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去世使很多人都能再次回味这个伟人一生的信念。曼德拉最为人尊敬的是，他并不讳言历史上白人对黑人的恶，但是却极力主张黑人应该以宽恕代替仇恨。
“认识真相、放下仇恨”，这看似简单的八个字并不是能够轻易做到的，但却是人类思想上的一个光辉点，这也是曼德拉之所以能成为伟人之故。我们未必能做的
到，但应该向榜样学习而努力去做。
最近中国又是开罗宣言纪念，又是南京大屠杀纪念，在把持国内传媒的好战派声音之下，这又是新一轮的反日炒作的节奏。关于开罗宣言的问题，我在《开罗宣言算不算数》一文中已经讨论过了。这里说一说南京大屠杀和二战的问题。
日本在1937年开始的侵华战争中犯下很多反人类的罪行，南京大屠杀就是最为突出的一件。在那场屠杀中，日本杀了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无论从哪个意义来看，这都是二战中最为丑恶的战争罪行之一。这点是不容否认的。
但是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整整76年了。在这76年之中，世界经历了巨变：日本被击败并在美国的改造下变成一个和平国家；中国经历了内战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而又在改革开放之下成为欣欣向荣的新兴国家甚至成为G2；世界先是进入了美苏对峙的冷战的雅尔塔体系再是以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而终结；英法等西方列强的世
界帝国因为殖民地纷纷独立而分崩离析；联合国建立让世界从对抗进入合作。
我们看到，在76年之后，中国已经不是那个任人鱼肉的国家，日本也已经不是那个作恶多端的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日本都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再发动一场侵华
战争。最重要的是，世界更加不是那一个奉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世界。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建设之下，可以说，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人类文明史
上的几千年中，从来没有一个时期比现在更为文明、更为和谐和更能讲道理。正是在这个良好的秩序之下，绝大部分人，包括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可以有机会为自己
的目标奋斗，有机会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安居乐业，琴瑟和谐，这不是普通人最大的梦想吗？
因此，在纪念南京大屠杀76周年之际，我们要纪念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是再一次把南京大屠杀作为对现在日本的责难并煽动对现在日本的仇恨以及鼓吹报复？还是把南京大屠杀视为一场战争的悲剧，让人们再一次坚定于“中日不再战”的和平主义？
在对日关系上，由于90年代以来持续的反日宣传，中国对日本有很多片面的认识。
在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问题上就是一个例证。无疑，由于二战时军国主义者的为掩饰罪行的刻意隐瞒，普通日本民众在战时很长时间内都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
回事。但在二战后的东京大审判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日军杀害了30万中国人，自此南京大屠杀在日本被广泛讨论而为日本人所知。
日本方面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细节确有不少讨论，主要是30万人这个数字到底是否属实。在审判当时，这个数字事实上没有得到认真的考证。于是在此之后，日本就有各种意见对这个数字进行论证。
中国舆论经常把所有这些不同意具体数字的专家都一概视为否认南京大屠杀，于是日本就有了无数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右翼分子”。其实，绝大部分专家都承认南
京大屠杀的存在，仅仅认为30万这个数字不可靠，并认为实际的屠杀数字在几万到二十万之间。只有极少数的人认为大屠杀死亡数字在一万以下，完全不承认大屠
杀的人仅仅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在教科书方面，固然有一些右翼分子写的教科书不承认大屠杀，但这仅仅是极少数人的所为，这些教科书在市场上的比例仅仅是百
分之零点几。这些言论固然是错误的，但中国一部分人不顾事实地夸大了这些言论，极力炮制日本“右翼分子复兴”，“军国主义抬头”的偏激舆论，从而煽动仇
恨，这些行为在本质和效果上都是和他们嘴里的所批评的日本右翼分子全无二致的。
事实上即使在中国，80年代之前对南京大屠杀也很少提及。直到80年代之后，人们才逐渐知道有南京大屠杀之事。只是从那时开始，南京大屠杀死亡三十万人就
