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論著有《傾聽底層》、《儀式與社會變遷》、《心靈的集體化———陝北驥村農業合作化的女性記憶》、《作為歷史見證的「受苦人」的講述》等。
說到社會記憶，這是社會學、政治學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話題，它背後理論基礎和內涵是很豐富的。但它同時又是跟所有人有關係的話題，並不是單純的理論問題和學術問題，而是有很強的公共性，也跟每一個人的生活、每一個人的歷史有關聯。社會記憶和歷史權利的問題，其實背後也是歷史怎樣形成、歷史是怎樣建構出來的話題。
記憶和忘卻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而豐厚文明史的古國、大國，同時我們又會發現，我們也是最健忘的民族。所謂健忘的原因，在於有人要我們忘記，記不住的原因是有人不讓我們記住。大家可能看過《集結號》這部電影，原型就是退休檢察官王艾甫，他在舊貨市場地攤上發現4本1949年解放太原戰役中犧牲戰士登記冊，這些陣亡的戰士有一個名冊把他們的名字登下來，其中有84份未發出的陣亡通知書。王艾甫用了十幾年時間，千辛萬苦為84份名單中的26位烈士找到了親人。但他在很多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卻受到了非常惡劣的對待，這些部門經常將他推出去，說別來給我們找麻煩，滾出去，甚至跟他動手。馮小剛導演根據這樣的原型，創作了《集結號》這樣一部電影。
我想這樣的問題，是今天我們依然要追問的，這就涉及到我們所說的社會記憶問題和歷史權利的問題。
人是構成歷史的主體，作為主體的人不應僅作為數位存在。但在以往的歷史當中，會發現大多數的情況下人就是作為數位而存在的，比如說某一次戰役犧牲了多少人，某一次災難傷亡了多少人，甚至很多時候人作為數字都不存在。作為人在歷史當中，經常是面目不清、沒有形象、沒有聲音，就像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滴水，在長河中就消失了，連一絲痕跡都沒有留下，大多數人都是這樣的歷史命運。
為什麼要強調人作為歷史主體的地位，為什麼要強調人對於歷史有一種權利？首先我們應該瞭解和記住前人的歷史，他們的經歷、功過、所作所為的是非，我們要瞭解和記住，並且吸取經驗教訓，這一點其實有著不言而喻的正當性和必要性，作為後人我們不應該忘恩負義。不僅僅如此，我們還要瞭解記憶其實是思想和理性的源泉，這是我們明辨是非、能以史為鑒的先決條件。
首先從常識來說，就是我們不應該對前人的經歷，以及是非功過置若罔聞。從更加哲學或者是更加學理層面來說的話，人不能這麼健忘，我們需要有這樣的記憶，除了它是民族的良知，對於個體來說它也是人性的基礎，也是人性道德的理由。另外一個理由，從社會的角度來理解，實際和社會的公平正義有關係，而人類以社會正義的理由來記憶，這時要通過記憶，通過對歷史的思考和反思，達到對是非的判斷。在這當中我們會涉及到關於寬恕的問題，但是所謂寬恕，並不是以忘卻為前提的。寬恕必須以是非的判斷、以真相的呈現為前提，所以有真相才有寬恕。否則的話，我們所經歷的苦難就白經歷了，我們甚至可以說，將那種歷史災難忘得乾乾淨淨的民族，就白活了。
第三個理由強調的是人以社會性存在的理由來記憶，強調的是記憶的分享，記憶的集體性和社會性。個人的歷史經驗教訓，要通過進入集體的記憶，以及公共政治的思考，才能真正被記住，而不是被忘卻。
歷史與權力
歷史是權力的產物，也就是說過去不是被保留下來的，不是說一種遺跡、一種存留、一種客觀的存在就在那裡等著我們發掘出來。歷史實際上是在現在的基礎上被重新建構出來的。這是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說的，他寫過《論集體記憶》。他所強調的歷史是一個建構的過程，歷史是由人把它寫出來的，而當下的人寫過去的歷史，這實際上不是簡單的復原。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歷史，所讀到的種種歷史著作，都不能說就是當年實際那樣一段存在的歷史，是書寫的產物，或者是講述的產物，無論是書寫或者是講述，都是一種建構，是在今天的基礎上重新進行的建構。而歷史的「重新建構」依靠的就是社會記憶，但是我們也會知道，作為記憶的產物也好，作為記憶本身也好，都是權力和治理的產物，簡單來說，決定什麼被記住或者什麼被遺忘的是權力。
