，為何相隔一天就判若兩人？原來，三月八日國軍登陸，隨即展開血腥鎮壓，《新生報》社長李萬居遭軍警毆打，總編輯吳金鍊、總經理阮朝日以及幹部林界、邱金山、蘇憲章、王天賞更慘遭槍殺，報紙因此在十日停刊；十一日復刊後，總編輯、總經理改由軍人出任，立場自然丕變。
我讀過一些二二八史料和多位親歷事件的報人回憶錄，對這段歷史並不陌生。然而，讀著微縮膠片上的版面，想著背後的斑斑血跡，仍然悲憤難抑，幾度對著螢幕嘆息；我雖然無法百分之百體會當時編輯的心情，但再看這些版面，看到的不再只是用字遣詞、編排技巧，而是編輯在現實情境中建構真實的艱苦血淚。
從此，我有空就進圖書館，調閱舊報紙、比對史料和報人回憶錄，從二二八事件、一九五七年的劉自然事件、六五年的廖文毅事件、七七年的中壢事件、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八○年的林義雄家血案，以至我進報社後發生的八九年鄭南榕自焚事件，一步步重建每一個版面背後的歷史情境、報社氛圍、編寫行為。
我同樣關心這些歷史事件如何影響一個個公民的生命。例如，《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女兒阮美姝苦尋父親下落五十年，直到一九九七年，曾任警備總部司機的警界退休人員才透過友人告訴她，她父親當年和總編輯吳金鍊一起被載往六張犛山上槍決。
又如，與田媽媽伉儷相交甚篤的李萬居，二二八事件後被迫離開《新生報》，另創《公論報》，《公論報》發行量曾是民營報之首，但總主筆被捕下獄、廣告主被「勸退」，公司經營困難；國民黨籍台北市議會議長張祥傳趁機入股，與李萬居爭奪經營權，法院初審判決李萬居敗訴，李萬居須繳二百萬元擔保才可免予假執行，民眾為此發起「援助公論報運動」，籌足二百萬，但一夕數變，未把錢送進法院；《公論報》終於被奪，只留下李萬居的名言：「辦報是一種社會服務、一種犧牲」。
因此，當我觀看《牽阮的手》時，不僅隨著劇情見證田媽媽夫婦的真情、理想和勇氣，也藉由扎實史料和寫實動畫，重新理解雷震、李萬居、林義雄、鄭南榕等等民主前輩的理念、奮鬥和犧牲，我還藉著片中不時出現的歷史事件版面，體察記者、編輯在理想與現實、記實與避禍兩難間掙扎的艱辛。
對我來說，《牽阮的手》記錄的，不是消逝的往事，而是深刻反映權力面貌、人民意志、人性尊嚴的不朽篇章；這樣的故事可能發生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舉例來說，奪取公論報和關罰艾未未，不都是獨裁政權對異議的壓制嗎？捐款救公論報運動和借錢給艾未未熱潮，不正同樣反映人民意志嗎？李萬居和艾未未的不屈不撓，不正同樣展現人性尊嚴嗎？
我覺得了解權力面貌、人民意志、人性尊嚴才能做好新聞報導，才能從賣弄文字技巧、耍弄編排技藝的「文字匠」、「編輯匠」，進化成能夠直指事件核心、探索新聞意義的「新聞人」、「編輯人」；我更認為，唯有了解今天的政治民主、新聞自由如何得來，才能真正珍惜自由、不濫用自由、進而捍衛自由。而要了解這些，《牽阮的手》是最生動、最深刻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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