成为一个铁案。在国内，对于南京大屠杀具体人数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禁区，特别是认为死亡人数少于三十万的。其实，即便中国专家也有认为三十万这个数字是不可
靠的。比如孙宅巍在《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中就持相同观点，并呼吁应该对具体人数的研究进行解禁。因此，对南京大屠杀的数字的讨论其实并不
应该成为历史的禁区，反而应该大力支持。
除了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和教科书问题，赔偿问题和道歉问题也是中国政府媒体一直时不时拿出来敲打日本的。但这两个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一样是被故意夸大了。
就赔偿问题来说，中华民国不要赔偿固然和蒋介石“以德报怨”的精神有关，但当时以德报怨的不是只有中国一家，正是在二战中出力最多的美国首先不要日本赔偿
而成为了一个大国的榜样。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当时看来正是要做出高姿态的时候，这是一种现实的考虑（这点是否恰当是另一个问题）。倒是苏联老实不客气，
只参战几天就把大部分东北的重工业设施运回苏联。另外一点不可忽视的是，二战后原在华日本资产全部都被中国充公，这部分资产数量巨大，总数为187亿美
元，也是当时国民党政府不要日本赔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大陆的赔偿问题也是中国大陆自己主动不要赔偿的，日本人听到之后还非常的惊愕和感到不可思议。据说中国的理论是共产党不能比国民党小气。在中日建交之
后，日本以日元贷款支援中国建设多年，三十多年总额达到近3000亿人民币。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都有意在媒体报道中淡化甚至忽略这个事实。在这3000亿当
中，其中十分之一是无偿援助，八成是长期低息贷款。如果按照现在汇率计算，光是无偿援助的金额已经达到50亿美元。这超过了日本在二战之后对任何一个国家
的赔偿金额。比如日本战后赔偿给印尼的2.2亿美元，算是相当多的一个。印尼在二战中死亡约400万人，而中国的死亡人数在不同口径中统计为1000万到
2000万人，即便按照2000万人统计，中国死亡人数是印尼的5倍，按死亡人口比例中国得到的无偿援助也是高于日本对印尼的赔偿。这当然还有汇率通胀等
变化的因素不能精确对比，但在数量级上并没有本质差别。也有人说日元贷款是主要买日本商品的，但日本在二战后对其他国家的赔偿其实也主要以物资为主，日本
当时根本没有这么多钱。人命的损失自然决不能以金钱来衡量，但中国总不能也杀2000万个日本人才能算是平衡呀！
道歉问题是另一笔糊涂账。中国说日本拒绝就二战侵略向中国道歉，可事实是日本政府在各种正式场合中道歉和反省说了不下二十次。
在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就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个态度得到当时中国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认可，否则中日也不会建交。
1995年，村山富市发表村山讲话：“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
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
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战败后50周年的今天，我国应该立足于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
员促进国际协调，来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这个讲话成为直到现在日本政府的标准态度。
即便是中国一向指责的小泉纯一郎其实也正式道歉过，他说：“我国由于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我谦虚地对待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那场大战中遇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
中国一直说日本没有道歉，其实就是说日本没有说“谢罪”（shazai）这两个字，日本认为“道歉”（owabi）就足以。我并非日文专家，不能理解在日
文中到底有什么差别，但很多在日华人所言，这两个字眼都能准确表达道歉的意思。我也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非要坚持owabi，而中韩非要坚持shazai。
从国际社会来看，这两个字在英文的翻译都是apology，因此外国人对中日之间纠缠于此非常不解。事实上，在国际上，还纠缠于这个差别的只有韩国和中
国，其他众多的受侵略国家早就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
在1998年，韩国和日本达成协议，日本用shazai的字眼，韩国答应不再以历史问题作为日韩交往中的问题（后来韩国并没有遵守承诺）。日本也想和中国
达成这个协议，如果中国答应了不在历史问题上纠缠，日本也会正式用shazai的字眼，但是被江泽民访日时断然拒绝了。这个历史问题上的纠缠，并不是指在
