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方绍伟：致贺卫方先生的第二封公开信作者：文集
方绍伟：致贺卫方先生的第二封公开信
贺先生好，
记得2011年4月“重庆模式”最红火的时候，我写过一篇《致刘仰、贺卫方的一封公开信》，专门讨论了中国现实政治分析中的逻辑问题，这次应该算是第二封信了。由于要讨论的问题依然具有公共学术的性质，所以我再次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出来，希望莫怪罪。
要讨论的问题将延续2011年底《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一文的话题。在那篇文章里，我评论了你对忠君爱国问题的看法。三年多过去了，也许我们的观点大致没有变化，也许会有一些新的补充，但结合当前对宪政问题的争论，问题的重复讨论也许还是有必要。
贺先生当时提出了三个连环问题：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忠君的 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如何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三个连环问题的答案既简单也不简单。皇帝当然想让臣民忠君，臣民在大多数时候也确实忠君，但中 国人在关键时刻，还是不像英国人或日本人那样忠君，所以才有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循环”，所以“中国人不忠君的原因”与“朝代循环的原因”就几乎是同一个问题。
朝代循环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要点：一是世袭终身制导致王朝持续统治能力的丧失，二是 “天命观”导致中 国人重政治绩效、重暴力革命、轻世袭规则。按照这个观点，不忠君其实也是中国人的一种道统，中国人不忠的是无能之君。这里的“无能”可能有两个含义，一是 无政治绩效，二是无政治实力。考虑到无政治绩效的君主在历史上几乎是普遍现象，无政治实力就变成了问题的要害，而这反过来正好表明：中国人只“忠权”、不 “忠君”。
这个“君权崇拜论”有点说服力，它强调中国的“君位”没有英国和日本那样的“宗教神圣性”，而中国的“君权”却相反具有极大的“世俗神圣性”。由此，君权强大时根本没必要“立宪”，所以有“戊戌变法”的失败和“预备立宪”的不彻底；君权虚弱时则根本没机会“立宪”，所以有清廷的“逊位诏书”和“洪宪帝制”的崩溃。
但是，中国人的政治信仰实际上有两部分，一是“君权崇拜论”所强调的“君权神圣性”，二就是“天命观”所包含的“权威一 元性”。所以，中英政治发展的差别主要是“权威多元性”的差别，而中日政治发展的不同则主要是“君主神圣性”的不同。中国的政治信仰不仅缺乏“君位神圣 性”，还缺乏“权威多元性”。清末民初君主立宪的失败，是缺乏“君主神圣性”和“权威多元性”的政治信仰失败；而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失败，则是缺 乏“权威多元性”的政治信仰失败。
同样重要的是，在分析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失败原因时，不少人都强调了“临时约法”和“内阁制”的制度因素，其实这可能是错误的认识。中国人的问题不是宪法和制度，而是“单一权威”是否存在时的不同“制度运行”。从“单一权威”的崩溃，到缺乏“单一权威”的混乱，再到“单一权威”的重新确立和争夺，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实在是太能说明问题了。所以可以说，中国人忠的是“单一权威”，当“单一权威”崩溃或不存在时，“单一权威情结”就派生出“内斗情结”。用更通俗的话说：中国人有奶就是娘，有权就是爹；权威强时中国人“谋生”，权威弱时中国人“谋反”。“忠君”绝不是中国人的个性。
按照这个逻辑，我当时说贺先生的第三个问题就几乎变成了一个“天问”：“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还怎么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呢？
这里的微妙之处有三个方面：一是“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的对立；这意味着在同一时点上“忠君”与“不忠君”会同时存在，既得利益和社会不满会同时存在。二是“单一权威”的存在与否；当“单一权威”很强大时，“忠君的道统”就会压倒“不忠君的政统”；而如果这个“单一权威”不与西方制度进行全面对接，想象中的“新文化”就绝不可能出现。
但更微妙的是问题的第三个方面：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君”已经“西化”成了现在的“党”，而且这个 “党”还进一步从“终身制”的传统“西化”成了现在的“限任制”；尽管“单一权威”的实质没有变，但结构确实已经有所变化。也就是说，从“单一权威”看，中国依然没有“新文化”；可从“制度结构”看，中国确实有了“新文化”。
