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2 November 2012

吳雄:治亂世興國史——何漢權論新世代「歷史」任務

信報財經新聞 23-11-2012

香港最近真的有點亂,尖沙咀街頭上演地產經紀大混戰,輕耍幾招打擊炒樓的措施,已足以讓兩幫年輕人拳腳相向。更讓人心煩意亂的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也出現混亂,什麼「我係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中國人滾出去」,甚至有人趁亂扣上港獨的帽子。

這 一切看得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心如刀割,他覺得一切都是十年前閹割中國歷史科的結果。儘管眼前亂世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何校長此時卻想起小學老師一句 話:「樂觀中奮鬥,戰亂中學習」,奮鬥指推行有香港特色的國史教育,學習則指年輕一代必須熟讀中國歷史,為未來尋找出路。

香港人最近突然緬 懷起殖民地的時光,這當然與特區管治無方,北大人公然干預香港事務有關。但在何漢權看來,這還是港人不熟悉歷史的後果,「港英時代的香港人與英國人相隔千 里,對英國人的反感不大,對英國歷史的認識更近乎零;但我們對中國近代和共產黨統治的歷史深刻得多,所以有許多猜測和懷疑,當然這些猜測不是全不合理。」

在殖民地時代創辦的省港盃、滬港盃,最能體現中港同胞的關係,「我們說省港盃,而不會說中港盃;現在卻很怪,為何一定要說你們中國、我們香港呢?這不是香港歷史孕育下來的價值觀,也完全破壞了相互包容的傳統。我再強調,我不是說大陸的民主、平等做得很好。」

第一次見國旗流淚

今 天不少人擔心洗腦,何漢權1984年在北京已經掉下第一滴淚。「1984年大學畢業,我第一次坐三十六小時的硬座火車赴京,火車緩慢進入陳舊的北京城,背 景是民族音樂,鐵道員在月台上清掃垃圾;然後播音員說:『全世界人民看中國,全中國人民看北京,歡迎你們來到北京。』我特別喜歡人民二字。」

「我 當時為何流淚?第一,我相對了解中國近代史,由1842年至1984年,建國艱難,透過國民黨、共產黨、其他無名英雄的犧牲,才擺脫列強控制兀立於全世界 之中,第一次有自己的首都,我真的流淚。這就是民族感,而不是看到國旗、聽到國歌要感動,所以我說國民教育的根本在於國史教育。」

「第二滴 淚是1989年的六四民運,那天晚上(屠城)我和太太跪在床前流淚祈禱,不單是為被槍殺的學生,還是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追求的擺脫專制,到六四卻依然存 在,從歷史觀上看,我感到非常難過。我一方面堅持自己是中國人,知道中華民族很重要,也知道香港和中國血濃於水,同時我也透過歷史反思。」

2000年中國歷史科從課程中消失,何漢權十多年來為光復中史科喊破喉嚨,至近日國教風波暫復平靜後,人們才想起他當年的主張。「很多專欄作家都同意我的觀點,說搞那麼多國教科,不如教好中國歷史。有點可惜,我努力十年到現在才有人和應,證明事情都需要歷史事件去證明。」

更 讓何漢權痛心的是,中國人變成負面的東西。「我總跟學生說千萬別對中華民族,或中國人三個字有任何毀傷,更不要因不了解而攻擊它,這簡直是在攻擊你自己、 歷史、文化。中日戰爭、八年抗爭死多少人?他們為的是什麼?別忘記內地人有一段時間沒接受教育,到經濟改革開放又發展經濟忽略人文教育,才導致行為上的不 文明。但香港人別以為是高等民族,既然我們如《香港城邦論》說的那麼優秀,就把國史教育做好啊?」

誠然,不少香港人其實是五十步笑百步,反 垃圾蟲、隨地吐痰的標語剛撕下就忘記過去的教化過程。他們看不慣內地旅客在地鐵裏喧嘩,卻沒注意台灣人其實也批評香港旅客說話大聲。何必踩低農村出來的內 地遊客?難道只有這樣才能保住香港人的優越感?香港人何時才能重拾1997年後逐漸喪失的自信?

