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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8 December 2012

林松：革命是什么

　　四十五年前，我还不足20岁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到我的家乡。我满腔激情投入到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运动中，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用大字报革命武器毫不留情地向直接管束着我的小官僚们和我认为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为开火，并把他们挂靠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结果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革命的棍棒伤筋动骨后，象阿Q一样被不准革命，驱出了革命队伍。自不得革命后，我就一直在想：革命是什么？革命要干什么？然而，在整个中国，从无文不革命，无处不革命，无事不革命，无时不革命，无人不革命；到官方回避革命，文坛告别革命，民间无奈革命，整整四十年没能想出个所以来。真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直到五六年前，有幸读到一本谈论胡适和鲁迅的书，帮我寻思出个我认为可能说得过去的答案。

　　中共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说：”毛泽东晚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这一错误理论搞的十年动乱”。”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毛泽东九月去世）的’文化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其实，使中国人遭受浩劫灾难的，并非仅是那场文化大革命。

　　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中国自陈胜吴广出现以来，一次次改朝换代江山易主，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着革命的历史。近一百年来，就有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近二三十年的回避革命。革命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选一卷）”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毛选二卷）”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人民日报》（1967-8-13）”什么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选五卷）……我们当代的中国人，无不是被教科书革命化了的人，对革命的认识和理解，只能是被教科书革命化了的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社会，三十年前所有的人都被分为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三类。无人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教导，进行着革命和被革命，争当着完全的革命派；对毛主席指示和教导的革命任务和工作，只有执行和服从。在教育、文化、思想被革命铁筒般严密禁锢着，没有任何学术、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社会里，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人人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工作，而学习，而劳动，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革命是怎么回事，革命究竟是要干什么。如果有谁对自己从事的革命和被革命产生了怀疑，一旦被有人觉察，当即就会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革了生命。因此，我对革命的疑问，只能是在执行和服从革命和被革命的无奈中偷偷思想，在唯一的教科书和报刊杂志中暗暗寻觅。我一遍遍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毛泽东选集》，时时留心党报党刊和从上边贯彻下来的文件。年深日久，越想越觉得我们身处的这个革命化了的现实社会，与在学校里课堂上听到的，在教科书和官方文献中接受的，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社会。

　　我出生在太行革命老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新政权建立起来后正在开展斗地主分果实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虽然还没有任何感受外界事物的能力，却被土地改革决定了终生的命运。

　　在教科书中，土地改革，实现孙中山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可能实现的”平�地权，耕者有其田”革命主张，是共产党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通过斗地主，分财产，争取和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是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和巩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基本条件。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村普遍成立了农会，组织起农民来斗争地主老财。为纠正运动开始许多中等富裕农户被斗争的左倾扩大化，全国农民都被根据其占有土地和拥有财产的多寡，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不同家庭成份的阶级。地主成份是革命的对象，被斗争没收了土地财产，是被打倒推翻的统治阶级。富农成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统战对象，被斗争交出了多余的土地财产，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中农成份属革命要团结和争取的对象或力量，没被斗也没分得财产，是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下中农和贫雇农（称贫下中农）成份属革命依靠的对象或力量，分得了土地财产，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其中的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共产党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撇开土地改革中实行的暴力斗争不说，按理，这个土地改革斗争的方针，应该是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要求的方针；按照这个方针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平�地权，耕者有其田”目标，应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结果。这个斗争方针对巩固新政权和土地改革成果来说，也有必要。但不可思议的是，农民群众被组织起来的农会，土地改革结束后立即撤销；人们二十八年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结果，竞成了新中国继续革命的原因；土地改革斗争中的暴力手段和划定的家庭阶级成份，成了蒙在全体中国人心上的恐怖和套在每一个新中国国民身上的紧箍咒。家庭成份是地主、富农的，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是中农的，只可被团结被争取，不可轻举妄动；是贫下中农的，必须坚定立场，牢记血泪仇，与阶级敌人作斗争。就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是只可被团结和争取的中农阶级成份，所以我革命的狂热精神和激进行动，遭至身体被革命的棍棒修理和驱逐。然而我的思想却一直保持在革命的状态。我相信我的革命热情是真诚的，是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行动的。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一年，农村开始合作化，我的父辈们成为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新农民。我也告别蒙昧无知的童年上了小学，开始接受人生启蒙教育。从认写毛、主、席、共、产、党，学唱《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开始，随着年龄学龄的增长，逐渐知道了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旧社会农民在地主富农剥削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我们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无比幸福。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伟大革命导师和领袖被印在脑海里，董存瑞、黄继光、高玉宝、方志敏、江姐等革命英雄和革命先烈被装在胸中。我满脑子充满着革命理想和对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及蒋介石、周剥皮、刘文彩们的仇恨，一心想着要干一翻革命事业，随时准备着要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惋惜自己没有能生在英雄和先烈的革命年代。然而，每天都要唱”合作化的农村一片新面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每天都要喊总路线、大进跃、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而对身在其中的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却一无所知；对每天看到父辈们的忙忙碌碌不知都是在干什么；对亲眼看着的父亲被饿得满身脬肿、外公被饿死在坑上、每天要碰着的老人被饿死、自己被饿得站立不住爬着走路，竞然毫无任何动心动情的感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共产党毛主席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信誉，只要是共产党毛主席说的话，人们没有不相信的。在教科书与官文中，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要领导农民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走向共产主义天堂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1953年6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约需要十八年（包括三年战后恢复和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说：”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是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选五卷）果然，从1954年到1956年，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原订三个五年计划内完成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全国的生产资料由私有制转变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中国比原计划提前十二年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8年，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三面红旗”运动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当年从8月中旬开始，各地按照毛主席”还是人民公社好”的指示掀起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一个月内，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们都走进了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毛主席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之后用了不到四年时间，至1962年，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工农兵学商为一体，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就在全国建立起来。