更重要的还有两点：一，如果这个新的“制度结构”强化了政权的持续统治能力，历史上的“朝代循环”是否还可能像以前那样重演？二，中国的“新文化”问题是一个“单一权威”的“客体问题”，但是否同时也是一个“单一权威信仰”的“主体问题”，是否是一个“抱着大树喊砍树”的问题？
中国也许“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但如果这些心地善良的人都身不由己地怀有“单一权威信仰”，想象中的“新文化”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中国人的意识可能已经很发达，可我们的潜意识就是跟不上，在缺乏“单一权威”的地方，我们就本能地惴惴不安、不知所措，甚至习惯性地陷入一盘散沙的地步。毋庸置疑的是，“限任一党制”的“新文化”也令人不愿承认地强化了中国的“单一权威”和中国人的“单 一权威信仰”，所以说：辛亥之后的宪政失败，归根到底是中国人在“抽象制度信仰”和“多元权威崇拜”上的失败，而对当代的宪政来说，“信仰革命”革的将是 中国政治精英和中国人自己的命。因为，当我们潜意识中的“权威信仰”还依然挥之不去时，我们意识中的“制度信仰”却已经召之即来，结果自然是潜意识压倒了 意识，“权威信仰”坚定不移地压倒“制度信仰”。
最后要补充的只有四点：
一，“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这一点似乎靠不住，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单一权威信仰”没有变，而且是因为他们根本就处于“纳什均衡”般的“囚徒困境”中，在那里，善良永远会被具体的博弈情景消磨掉，逆淘汰因而似乎更主流。
二，大家固然“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但能做的是一种“刷存在感”或“存在主义”的做，还是一种真正避免了“进一步、退两步”的做？
三，欧洲和中东的乱局，使中国似乎又撞上了可以延续新世纪以来“有利的国际外部环境”而拼命发展自己的时候，以前是“救亡压倒启蒙”，现在是否又进入了“发展压倒新启蒙”了？
四，如果说宪政是“夺权”，改革是“分利”和“分权”，中国的现状是否还是“分利”和“分权”压倒“夺权”？如果老埋怨中国老百姓没出息，回避现实逻辑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是否更没出息呢？
草草成文，望多赐教。另祝新年快乐！方绍伟，2015年2月11日。
贺先生好，
记得2011年4月“重庆模式”最红火的时候，我写过一篇《致刘仰、贺卫方的一封公开信》，专门讨论了中国现实政治分析中的逻辑问题，这次应该算是第二封信了。由于要讨论的问题依然具有公共学术的性质，所以我再次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出来，希望莫怪罪。
要讨论的问题将延续2011年底《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一文的话题。在那篇文章里，我评论了你对忠君爱国问题的看法。三年多过去了，也许我们的观点大致没有变化，也许会有一些新的补充，但结合当前对宪政问题的争论，问题的重复讨论也许还是有必要。
贺先生当时提出了三个连环问题：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忠君的 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如何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三个连环问题的答案既简单也不简单。皇帝当然想让臣民忠君，臣民在大多数时候也确实忠君，但中 国人在关键时刻，还是不像英国人或日本人那样忠君，所以才有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循环”，所以“中国人不忠君的原因”与“朝代循环的原因”就几乎是同一个问题。
朝代循环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要点：一是世袭终身制导致王朝持续统治能力的丧失，二是 “天命观”导致中 国人重政治绩效、重暴力革命、轻世袭规则。按照这个观点，不忠君其实也是中国人的一种道统，中国人不忠的是无能之君。这里的“无能”可能有两个含义，一是 无政治绩效，二是无政治实力。考虑到无政治绩效的君主在历史上几乎是普遍现象，无政治实力就变成了问题的要害，而这反过来正好表明：中国人只“忠权”、不 “忠君”。
这个“君权崇拜论”有点说服力，它强调中国的“君位”没有英国和日本那样的“宗教神圣性”，而中国的“君权”却相反具有极大的“世俗神圣性”。由此，君权强大时根本没必要“立宪”，所以有“戊戌变法”的失败和“预备立宪”的不彻底；君权虚弱时则根本没机会“立宪”，所以有清廷的“逊位诏书”和“洪宪帝制”的崩溃。