香港特色國民教育

何 漢權直斥那些高呼不做中國人的香港人「愚昧」,「為何要來生不做中國人?你說我來生不做共產黨員就OK。」其實不做中國人簡單得很,娶個外國老婆、嫁個外 國丈夫,就可以名正言順今生不做中國人。《來生不做中國人》的作者大可出攻略書,教香港人如何去掉中國人身份。何漢權很不齒這樣的作者,「有多少專欄作家 拿着外國護照?香港有何動靜第一個就跑了。」

香港是學術自由的地方,沒有大陸、台灣的歷史包袱,應可集思廣益建立有香港特色的中國歷史科。 「前幾天《明報》社評也引用我一段話:『把中史列為初中必修科,並直接教授六四事件等中國近代史實……好的國民教育必須做到知、情、意、行。』其實國民教 育問題沒解決,政府把它放下就算數,極不負責任。」

何漢權停一停再說:「香港特色的國民教育,應該分三方面,第一是國史部分,第二是國情部 分;1978年後的經濟改革成就、科技發展是國情,這部分需要講好的部分,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導致人文失落、文化毀傷、宗教失落、道德敗壞,這些都要說 的,也屬於國情。第三是港情,香港被英國人統治超過一百五十年,英國人背後有歐洲文化和西方價值觀,但同時我們背後有大陸,屬於東西文化薈萃,說得不好聽 是中西文化的墮落都有。當然也有過去二三十年的初步民主發展,這些與大陸的不同亦應談及。」上述三方面香港都有專家學者,還有具教學經驗的老師,只要政府 用一兩年時間啟動,就能力挽目前的狂瀾。

何漢權表示歷史是過去和現在永不終止的對話,這些對話產生很多價值和事實,從而帶動明日之路如何 走,是不斷循環的過程,若沒有歷史將變成惡性循環。「美國至今還是世界第一,就因為他們重視歷史,他們的名牌大學雖沒有明文規定讀本國史,但如果中學沒修 讀一定的國史學分,名牌大學不會收你。所以有的東西只能做不能講,香港卻相反,本來理科已不用讀歷史,現在中一到中三超過一百三十家學校沒有中國歷史科, 你說怎辦呢?」

眼下國民教育和國民身份認同的紛爭,在何漢權看來就是2000年殺掉中國歷史科的必然後果。他覺得負責教育政策的官員、建制派、民主派都有不可原諒的責任。

直斥官員死不認錯

「2000 年是關鍵的一年,當年課程發展進行改革,把科目分為八個學習領域,中國歷史科化成元素擺入人文社會領域,當時我強烈反對並提出第九領域,其實就是國史和國 民教育。可是政府不理,教育餐他不吃,偏偏要吃政治飯。我知道特區政府很不喜歡我,以我所知課程發展處一聽到何漢權就咬牙切齒,就差沒用飛鏢插我。至於政 府和教協根本不對立,枱底下不知多好朋友。當課程改革官員把中史科切割,我已經聞得到國民教育將出現問題,當時我告訴羅范椒芬(前教統局長和教育署署 長)、陳嘉琪(前課程發展處總監)就算不恢復,也請出信給全港學校,讓他們重視中史科,但他們連這樣卑微的要求都不答應。」

說起閹割歷史科 的歷史,何漢權不吐不快。「這些官員就是不肯認錯,非要等到十二萬人包圍政府總部。如果還不將教育發展有長期、短期、中期的規劃,我覺得不用多等三十四 年,所謂五十年不變就完蛋。香港在中國裏還有什麼價值?其中之一是良好的教育,但我們竟連中史科也保不住?我現在我很擔心羅范繼續在行政會議,會不會經過 一段時間願意改過呢?她再不願意改,不恢復中國歷史科,將是歷史的罪人。」