著名作家奧威爾有一本書，《1984》，雖然是一部文學作品，但他卻以近乎天才式的寓言，描繪了極權主義所能達到的思想和心理控制的極致，甚至可以說極權主義對人類的思想和控制達到了極致。其中最重要的，我們把它稱為權力技術，權力技術之一就是對社會記憶的消滅和對歷史的篡改。人們會發現，在奧威爾所描述的大洋國，大洋國當然是虛構的，指向是極權主義的國度，奧威爾時代的極權主義國度主要是指納粹德國和蘇聯。他們有各種各樣的部門，有各種各樣的安排，比如說真理部，真理部下設一個專門的部門，專門對歷史記錄進行有計劃地銷毀，各類報刊被不斷地修改重寫，還有專門生產新話的部門，過去的話別說了，我們就是新的話語。這樣的結果，使人產生執政者永遠正確的印象。所以奧威爾說，歷史就像一張不斷刮幹淨重寫的羊皮紙。古代很多歷史記錄是寫在羊皮紙上的，可以把它刮掉之後再重新書寫，然後是以權勢者們所希望的樣子存在。權勢者、權力者或者統治者希望歷史是怎樣的，它就可以是什麼樣子的。
奧威爾接著說，自由的思想本身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個條件是對過去的記憶和當下的經驗材料。過去的記憶是我們前人所親身經歷的，一個是當下的經驗材料，我們作為個體的這樣的經驗和記憶。奧威爾說另外一個條件就是通過語言進行。語言是思維的材料，沒有語言就沒有辦法進行這樣的思考。這樣的兩個方面，在那樣的極權主義的權力技術或者治理技術下，都是控制人們思想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奧威爾就說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現在和未來。其實他強調歷史和記憶的重要性，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現在和未來，這句話還有後一半，這就是誰控制現在，誰就控制過去。大家可以想一下，其實並不是一個無意義的反過來、倒過去的來回說，而是說歷史究竟如何呈現，記憶怎樣幫助我們去瞭解和記憶歷史，這個並不是我們完全可以個人來做主的，它是被權力支配和控制的。
個體與社會
我們的話題是社會記憶，而社會記憶和個體記憶是什麼樣的關係。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說，群體的記憶是通過個體記憶來實現的，並且在個體記憶之中體現自身。實際上匯出了社會記憶和群體記憶是什麼樣的關係。我們說社會記憶的時候，社會並不是虛的東西，還是要落實到不同的人身上。記憶應該是具有社會性和公共性的過程，這之後其實也是有一些哲理性的思考，社會性和個人性的關係。
美國非常著名的思想家布迪厄曾經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個人性即社會性，最具個人性的也就是最非個人性的。」這位思想家，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著作，是與22位合作者向世人呈現的關於法國當代社會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種種苦難的作品，直譯過來是《世界的重量》，但是現在經常翻譯為《世界的苦難》，確實是非常有分量的作品。這本書最重要的內涵，是揭示個人苦難的社會性，個體遭遇的困境、個體的困擾、苦悶，看上去是主觀層面的緊張和衝突，但是他們反映的卻往往是社會世界深層的結構性矛盾。這話聽起來很繞，但是也不難理解。比如說臨時工、移民群體，還有家庭中處於弱勢的女性。這些人所遇到的困境和困擾，看上去都有一個原因，但是實際上作為研究者，你不能將這些原因都歸到個人的身上。
還有一位醫學人類學的重要研究者克萊曼，提出了「社會苦難」這個概念，他認為苦難是社會的經歷，幫助人們理解這種苦難的形式，是集體的又是個體的，經歷痛苦與創傷的模式如何是地方性的又是全球性的。克萊曼重要的貢獻，就是他在努力地去除那些遮蔽苦難的屏障，他的研究案例向我們展示了存在著許多將這些苦難遮掩起來、遮蓋起來的這樣一些做法、這樣一些機制，就是將這些苦難的社會根源掩蓋起來。有這樣的集中方式，一種就是分離，將個體從社會層面分析當中分離。