但是，中国人的政治信仰实际上有两部分，一是“君权崇拜论”所强调的“君权神圣性”，二就是“天命观”所包含的“权威一 元性”。所以，中英政治发展的差别主要是“权威多元性”的差别，而中日政治发展的不同则主要是“君主神圣性”的不同。中国的政治信仰不仅缺乏“君位神圣 性”，还缺乏“权威多元性”。清末民初君主立宪的失败，是缺乏“君主神圣性”和“权威多元性”的政治信仰失败；而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失败，则是缺 乏“权威多元性”的政治信仰失败。
同样重要的是，在分析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失败原因时，不少人都强调了“临时约法”和“内阁制”的制度因素，其实这可能是错误的认识。中国人的问题不是宪法和制度，而是“单一权威”是否存在时的不同“制度运行”。从“单一权威”的崩溃，到缺乏“单一权威”的混乱，再到“单一权威”的重新确立和争夺，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实在是太能说明问题了。所以可以说，中国人忠的是“单一权威”，当“单一权威”崩溃或不存在时，“单一权威情结”就派生出“内斗情结”。用更通俗的话说：中国人有奶就是娘，有权就是爹；权威强时中国人“谋生”，权威弱时中国人“谋反”。“忠君”绝不是中国人的个性。
按照这个逻辑，我当时说贺先生的第三个问题就几乎变成了一个“天问”：“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还怎么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呢？
这里的微妙之处有三个方面：一是“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的对立；这意味着在同一时点上“忠君”与“不忠君”会同时存在，既得利益和社会不满会同时存在。二是“单一权威”的存在与否；当“单一权威”很强大时，“忠君的道统”就会压倒“不忠君的政统”；而如果这个“单一权威”不与西方制度进行全面对接，想象中的“新文化”就绝不可能出现。
但更微妙的是问题的第三个方面：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君”已经“西化”成了现在的“党”，而且这个 “党”还进一步从“终身制”的传统“西化”成了现在的“限任制”；尽管“单一权威”的实质没有变，但结构确实已经有所变化。也就是说，从“单一权威”看，中国依然没有“新文化”；可从“制度结构”看，中国确实有了“新文化”。
更重要的还有两点：一，如果这个新的“制度结构”强化了政权的持续统治能力，历史上的“朝代循环”是否还可能像以前那样重演？二，中国的“新文化”问题是一个“单一权威”的“客体问题”，但是否同时也是一个“单一权威信仰”的“主体问题”，是否是一个“抱着大树喊砍树”的问题？
中国也许“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但如果这些心地善良的人都身不由己地怀有“单一权威信仰”，想象中的“新文化”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中国人的意识可能已经很发达，可我们的潜意识就是跟不上，在缺乏“单一权威”的地方，我们就本能地惴惴不安、不知所措，甚至习惯性地陷入一盘散沙的地步。毋庸置疑的是，“限任一党制”的“新文化”也令人不愿承认地强化了中国的“单一权威”和中国人的“单 一权威信仰”，所以说：辛亥之后的宪政失败，归根到底是中国人在“抽象制度信仰”和“多元权威崇拜”上的失败，而对当代的宪政来说，“信仰革命”革的将是 中国政治精英和中国人自己的命。因为，当我们潜意识中的“权威信仰”还依然挥之不去时，我们意识中的“制度信仰”却已经召之即来，结果自然是潜意识压倒了 意识，“权威信仰”坚定不移地压倒“制度信仰”。
最后要补充的只有四点：
一，“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这一点似乎靠不住，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单一权威信仰”没有变，而且是因为他们根本就处于“纳什均衡”般的“囚徒困境”中，在那里，善良永远会被具体的博弈情景消磨掉，逆淘汰因而似乎更主流。
二，大家固然“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但能做的是一种“刷存在感”或“存在主义”的做，还是一种真正避免了“进一步、退两步”的做？
三，欧洲和中东的乱局，使中国似乎又撞上了可以延续新世纪以来“有利的国际外部环境”而拼命发展自己的时候，以前是“救亡压倒启蒙”，现在是否又进入了“发展压倒新启蒙”了？
四，如果说宪政是“夺权”，改革是“分利”和“分权”，中国的现状是否还是“分利”和“分权”压倒“夺权”？如果老埋怨中国老百姓没出息，回避现实逻辑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是否更没出息呢？
草草成文，望多赐教。另祝新年快乐！方绍伟，2015年2月11日。
from 賀衛方的博嘮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2vjj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