　　然而，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却并非是这样的简单和乐观。

　　1949年10月建国后，为执行毛泽东确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方针，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国家粮食储备入不敷出。1953年春，局部地方出现霜灾，秋后，农民惜粮备荒，国家难从农民手中购得足够的粮食。政府为从农业获取工业原始积累和保证城市人口粮食供应，强制推动粮食征购。1953年11月19日公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从12月开始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让农民把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社会所需要的粮食全由国家供应。社会分为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与吃”农村粮”的农村户口两大阶层。政府用统购统销的”剪刀差”积累工业资金，农民因国家的统一征购断了生计，处于半饥饿状态。刘少奇说：”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刘选集下卷）国家统一强行征购造成农村生活的凋敝，势必引起农民越来越激烈的抵抗。前副总理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正如陈云同志所预计的，统购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紧张的，强迫命令、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发生过。个别地方还发生了聚众闹事的事件。”为了完成征购和排解农民的抵抗，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们把原先用在统购统销上的动员和强制手段，转而用在了刚刚开始的合作化运动上。前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说毛泽东认为，”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因此，原计划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农业合作化任务，通过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至1956年底，仅用了一年多一些时间就全部完成。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断绝了资本主义和农村的联系，市场要素不断消失，私营工商企业难以生存，相当多的资本家抱着”甩包袱”的心态参加了公私合营。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拉动下，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也在三年内同时提前完成。从此，全国所有私营工商企业和一亿五千多万农户的全部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归为国家公有；全部工商业者及其雇员成为国家雇用的工人和职员。农业纳入了国家计划体系，农民不再对土地和土地上的粮食产品具有任何支配权；农村成为专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和为城市建设提供粮食保障的生产部门。农村基层干部代表政府管理农民、土地和农业生产，刚刚成为”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民变成在农村基层干部管理下被组织起来集体劳动，从干部手中领吃口粮的农奴。