历史上的争论，而是指以历史问题作为理由限制现在日本在国际上成为正常国家，比如入常问题等。由此看来，到底用shazai还是用owabi，本质上不是
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政治考虑。这又是一个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
中日两国其实在历史上并非世仇。在一千多年的交往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平相处并互相学习。历史上中日仅仅打过几次仗。在唐朝和明朝，中日之间都是因为朝
鲜问题而开战，并不是中日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问题。明代的倭寇持续时间很长，对沿海的影响很大，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了，这些所谓倭寇其实都是一些中国人
雇佣了日本人而从事非法的活动。开始时是以和朱元璋战争中失败的一方的势力为主导，属于中国内战的延续，后来是中国海盗在明朝封锁政策下的走私行为。无论
哪种情况，简单地定义为日本侵略中国都是不合适的。倒是在元朝，中国最先尝试侵略日本本土，曾经两次攻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始于甲午战争，终于二战，其实
满打满算只有短短的50年。我不是说这样的侵略不严重，但是这在中日双方友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往往被过分强调了。
在中日历史上，友好和互相学习是主流。早在唐朝，日本就以遣唐使的方式向中国认真学习。中日文化其实是同源的，在宋朝灭亡之后，日本认为自己才是继承中华
文明的正宗。在明治维新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由于日本首先向西方学习并取得巨大的成绩，中国精英无不纷纷到日本求学，以日本为榜样以求取中国转型之道。在
文化上，大量的新词汇和新思想都直接来源于日本，从日本翻译过来的书籍不计其数。在军事上，很多清末民初时代的武人都直接在日本学堂受训。在政治上，无论
保皇党还是革命党都受过日本友人的支持，甚至中国左翼旗手鲁迅也是在日本人的庇护下才能自由写作。
如果我们能够客观看一看当时的历史形势，就会发觉很多当时的历史观都和现在的不一样。当时的东方各国都是被西方文化和政治所入侵的。在当时东亚国家在寻求
治国之道的时候，很多精英人士都把东亚国家的联合作为其中的选项。在这些人看来，东亚黄种人是兄弟之邦，理应联合起来抵抗白种人的侵略。这就是后来大东亚
思想的根源。日本在1905年击败俄国人之后，成为近代第一个黄种人国家击败白种人强国的例子，日本在亚洲的声望无以复加，被广泛认为是黄种人复兴的象
征。最近被朴槿惠所要求中国立像的安重根，本身就是一个大东亚主义者，还一度非常崇拜主张东亚联合理论的伊藤博文。
东亚国家联合理论就其理念而言，本身不能说是错的。但是在实践上，各国却陷于争夺领导权的怪圈之中而走向反面。就安重根而言，他支持东亚联合理论，但是却
不能容忍朝鲜在日本之下，于是转而刺杀他曾经崇拜的伊藤博文。日本后来提出的东亚共荣圈，其实质就是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一体秩序。在军国主义者的演绎之
下，成为军事扩张的理论依据。如果看看现在中国鹰派战略家的思维，其实和日本当年的大东亚秩序差别不大，就是要中国作为东亚的老大，要日韩服从于中国所制
定的东亚秩序。可见，在中日韩三国中，都有令人不安的老大情结，这些国家有的在历史上，有的在现实中都不愿和别国和平相处，不愿以平等的身份共建和谐的区
域。不得不说这些思维是有害的，在这些思维的骑劫之下发展下去，在谴责日本发动战争的同时却不吸取日本当年的教训，其结果很可能就是走上日本的旧路，最终可能导致二战中的日本一样的结局。
在现代的政治文明中，各国在平等、自愿与和平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与融合是世人所盼望的。欧盟的成立是一个伟大的榜样。其实论什么世仇之类的，中日之间远远不
能和德法相比，但是德法能够在战后和解并成为欧洲联合的主轴，而中日之间却一直不能放下历史的恩怨。在钓鱼岛危机之前中日韩三国已经谈判的自贸协议本来是
一个良好的进程，但现在基本上已经被中日之间的危机所搞黄了。
因此，所谓的历史的问题，在现实中就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它一直被政客所炒作，其国际政治上的本质就是各方非要自己做老大，非要把对方成为自己的小弟。这种
思维既不现实也不可取，反而对历史问题不断进行仇恨式的炒作会给双方民众带来心理上的撕裂，与东亚联合的大目标背道而驰。这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我认为，各国都应该放下这种思维而真正地重新探讨这一段历史，只有在曼德拉式的“认识真相，放下仇恨”的基础上真正认识和评价历史，才能为东亚地区的长期友好关系打造出坚实的基础。
from 黎蜗藤的历史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2ed3c30101iuq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