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23岁印佣Erwiana怀疑受虐案，大批外籍家庭佣工昨日发起游行请愿，由湾仔修顿球场出发，游行至警察总部和政府总部集会，向警方递信要求彻查Erwiana案件。图片源自网络）
刚刚过去的周日，香港关注外佣权益的团体发起游行，声援怀疑遭雇主虐待的印佣Erwiana，促请港府改善外佣待遇。标语中有这么一句：“人不是财 产”（People Are Not Property）。这是香港近期连续爆出虐待外佣事件的最新一宗。美国《时代》杂志甚至形容，香港印佣是现代奴隶（modern-day slavery）。这样的评价，是否危言耸听？
且看以下场景：23岁印佣Erwinana被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不敢跟同乡诉苦，直到返乡在机场被人发现，才入院治疗；28岁的印佣 Bunga遭主人施暴后，被威胁不得走漏消息，否则就贿赂其老家警察，灭其门；另外一名外佣，主人外出期间，被捆绑在家中椅子上，断水断粮足足五日……
如此恶劣暴行，已经并非个别案例。据亚洲外佣协调会介绍，每月接到二、三十通求助电话，其中，每月有二、三起甚至被禁足在家。这样的事发生在号称法治优良的香港，作恶主体甚至包括了大学教授，香港的外佣难道不是身处合法施害的现代奴隶制之下？
香港的外佣制度究竟怎么了？香港真的要沦为臭名昭著的虐佣之都吗？香港，在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皇冠上，难道镶嵌着一颗血淋淋的现代奴隶之珠？
虐佣之所为，与教育程度、个人素质、社会阶层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外佣制度本身的漏洞和弊端，提供给所有人低成本乃至零成本的作恶机会。
我此前撰文《自由的价值不进则退》，支持居港满七年的外籍家佣有权申请永久居民权，原因之一，是对劳工人权的尊重。现在看来这一论述真是太天真，在 外佣产业链条上，由于缺乏国际规管，输出国和输入地互相推诿责任，造成共犯作恶的局面。外佣连人身安全都岌岌可危，谈何永久居留的权利？
国际特赦组织2013年发表的香港印佣劳动处境报告，形容印佣身处高危的劳动剥削处境，犹如遭受贩运和强逼劳动。报告深入访谈97位在港印佣，跟进 从被雇佣代理公司招揽，在印尼培训中心接受培训，到赴港工作待遇的整个产业链。从一开始，印佣便被误导签约。由于必须经过雇佣代理代办赴港工作事宜，制造 了大规模的寻租机会，如扣留身份证明文件及强迫收取比法定标准更高的佣金费用。报告指出，在印佣培训中心内，女性被逼剪短头发，强迫注射避孕针。而抵港工 作后，继续受到雇佣代理及雇主严苛限制，如扣留证件，平均一日工作17小时等。
可以说，在整个外佣产业的链条上，这些活生生的人，被当成了生产机器，而经过包装，这些女佣虽然不用坐肮脏逼仄的贩奴船，但横向比较起来，是同样缺乏尊严的“现代奴隶”。
具体来说，香港外籍家佣制度的不合理之处，首先在于外佣强制留宿、与雇主同住的规定。本来，由雇主提供食宿，也许是吸引印尼、菲律宾的外佣远道而来 的优惠条件之一，但合约条文一旦变为管制条例，就固化成强制的义务。就算外佣有能力、外佣组织可以提供帮助，他们也无权选择在外留宿，更无权选择做兼职的 钟点工。另外，外佣辞工，必须在两星期内签署合约，否则必须离境的规定，更是给了中介公司控制外佣可乘之机，也给了雇主控制外佣人身自由很大的空间。
那名雇主外出期间被捆绑在家的印佣，两年间经常被用单车链、熨斗等虐打，又被绑起强逼睡在厕所。但因为无法做第三者取证，雇主仍可辩诬，反咬一口说伤痕是由自残造成。法官最后并未采信，重判虐佣的女事主入狱5年半，而未阻止妻子施虐的丈夫则入狱3年3个月。
再如，2008年移民加拿大的一对香港夫妻，以旅游签证将在港的菲佣随身带去，并没收她的护照，控制人身自由，而当半年旅游签证过期，就名正言顺以 3700港币月薪骗她当低薪黑工，除了睡觉时间，全天待命，名副其实“现代奴隶”。直到2010年因雇主与该菲佣起争执而败露，丈夫在加拿大被控非法偷运 人口、非法雇佣外国公民，以及提供不实申请材料三项控罪，全部成立，被判入狱18个月。