　　毛泽东说，”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选五卷）还在社会主义革命正式开始前的三年恢复和准备阶段，新政权就通过”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清除了一批可能的社会主义敌对分子；通过抗美援朝运动树立起美帝国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公敌。互助合作运动中有些共产党基层官员告诫农民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阶级路线和斗争方针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富农由革命统战对象成为打击对象。运动中，不仅原来以为被团结争取的富裕中农（土改中被错斗的中农）、中农会有抵触，需要教育改造，就连社会主义革命依靠的贫下中农，刚刚从土改中得到的土地又被拿走了，心中也感到困惑，需要说服教育和引导。实际上，对于整个过渡时期的三大改造运动，特别是农业合作化的突击运动，在社会各阶层，甚至在共产党内、党的中央领导层内，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毛泽东在发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说：”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选五卷）因此，围绕着动员和强制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通过在政治、文化、思想等意识形态领域同时开展”批胡适、反胡风、肃清反革命、党内整风和反右派”等一系列政治斗争和思想改造运动，不仅将革命打击的对象由地主家庭成份的人扩大为地主、富农（城市是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五类，并强化和确定了家庭成份对每一个人在中国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和政治地位，而且还进一步将全中国的人分为难以确定的”人民”和”敌人”两部分。”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选五卷）从而造成了全国的政治恐怖，使人人心怀恐惧，社会生活高度紧张，有效地消除了可能来自党内外的一切批评的意见和反对的声音，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开展，并为掀起”三面红旗”运动创造了”一致赞成和拥护”的条件。大跃进运动中全国到处都是由《人民日报》领喊领唱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口号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赞歌。就连一亩地能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四两稻谷的宣传报道，也没人敢不相信。三面红旗运动的直接后果，是由大跃进的粮食”高产”征购过头粮而导至全国大饥荒，守着国库几百亿斤存粮，在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活活饿死了三四千万农民，使中国社会经历了历史上罕有的和平建设年代饿死几千万种地农民的”非常时期”。在继续跃进的三年”非常时期”，中国农民用三四千万条生命才换得公共食堂的解散。人民公社成为一级地方政府机关，”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体制缩回到了以村为基层政权（生产大队），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农民集体劳动组织。有的地方被允许试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

　　对于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们来说，实现了建立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的成功和胜利。对于五亿多中国农民来说，他们为着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跟随毛主席共产党，用自己生产的小米加步枪从农村包围城市，用自己儿女们的鲜血和生命夺取城市，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而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们却又用夺取到的政权将耕者的土地全部收回，在所谓公有制名义下，使在旧政权统治下土地不均的农民，变成了新政权下一无所有的无地农奴和被排斥在国家社会保障之外的贱民。革命的结果让他们失望，革命的过程对他们无异于一场灾难。因亩产万斤粮食而饿死几千万人的天下荒唐，他们虽不敢怒也不敢言，而他们虔信的毛主席共产党要领导他们走向共产主义天堂的许诺，却在他们心中破灭，成了谎言。有一件童年时的事我五十多年来一直记忆犹新。就在解散公共食堂的那年冬天，人们悄悄地传播着一首”黄牛黄，黑牛黑，明年土地各归各”的民谣。我们村家家户户都用玉米面或白面，包一颗桃核，捏成仙桃蒸熟，让每人必吃一个以保闯过饿死关口。这件事无疑是当时中国农民对那场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真实最直接的反应。对于那些被民主自由理想吸引和争取团结，一批批冒着生命危险投身到革命阵营来，对新中国满怀信心和希望，准备以其知识和技能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万没想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却视他们为敌人，不许他们参言接嘴。至于那些被革命打倒的被杀、被流放、被关、被管的敌对分子及他们的家人和后代，则成为中国人中都被贴上标签的黑五类。

　　有些参与领导革命揣摸着领袖心意行事的同僚们，也因革命的方法和速度跟不上革命形势要求，让领袖产生了疑心。仅有的一个上书毛泽东对大跃进提出质疑为民请命的国家级高官彭德环元帅，当即被指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全党共诛，全民共讨。当时那些在彭元帅官位之上的官僚们，如果能有一两个不怕丢纱帽为彭元帅说句话，也许不致使彭元帅含冤，也许可避免饿死几千万人。

　　中国这场造成大规模死人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批评和指责，其中不但有美欧等敌对势力国家，而且还有来自苏联老大哥的声音。就在中国仿照苏联经验和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的高潮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差不多都出现了问题。创造并向各社会主义国家输出这个革命经验和模式的苏联本国，革命领袖斯大林死后，正在被他的接班人赫鲁晓夫进行揭露和批判，政府的内政和外发生了改变。按中国革命领导者的话说，是出了修正主义。

　　由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按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运用政治权力人为地将社会的经济制度由劳动者一家一户所有制强行转变为国家公有制，实际上就是由社会的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要求社会的经济基础适应并为上层建筑服务，正好与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理论相颠倒。同时，脱离开中国既没有成形的（工业）资产阶级，也没有成形的（工业）无产阶级，还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的现实，人为地以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凭空建立起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也直接违反马克思揭示出来的”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发展阶段”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所以，这场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只不过是剥夺了旧的地主资本家，又换上了一批新的更大的地主和资本家。正是由这场社会主义革命强行建立起来的所谓国家公有制度，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个直接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要求经济基础适应并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困扰着中国社会至今无法走上人类现代文明的正常发展轨道。