何漢權表示國史教育應該由初中做起,高中起碼有通識科,但必須慢 慢恢復中學讀三年中國歷史科。不知不覺間,香港社會的陰謀論也取代了溝通和對話,「這十年來有很多猜測,有人猜測是否大陸第一步取消中國歷史,然後成立德 育和國民教育科,就我所知事實並非如此。起因是2000年中國歷史科遭閹割,一路下來的課程發展處的頭頭們,也不願意承擔錯誤,於是一錯再錯。」

除 了官員,立法會的議員們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論民主派、建制派都好,我想問你們在這個議題(廢除中國歷史科)做過什麼?尤其建制派,那麼多全國人大代 表、全國政協,他們有沒有像我那樣有任何具體行為?當然,這些換不來選票,他們覺得政治重要過教育專業,建制派的議員是不是要記過!(他說時拍了拍枱), 簡直是污點來的!(啪的又拍了一次枱)」

「為什麼我要出來選議員?就是要把教育專業退還給前線老師,如果我是立法會議員,憑我的經驗、所 學、實踐的,當年我一定反對他們搞中國歷史科。說真的,司徒華、張文光,一直堅持自己是愛國者、有民族感,眼見中國歷史科這樣被閹割,早就該出聲啊!4月 國民教育獨立必修課獲得通過,民主黨人也是贊成的,張文光當時是議員,你們做過什麽?」

看清看楚政客嘴臉

4 月,何漢權成立的港大中史碩士同學會和教育評議會去過立法會,與議員張國柱、譚耀宗、黃毓民、葉劉淑儀見面,再次讓他看清政客的嘴臉。「張國柱和譚耀宗坐 在那一言不發,葉劉淑儀和黃毓民支持我們的觀點,講了很多中史科的重要性,後來也只有葉劉淑儀在會議中提出質詢,毓民雖沒有任何行動,但起碼也說了幾 句。」

上至高官、下至議員統統以政治手段解決教育問題,結果香港教育一系列改革都淪為災難。「比如語文微調、優化班級、語文基準試等等,統 統都用政治解決問題,這樣只能解決問題於一時。比如語文微調,我還是弄不明白,為何85%學生可以用英文,那剩餘的15%呢?自生自滅?其實初中用母語教 學,至高中加強英文,這些都是經過專業研究的,證明可行的。」

「還有語文基準試,當年不是教協第一個出來反對的,當時我在《經濟日報》率先 警告政府要注意,要改善語文水準,必先吸引有質素的人才,此外也要減少教學節數,而不是要老師們去考試,證明他們有這個資格可以教。你不賦予他們教育使 命,製造出不尊重教師的環境,怎麼行?不是小班就能解決問題的,不信去問老師寧願減少英文課節數,還是教小班?」

「就算老師基準試過關還是 不會開心,因為得不到信任,不過關的只好退休。我當時說必須有三通,第一讓老師選擇,第二是豁免制,如果校長覺得教師教學效果好,或派人看他們上課,未必 要考試;第三是進修。當時還沒有上街遊行,但政府就是不聽;上街之前的晚上,我去教協總部勸司徒華、張文光一起向政府提出三通,但他們善搞運動當然不同 意,因為遊行才是他們的強項。張文光說過水閘論,把水蓄到一定程度,然後由他拉閘。」

不管怎樣,國民教育風波總算冒出學民思潮這樣的新一 代,讓人對社會有所期盼。「黃之鋒八九個月前找過我,問我學潮有什麼可做,我說難得中學生開始關心社會事務,既然每次能凝聚那麼多人,我覺得應該有個讀書 會,認真了解歷史發展,這樣的話去談國民教育,不會第一句洗腦、第二句洗腦、第三句還是洗腦,這樣可以吸引人注意,也經得起歷史考驗,而不是作政治對 抗。」

最後何漢權分享小學老師的十字真言,與全港教師、學生共勉,「記得小學老師在黑板上寫過:樂觀中奮鬥,戰亂中學習。如果我不樂觀,我如何支撐這十年?第二句現在未必合用,因為他當時是抗戰時期,就是苦難中讀書。」

記者跟何漢權道別前忍不住說了一句:「其實也不會不合用,改成混亂中讀書!這就很符合今天年輕人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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