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上周在東京舉行年會。由於中日兩國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的爭端，迄今仍然僵持不下，這次年會，中國四大國有銀行行長和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皆缺席會議；不過，中國經濟的轉型問題依然是目前討論的熱點。
據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向媒體表示，中國現時面對不少危機，包括出口下跌、內需放緩。然而，中國如今已積極轉變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把勞動力優勢帶動出口的模式，改為加強內需帶動，此舉對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有利。
人口紅利消退速度加快
最近，富士康集團繼2010年爆發的「跳樓門」事件後，再度在內地多處爆發勞資紏紛，此事無疑也突顯了中國依靠便宜勞動力進行生產或出口加工的發展模式，這種增長結構的紕漏相繼出現。有分析甚至以中國「人口紅利」消退的速度比想像中快，強調經濟轉型必須加快步伐。
中 國進行「十二五規劃」快推進了一半時間。筆者在兩年前於本欄討論中國的轉型戰略問題【註一】，其中提及日本在五十年代恢復了資本積累和重工業基礎重建，按 照《道奇計劃》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重工業面臨成本高，規模小的困擾，阻礙了合理化的投資，使日本經濟陷入惡性發展循環。
最終政府透過銀行的貸款協調和產業合理化戰略，引導民間金融機構與產業政策相配合，既防止了「政府失靈」，也保證了發展戰略和政策的有效性【註二】，可見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政府功能與市場協調的重要作用。
從當前宏觀經濟發展形勢來看，正如世銀行長金墉所言，中國的確面對不少挑戰。如今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仍然揮之不去，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速降至7.6%，第三季度還有進一步下滑之虞。
明顯看到，中國的工業比重很大。過去基於資本和勞動力積累的投資驅動型增長，一度令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造就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奇蹟」。但近年中國的工業生產活動，在缺乏優化結構的制約下，表現得較前失色，為「中國模式」敲響了警號。
從 工業生產的角度來看，參照中國的工業增加值增長數據，從今年1至2月的11.4%的增速，降至７月的9.2%，跌破了10%，最新8月份的數據更進一步挫 落至8.9%水平，較諸中國多年來的平均14%，顯然已大幅度滑落，其中重工業生產增加值8月份更降至9%水平【註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的經濟增長 模式，若然不及早在生產結構上作出優化，增加內部需求對增長的拉動和貢獻，中國經濟發展「難以為繼」的壓力，勢必在廣度和深度上持續加大。
老人撫養比上升的壓力
所謂「人口紅利」是指由生產與消費的差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二者相互作用所產生出來的結果。簡單來說，人口結構變動得到「紅利」好處，是建基於在人口轉變過程中，勞動力人口增長速度超過總人口增長速度，導致收入的增加。
一般而言，經濟學者通過「人口撫養比率」，亦即有效生產的人數與有效消費的人數之比重，來衡量這個人口紅利的狀況。
按照學者Wang Feng及Andrew Mason的研究，中國在1982至2000年的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15%【註四】。但隨着中國人口老化，亦即有效消費的人口總數將超出有效生產的人數，這種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便無以為繼。
按2010年11月1日零時為標準時點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全國人口近13億4千萬，比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十年增加了約7400萬。其中，15至59歲的勞動人口有9.4億人，佔總人口約七成；60歲及以上人口則為1.8億，佔總人口13%【註五】。
按 照推估，「十二五」期間（2011至2015年），15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達到高峰後便掉頭向下；老齡人口比重則往上提升。在同一階段，農 村勞動年齡人口轉移數量，逐漸不足以滿足城市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到2015年，全國勞動年齡增量等於零，繼後更變為負增長，最終出現持續性短缺。
企業管理問題的背後
今 次富士康接連出現勞工糾紛問題，據報道上月太原工廠發生勞工群毆事件，牽涉工人與保安之爭，事故表面上是工廠的管理問題；10月初河南鄭州發生數千工人集 體罷工事件，據報道因產品質量控制標準過於嚴苛，引發工人不滿。其後富士康承認有勞工糾紛爭端，但工廠生產線運作正常。
可以說，這些勞工糾 紛爭端，表面上是企業的生產和管理問題，但從深層次的角度看，在中國的勞動力密集企業，隨着改善工人的福利，並且企業也逐漸需要實行更人性化的管理下，硬 性規定勞工作機械式生產的結構，面對勞動力人口結構的轉變，也在當前勞工人口對自身工作條件的質量要求提升上，已然出現了值得注意的發展變化和趨勢。
日本原財相竹中平藏2007年秋訪問北京大學，與學生進行對話，談到日本發展的經驗。竹中指出，日本的資本產出率（資本投入與產出之比）過去一直很高，100萬日圓的投入，得到幾乎100萬日圓的產出。當時，日本製產品的出口優勢自然十分強大。
但 隨着人口結構變動和勞動力福利的增加──事實上，經濟發展而提升工人收入和福利，有分配正義的社會合理性，日本的資本產出率不斷下降，下降的原因，是增加 與生產無直接關係的「間接投資」，如提升工作間安全設備的投資、減少環境污染的淨化裝置投資等，此舉當然令把所有投入資金用來直接投資，所得出的產出打上 了折扣【註六】。
明顯看到，隨着人口結構變化和勞動力工作「人性化」的需求，勞動力密集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可以說也「內嵌」了自身改變的因 子。換言之，中國改變依靠廉價勞動力進行生產或加工的增長模式，如今已經出現了「內源」和「外源」的改變壓力，無論願意與否，中國都必須面對這個發展的新 階段。
人口紅利的消退和改變亦帶來另一個問題。清楚看到，老年撫養比率的上升，背後亦意味了儲蓄率將發生巨大改變。過去中國高投資比率是依靠高儲蓄率來支撐。老年撫養比上升，消費的增速快於生產的增速，動搖高儲蓄率的基礎。
儲蓄率影響資本形成
無 論是國企的壟斷利潤儲蓄，還是政府的儲蓄，儲蓄率下降，在這種發展趨勢和變化下，變革是無可避免的政策選擇，因為高投資率之得以實現的高儲蓄基礎未來肯定 出現變化。基於資本和勞動力積累的高投資率驅動型增長，轉向基於生產率提高的增長，通過技術投入和創新提升「全要素生產率」（TFP），看來也「別無選 擇」。
勞工糾紛爭端、勞資之間的衝突和矛盾，表面看來是企業管理的問題。富士康作為吸納全國逾一百萬勞工的裝組加工巨大企業，當中所突顯的「勞動力問題」，的確有一定的「社會變遷」的意義。中國人口紅利的消退，從連串勞工事件中，我們可以可得到一些發展戰略安排的「啟發」。
可以說，通過「產業替代」、「企業替代」和「技術替代」，推動「全要素生產率」作為增長已顯得有巨大的逼切性。
【註一】李家濤，「十二五」經濟轉型戰略與問題，刊《信報財經新聞》2010年10月26日
【註 二】參見Masahiko Aoki, Hyung-Ki Kim and Masahiro Okuno-Fujiwara（ed.）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Clarendon Press, 1996,第三章。
【註三】國家統計局資料 http://www.stats.gov.cn/tjsj/jdsj/t20120910_402834656.htm
【註 四】Wang Feng and Anderw Mason, The demographic factor in China's transition, 見Loren Brandt and Thomas Rawski（ed）, China's Great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pter 3
【註五】國家統計局資料http://www.stats.gov.cn:82/tjfx/jdfx/t20110428_402722238.htm
【註六】竹中平藏，《解讀日本經濟與改革》，新華出版社，2010年，頁15
作者為香港科大商學院副院長及管理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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