　　这个违反社会发展规律，使中国绝大多数人失望和无奈，受到国际舆论指责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果，就是革命领袖毛泽东发动和领导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原因。

　　尽管大跃进中过头征购粮食使全国农民陷于了饿死几千万人的饥饿之中，国家手中的粮食还是很难满足国防、工业和城市建设的最低需求。粮食短缺造成的恐慌和社会思想混乱，令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们担忧。1961年城市已发生几起请愿事件，万一因为城市断粮市民市民骚动起来后果不堪设想。为此，革命的领导者们于1962年1月召开了一个上至中央下至县委级官员的”七千人大会”。原计划通过克服分散主义，团结一致，解决粮食紧张问题，但会议却围绕着还举不举”三面红旗”展开了讨论，引起了革命领袖毛泽东的疑虑。当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公报指出，”我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干部总是坚定地相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我国人民遭遇过的暂时困难幸灾乐祸，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肆攻击”。”国内的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也同样幸灾乐祸，并且妄图乘机活动”。会议公报将国家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改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间由不远的将来改为”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明确地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会议号召要”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会议公报中的这些观点和提法就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和对革命的具体指示。会后，从1963年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无休无止的继续革命。

　　按照革命领袖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和指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通过开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对国内已被打倒的和没被打倒残余下来隐藏着的反动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国内的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击退国外反动派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攻击，更高地举起三面红旗建设社会主义。可是，由于中国社会从来还没有过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并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际上就是按照革命领袖个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逻辑，在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革命。所谓开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运用各种群众运动和政治斗争，继续镇压和挖掘那些已被打倒的和可能漏打隐藏下来的黑五类分子，同时警告所有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普通民众打消还梦想着”土地各归各”的念头。如果说是要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那么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着的也只能是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广大民众与代表国家掌握和占有着全部生产资料的各级官僚两大阶级。而这却是革命的领导者们绝不肯承认的事实。所以，阶级斗争的矛头也就只能一直指向那些被以往革命斗争打倒甚至早已死掉的敌人，或者有的是干脆就不承认”社会主义”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然而不承认并不等于不存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阶级和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及以往的任何社会都不仅存在，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规律。革命领袖毛泽东正是利用普遍存在着的官民矛盾，在继续革命中通过发起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运动，除掉了他疑心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不过仅此而已。关于两条道路的斗争，虽然中国不存在马克思认为的社会主义，而资本主义却是至少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不仅一直存在，而且本可能也应该走的道路，却一直受着历代统治者的阻挠和扼杀，难能发展起来。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就是要铲除资本主义苗头，以维护和巩固并不是推翻了资本主义才建立起来的国家公有制度。

　　正是由于这些理论与实际的矛盾，革命对现实的扭曲，使革命领袖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远没有象领导和指挥与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军队打仗那样得心应手。整个继续革命，实际就是一场接着一场有始无终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每一场运动都是导至下一场运动的原因。运动中，除了对那些被先前革命打倒贴着标签的敌人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外，所有人都既是革命力量，也是革命对象，今天是革命力量，明天就可能成为革命的对象。人们自己斗私，相互揭发批斗，文斗，武斗，官报私仇，卧底，告密，出卖朋友和亲人……直至革命领袖毛泽东去世前，长达十四年的继续革命经历了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三个阶段共十多场运动。每场运动都没有结果，而且至今还以不同的方式在作用。