由于印尼、菲律宾腐败严重，外佣遭中介盘剥的现象严重。这些中介公司大多与外佣家乡的领事馆利益密切，获得特许权。香港政府从未监管这个业界黑洞。 据香港法律规定，中介公司只可收取外佣薪金10%的中介费（约400元），但中介公司以培训为名，向外佣收取数万元。因此，不少外佣来港后首6-7个月， 均需将薪金全部交予中介公司“还债”。
Erwinana不敢跟同乡诉苦，却曾经跟介绍工作给她的中介公司投诉，但因为尚未还清“债务”（其实是高额额外收费），中介公司拒绝介入斡旋。在无劳工条例约束的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可以势利若此，视人命如草芥。
相比之下，有很多菲佣和泰佣，不通过中介，而事透过家乡移民局直接申请来港工作的，情况一般都要比印佣好。根本原因，就在中介没有机会双重压逼。
印佣Erwinana被香港雇主虐待的事件，成了国际新闻。她遍体鳞伤躺在病床上，电视镜头直接对准她淤青的手脚和红肿的脸面，让人心生同情，也对 下如此狠手的女雇主愤慨不已，各大媒体的跟进采访重点，纷纷落在不合理的外佣中介制度。与此同时，香港政府迅速派出四名警察、两名劳工局代表，前往印尼为 Erwinana录口供，收集证据。而在香港，对她施暴的女雇主，遭另一受害外佣报警，在机场被警方拘捕。
显然，这一头条事件事关香港国际声誉，不得不认真处理。但连串虐佣事件，值得深入检讨的远非中介制度，而是香港整体政经的结构性问题。事件爆出后，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主动开腔，声言追究到底，他强调，外佣与本地劳工享有同样保障，政府绝不容忍外佣受剥削。
但是，所谓与本地劳工享有同样保障，究竟是什么样的保障？
如果没有作为终极权利的入籍权，其他权利是否会变成纸上谈兵呢？就是说，如果外佣不能被当成“人”，而是作为“财产”被交易，劳工权利凭什么得到作为“财产租赁人”的尊重？最多，严惩肇事人，杀鸡儆猴，深层的问题继续潜伏。
外佣无法享受完整的入籍待遇，这在根本上让他们成为二等劳工。为什么跨国公司的员工在港工作满七年可以申请入籍，而外佣即使在香港工作一辈子，都无法享受同样权利？答案很简单，因为两者创造的可衡量的“经济价值”不一样。
可以说，这不假思索的回答背后，所折现的正是根本的问题：香港自甘做新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安于低税收、低福利的发展模式。但恰恰是这套落伍的发展模式，既酿成了今日外佣的悲剧，也是造就其他社会死结的罪魁祸首。
要知道，在“现代奴隶制”的大体系内，不仅外佣，每一个因为自由经济效率纸上的原则而被甩出去的劳动者，无法享受普世的基本福利，其实，都是潜在的 奴隶、变相的奴隶。要检测这个大系统，先从外佣这块“短板”抽查，可以看得更加直观、清晰。而当你为最弱者发声，你也是在为自己发声。
香港的外佣有如内地的民工，以家务劳动服务中产阶层，将近40年来，27万外佣为香港的城市发展所做贡献是隐性的，虽然无法量化，但却无可取代，不 可缺少。虽然劳工合约定明，即使住满七年外佣也无权申请永久居住权，合理的担忧，当然是由于人数众多，政策的改变导致公共资源短缺的问题。
但是，外佣是否有权申请城市居留权，以及需要何等条件才能获得批准，这两件事，有本质的不同。审批条件、酌情权仍在当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公共资 源如何做合理调配也有商量余地。但是否有权申请永居，减少根据其身份、工作性质来区分居留权，获得与其他劳动者同样的权利，这不仅是理想主义的人权，而且 是对其贡献的合情合理地承认。
港人主流民意依然无法接纳外佣享有居港权，而潜在的入籍人数被严重夸大，客观上严苛的入籍限制条件也被视而不见。其实说到底，担忧公共资源无法调配，只是最冠冕堂皇的借口，真正的理由，是香港不愿改变低税低福利的现状。
