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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3 June 2013

牛泪说历史：李鹏在“六四”中的收益

这是老牛说史的第二篇，正赶上邓小平长女邓林出面为父喊冤，称六四事件是那个时候领导人的共同决定，不应该让哪一个领导人具体负责。这在时间上是个偶然的巧合，希望不要被一些无聊之辈拿来说事，又给老牛戴上邓家马仔的帽子。

老牛认为，虽然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上具有一锤定音的决断权，但邓林这个说法却是对的。六四事件本来就不该由邓小平负责，是时任高层领导的政治分裂、懦弱无能与政治投机，才将邓小平推到了决策一线，逼着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上行使最后决断权。邓小平在平定六四的过程中虽然被认为是失之粗暴，但这恰恰体现了邓小平不计个人得失的担当精神，是负责任的表现。

时任中共领导集体在六四事件上的表现，就好像一个公司的董事会软弱涣散，从董事长、副董事长，到总经理、副总经理都因无力担当而集体逃避责任。反观当时作为地方大员的江泽民和胡锦涛，前者在上海担起主政之责，软硬兼施地保证了上海社会政治基本稳定，后者在拉萨骚乱之初，就立刻拿出霹雳手段，在汇报中央决策同时，开始出手平定骚乱。不管人们对江胡后来执政如何评价，至少在邓小平眼里，江胡二人在这两件事上是敢担当、能担当的，是尽职尽责的，所以，对江胡二人的提拔重用，也就在情理之中。

与邓小平的担当精神和江胡二人在关键时刻的敢作敢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任中央和北京市委领导诸如李鹏、陈希同等人的表现。一方面，出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目的，李鹏、陈希同等人被认为是在事件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激化作用，向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领导集体提供了有关学生运动的片面信息。另一方面，在事件过去二十年后，又想要推卸历史责任，又是偷偷摸摸出书，又是私下发表谈话，企图撇清责任，把骂名都推到邓小平头上。

这种做法，这样的为人，又怎么能担起治理国家的历史大任呢？所以，邓小平把权力交给江泽民，又隔代交给胡锦涛，而不是交给成功挤兑掉赵紫阳的李鹏，也不是交给陈希同是有道理的。邓小平作为中共创始人，作为一个铁腕政治人物，在选择接班人时，最看重的除了实干能力，还有就是这种历史担当精神。在关键时刻缺乏担当精神，甚至于落井下石踩踏同志之辈，是入不了邓小平的法眼的。

当然，李鹏的“左”，特别是他和其他“左”派领导人在六四期间的抱团合作，可能也是让他失掉接班机会的重要原因。邓小平对左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因为左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在文革被推翻之后，居然还能连续借力敲掉胡耀邦、赵紫阳等两任总书记。

所以，邓小平晚年提出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对左，这样的论断绝不是杞人忧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诡异氛围，在习近平新官上任正致力于缝合左右倡导实干之际，一股声音，从“新三反”到“七不讲”，从“宇宙的真理”到“大海的深度”，凡是西方的都是肮脏的，凡是没试验的都是资本主义的，这不是邪教一般的极左语言吗？这和邓小平南巡前极左回归的氛围，和文革期间的极端政治用语有何差异？这到底是所谓的自信呢，还是自大、自负和自闭的表现？

我在上篇已经说过，邓小平要的是稳定和执政。在邓看来，出兵清场开枪镇压，只是实现稳定与执政的权宜之举，改革开放才是实现中国稳定和共产党长久执政的根本。邓小平很清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让老百姓继续饿肚子搞斗争，中国早晚会再次陷入混乱，会被历史和人民抛弃，邓对这个大方向清楚的很！邓在晚年对左派抱团回归计划经济和专制制度的倾向尤为介怀，所以当他眼见江泽民和有和左派合流危险的时候，就再次起了废立之心。不过好在江泽民反应迅速，在邓小平南巡说了狠话之后就立刻改旗易帜，才度过了这次危机。

至于李鹏，连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在联合左派挤兑掉赵紫阳后，邓小平会另请高明。当万里在北美访问后从上海辗转回到北京，李鹏与5月31日在总理办公室向万里通报中央决定任命江泽民担任总书记的时候，失落溢于言表，而万里的一句“我原来估计你会接任总书记”，更是戳到了李鹏疼处。

事实上，李鹏的失落还不仅如此。深谙权谋之道的江泽民对资历远超自己的李鹏更是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在赵紫阳下台、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后，“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职也被江泽民一并虏去，从1989年开始就由江泽民亲自担任。在总理主要负责经济工作的框架分工下，失去了这个小组头衔的李鹏总理，其实只能负责具体事务。

但，即便是这些具体事务，邓小平也不打算留给李鹏处理。1991年，邓小平提拔朱镕基担任常务副总理，在此后的十二年时间里，朱镕基才是中国经济的真正操盘手，是国务院里的真正当家人。至于江泽民兼任的这个““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在1998年朱镕基担任总理后，也开始交由朱镕基担任，再然后就是温家宝和李克强，自始至终，李鹏都与此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