　　文化大革命只所以被特别否定，是因为在继续革命的第二阶段，不仅所有投身革命从旧中国来到新中国还没被清除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在反右派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都在运动中受到了清洗：而且共产党内的权利争斗也公开成为一场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带头上阵，和群众一道”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特殊的政治运动。从而使国内社会主义的敌人由黑五类扩大到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知识分子九类。这场运动以中学学生为先锋，以各地各级向当权者夺权开局，以揪出国家主席刘少奇收场。除与刘有直接关系的官僚被牵连成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外，其余各级所有官僚都很快就站了出来，被结合进新的革命委员会掌权后，对批斗过其的青年学生和群众进行了打击报复。我就是这场运动开始被团结进革命队伍中的，在批斗当权派运动中以写大字报为主。揭批的具体内容大都是在此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由贫下中协会进行”四清”时就揭发出来未能查清的经济问题。至于政治上的什么路线，那是全国统一通用的帽子，并不触及个人痛痒。当年有一桩我的父辈们每次运动都穷追不舍的离奇”丢牛”案，至今他们都一个个离世，才少有人提及。四清开始前，村上被评为头等、价值500多元（相当于当时1600多个劳动日工分值）的耕牛被盗。村干部为找牛花费过差不多三倍于牛的价钱。而关心此案的父辈们曾提出了许多疑点细节，甚至几次自费到百里之外找来见到过此牛的见证人。可就是每次都无法查出结果。这次批斗仍然无果，并且至今、永远无果。当权派站出来后，揭发批斗的人成了革命对象。我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挨革命棍棒的理由，除了不是贫下中农成份外，还有我在外当小学教员的叔父是右派分子，参加过三青团。这当然使我无奈且自卑，但却不能说明我对革命领袖的不忠和革命的不真诚。我不得不苦想，革命为什么不能接纳我，进而想到这是不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是不是我忠诚的革命？

　　革命领袖毛泽东虽然在他有生之年的继续革命中成功地消灭了中国的赫鲁晓夫，保住了他亲手建立的国家公有制度，并且重新树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三面红旗”，而中国经济却长久徘徊在频临崩溃的边缘；中国农民被长久处于半饥饿状态；中国社会的伤痛和中国人心的破裂至今仍难能治�。他去世后，”革命”成为一个令人神往的理想词语和使人恐惧的现实词语，埋在了中国人的心中：官方回避，文坛告别，民间无奈。

　　在我们的教科书中，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胡适是反革命的反动文人。直到我年近六十才有幸偶然读到一本研究胡适和鲁迅的书时，才知道胡适并未反对革命，鲁迅也没参加革命。他们都是为中国摆脱专制落后命运的探索者、呼唤者和思想启蒙者。胡适认为暴力破坏不会产生任何进步。他没有喊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但却终生不倦地倡导着”公民言论、结社、集会、选择政府、制裁政府的自由和权利”的民主政治；他呼唤民众觉醒，和平抗争，抵制专横压迫；他毫无顾忌地指责国民党以党建国、以党专政的极权专制，竭力要求蒋介石放弃连任总统，改变一党专制，走民主道路。这和革命领袖毛泽东在1945年的革命纲领中向蒋介石政府提出的要求如出一辙。胡适未能说动蒋介石，而革命战争推翻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换来的却是接连不断的革命灾难。鲁迅认为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正是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他没有参加革命，是因为他看到革命在中国只不过是”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交相更替”；”革命创造的新世界只不过是花样翻新的老中国”；他一向对把革命当饭碗的人保持着警惕。

　　胡适、鲁迅的精神和思想使我四十年对革命的冥思苦想豁然开朗。革命其实原本就是世间万事万物从量变到质变、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变化演进的过程。自然界的不断革命产生了人类。每一个人对自由、尊严和幸福生活的追求，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历史从蒙�到野蛮，从野蛮到文明，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不断地发展变化和进步。社会发展进步到一定阶段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飞跃，便是社会进步上升到了一个”比先前更适合每一个人自由发展的高级阶段”。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每一次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步，都是使人们”更能充分自由发展”的一次革命。所以，革命并非是由什么人发动和领导用暴力推翻一个社会的手段，而是由每一个人对自由、尊严和幸福生活的追求，共同推动着社会发展进步而达到一个使每个人都”更能充分自由发展的新社会”的结果。正是有许许多多探索和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进步思想家们，不断地唤醒和呼吁民众珍惜和捍卫自己自由发展的权利；有许许多多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家们，为捍卫人们自由发展权利带头抗争，才使人们一次次从暴力专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了人类社会历史上不断发展进步和飞跃的一次次社会革命。中国社会正是从秦始皇以来的那些把革命当饭碗的职业革命家们，把革命变作口号，把暴力和恐怖当作抢夺和维持其独占社会发展进步成果的手段，通过剥夺和镇压人们自由发展的权利，阻止着社会的正常发展进步和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革命。

　　毛泽东去世后，”革命”这个词语虽然被回避了，但人们对理想的神往和对现实的恐惧却一直怀在心中。所以，韩寒的一声谈革命，立刻引起了全中国乃至世界的轰动。

　　山西省陵川县平城镇张寸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