从来精密计算的自由经济原理，并不能容纳外佣对香港经济发展所做实质贡献和以此要价的权利，这一权利包括平等惠及每一位来港人士的申请入籍权利。而一旦缺失这一权利，就造成权利的短板效应，外佣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的整体人权，就被一起拉低。
这样的例证，也可以在另一个“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新加坡找到。2013年12月的小印度外劳骚乱，是忽视外劳权益酿成的惨剧。一方面新加坡需要大 量外劳，兴建地铁、祖屋和开巴士，但同时，不管是政府还是民众却不想付出更多，甚至不希望这些外劳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出现，所以，外劳们被安置在偏僻的宿 舍，普遍低工资；他们缺乏公平和医疗保障的层层问题，也就眼不见，心不烦。
难道，从新加坡到中国香港，真有所谓的以人权换经济的所谓“亚洲价值”？
我知道，中国内地饱尝多年计划经济的苦和恶，尚未建立合理市场规则就不幸跌入权贵资本主义，因此对市场经济保持着纯洁的幻想，有点类似初恋的处女情结。对市场经济的乌托邦幻想，不管在逻辑上如何自恰，在智力上如何自负，落在现实的池塘里，人性的弱点照样激起汹涌波涛。
刚到香港的头几年，我经常与法国留学回来、满脑子左翼思想的同事辩论，我们的观点到最后，都卡在社会福利和自由市场的观念冲突上。事实和道理，最终 都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就如《信报》创办人、香港自由经济的言论捍卫者林行止一样，这十年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让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道理：
在经济自由至上的工具理性之上，尚有权利平等之政治自由这样的价值理性。法治，乃至自由经济体系，如果没有价值理性的内核，就不可能长久。
以美国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为例，有着完全自恰的经济理由，也都长期有法律系统的支撑，只不过法治所维持的，是一个过时且本质上是违反人权的价值。 相反，英国1807年宣布贩奴非法所开启的废奴运动，与当时全球盛行的奴隶贸易大潮相违逆，得到贵族、教会和公知们的支持，先从立法层面推动，再以司法执 行，并从英国扩展至全部殖民地。这个过程，其实是从价值理性出发，对工具理性所做的主动矫正。
香港在长期殖民统治之下，视白手起家、多劳多得的“狮子山精神”为香港崛起的关键，低税、低人权的工具理性被当成黄金法则。香港长期漠视价值理性的 结果，是最高工时、最低工资、反垄断竞争法、养老退休保障等基本福利政策长期阙如，迟迟无法跟上国际平均水平，也大大落后于中国内地。
但这样的发展模式弊端丛生，不可持续，“狮子山精神”已经沦为太平山下的白日梦。如今香港社会的各类矛盾，也跟虐佣事件有着相同的根源，即重工具理性而轻价值理性，最后的代价，便是“文明的没落”，这将由全社会一起承担。
如今，缅甸政府已首次批准香港雇佣中心，引入缅甸家庭佣工来港工作，首批二十多名女佣，最快农历新年就能抵港。据介绍，这批女佣有新加坡家庭工作经验，已完成两个月的长者儿童照顾和普通话、英语的语言训练。
最重要的是，缅甸家佣的广告卖点是：有礼，服从性高，家庭及阶级观念强，更容易获本港雇主接受，雇佣中心还会负责安排离职女佣返回缅甸。缅佣的引入，势必能舒缓印佣受不住虐待而“跳糟”流失的情况。
真是贴心周到的一条龙服务，这难道不是香港转型为“现代奴隶之都”的最好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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