一系列遮蔽苦難的機制，一種是分離，另外一種可以簡單概括為模糊。模糊起的作用，就是將這樣的一些社會經歷變為自然的經歷，變成是一種正常的東西，好像就得這麼發生。克萊曼說我們如何突破這樣的屏障，所需要做的將社會上難以明言的病患轉化為清晰明言的症候，從而通過社會手段解決。這樣的遮罩背後所掩蓋的是社會疾苦，我們所應該做的是動員人們，控訴那些使他們變得不道德和墮落的社會運作機制，而正是這些機制滋養了人們的反感、苦惱和絕望。
米爾斯是一位美國社會學家，他有一部流傳下來非常著名的著作，這就是《社會學的想像力》。講的道理非常簡單，就是要將普通人的遭遇、普通人的困境，一個具體的情景當中，普通人的困境和社會結構中的公共議題進行貫穿，打通起來。米爾斯說得非常清楚，比如說一個社會當中，當經濟結構和經濟秩序發生了整體性衰敗，比如說經濟危機時，那麼失業這件事並不是個人所能化解的問題，個人無法解決。比如說在戰爭成為一個全球性災難時，個人和家庭面對這樣的困境是無能為力的。社會學的想像力，就是從個體微觀的經歷，到一個更宏觀的制度層面和社會結構層面，進行一個貫穿，找到他們之間的聯繫，找到那種個體苦難背後真正的社會原因和制度原因。
普通人的歷史權利與責任
很多人會覺得我既不是歷史學家，我也對歷史不感興趣，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也有自己的專業，這是很普遍的想法。包括我在農村做農民的口述歷史研究，很多訪談物件，在跟他們交談時，一開始他是不願意講述的，他用的理由，一個重要理由是忘記了，另外一個重要理由是太不重要了、沒意思、你問這些幹什麼呢，我們的生活沒有意義。這其實就是對自己權利的一種放棄。
根本的問題在於為什麼要強調我們今天所要重新構建的歷史是人的歷史，以往的很多官方史、很多文字史、很多正式史，在這種歷史中人是消失的，人是作為數字存在的，或者不能作為數字存在。我們今天要重見的是人要回到作為歷史主體的位置上，人是歷史的主體，我們自身就是主體，我們要將自己當做主體來對待，我們要在這個過程中贅述追述我們的權利、實現我們的權利，同時承擔我們的責任。
但是以往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以往很強大權力的作用，實際上會作為人在歷史當中作為主體去消失的根本性原因。在強大的意識形態和強大的權力控制下，我們的主體地位是被消彌的，是被取消的，我們應該怎麼辦？有兩點非常重要。一個是以現實為基礎，我們不要脫離今天中國的社會現實，而這個社會現實是跟我們的歷史密切聯繫在一起，是從歷史上沿襲過來的，我們要有充分的理解和認識，對歷史我們要不斷地重新認識，要追尋真相。再就是用常識來思考，很多東西如果用我們的常識去想一下，比如說雞到底在什麼時候該叫，這樣的生活常識，現實生活中獲得的經驗常識，可以幫助我們辨識很多東西、明白很多東西。
苦難特別是普通人的苦難，如果能夠進入歷史，也就是說被記錄下來，被後人吸取的話，那麼這個時候的苦難才是有價值的，才可以是我們社會共同的財富，這樣的苦難才具有歷史的力量。我們揭示社會的苦難根源，我們明瞭那些苦難到底是什麼製造出來的，製造苦難的機制應該被中止，這個時候苦難才不僅僅是個體的經歷和感受，而是具有了一種社會的力量。我們去除了苦難的先賦性或者宿命論的迷障，農民會跟你講很多他的苦難，最後他會說我誰都怨不了是我命苦。今天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的條幅，命苦別怨政府等等，這也同樣是一種遮蔽苦難的迷障，意思是說我沒有生在好家庭，祖墳沒有冒煙，所以我只好忍受今天的命運。這些都是宿命論的迷障，揭示苦難的根源，苦難就會有顛覆的力量、重構的力量，獲得解放的力量。每一個人不能放棄自己的歷史權利，就像要保護我們的財產權利一樣，去保護我們歷史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每一個人的經歷都是歷史，每一個人的苦難都有歷史的重量，每一個人的記憶也是彌足珍貴，每一個人的歷史都不應遺忘。這對當下以及我們的後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南都評論記者 張天潘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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