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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中国教育部长刚给全国高校发布的勒令听起来象是毛时代鼎盛时期的东西。“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袁贵仁雷鸣般地表示。“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
上周，我作为一名游客来到北京，猛然意识到现在去打击西方的影响太晚了。在北京，你可以见到几乎每一个你能想起的西方品牌——从兰博基尼（Lamborghini）到猫头鹰餐厅（Hooters）。在北大附近的咖啡馆里，中国的学生们在胡侃和上网冲浪，很像西方的同龄人。然而，这种看似熟悉的场景可能具有欺骗性。从酒店登陆上网，我一头撞上了中国的长城防火墙，它阻止人们访问谷歌、Twitter和许多其他网站。
最近几个月，在打压西方影响力的运动中，长城防火墙被进一步加高。这场运动已影响到高校、博客和电视节目表。直接参与自由政治的人士受到更直接的打压。人权组织表示，在过去一年，中国已有数百名活动人士遭拘押。外国的非政府组织也遭到更大力度的审查和压力。
这种打压点出了在中国的统治圈中有种令人惊讶的不安全感。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已令中国政府越来越担心“颜色革命”，会挑战共产党手中的权力。同时，还有对中国内部稳定的忧虑。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败运动正在统治精英中造成不满。
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反对非民主政府的民众起义，以及可能引发的混乱——在中共党内激起了深深的忧虑。北京注意到了西方机构与技术在“煽动”这些起义中所起的作用。事实上，2011年的埃及起义被贴上“Facebook革命”的标签。其最知名的一名早期活动人士是谷歌的高管，这些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谷歌和Facebook）这两家公司在中国的命运。
在过去一年里，乌克兰事件，尤其是香港发生的事件引发了中国官方对于颜色革命的偏执狂。北京似乎已真诚地接受了俄罗斯对乌克兰民众起义的看法，即这场起义本质上是由美国人组织的，并利用了他们一切的邪恶工具——从互联网到非政府组织。去年4月，即香港抗议活动爆发数月前，中国知名学者王缉思写道：北京领导人在与美国打交道时主要的忧虑是“美国被认为一直企图颠覆中国政府，在对中国社会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渗透”。
去年9月爆发的香港抗议活动似乎证实了北京最深的那些恐惧。在北京看来，这些抗议活动看上去很危险，仿佛在中国境内颜色革命所需的手段已呈现出来：静坐示威、学生、外国电视摄制组、使用社交媒体，并出现了“雨伞运动”这样好记的品牌名称。中国政府成功地平息了香港的抗议。但是北京的一些人声称看到了西方插手的险恶模式——从阿拉伯世界到乌克兰、古巴、委内瑞拉，现在延伸到了香港。
此外，在发生这些国际动荡的同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升温。习先生招牌性的国内政治举措是他发起的反腐败运动。这场运动比许多人预计的历时更长，打击得更深。
反腐败运动据说在普通中国人当中受到欢迎。但它威胁到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政府正式起诉了中国前内部安全的警力头子周永康，还宣布对令计划展开调查。令计划是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的高级助理。还有说法称大量的中共官员对反腐败感到不满，他们许多人已经习惯了靠受贿来补贴相对微博的正式工资。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放缓与反腐运动对商业交易造成的“寒蝉效应”有关。
也许习先生如此牢固地控制着中国的政治体系，以致他能够挑战强大的利益集团。但在北京，人脉广泛的人士现在公开揣测试图罢黜这位国家主席的可能性。一些人指出中国以前爆发的民众抗议，例如1989年那次，恰逢中共最高层那时出现分歧。
然而，在许多方面，中国看上去从未象今天这样强大。几个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按购买力来衡量，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外国领导人正在排着队等待与习近平会晤，通常是想要吸引中国的投资。在外部世界看来，中国政治领导人这种明显的焦虑看起来太过了，甚至可谓偏执。但是，正如那句著名的（西方）谚语所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本文译自Gideon Rachman于2月10日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的评论文章，题为：北京对颜色革命奇怪的恐惧。）
原文China’s strange fear of a colour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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