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9 FT中文网
此文是关于人口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文章。
首先声明，此组文章意在引发对人口问题的理性探讨，并不是要像文革一样非得拼个你死我活，以极端的言辞吸引眼球。另一方面，和平而开放的态度并不意味着立场的摇摆，笔者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笔者反对计生部门敛财与非人性的手段，但在现阶段，中国仍需要实行一定的人口控制政策。明智的理性与人权的呐喊互相激荡，才能产生光明的未来，非智将引来暴力，而非人权。笔者捍卫人权，因此呼唤理性、平和与开放的态度。任何煽情与义气，均非笔者本愿。
在人口学领域，需要继续探讨的是，各种调研数据是否详尽，经济、历史、文化与宗教的影响如何？还要深入讨论的是，在什么情况下中国人口稳定可以放开二胎，目前的现状又如何？对一胎化政策的准确评估已成当务之急，准确的评估才是政策调整的基础。笔者及助手进行了小范围的调查，在本文公诸于世。
以尊重的态度，笔者一一阅读了诸位反驳者的观点。
易富贤先生坚定鼓励人口增长，言论自由是他的权利，但论证复杂的人口问题，其数据不应是选择性的，不顾反例的存在、在诸多数据中只采用1.18的总和生育率作为重要证据起码失之审慎。而其在方法论中，使用直线拟合回归方法，将使研究失去统计学基础。至于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第二篇文章《中国人口政策的“敦刻尔克时刻”》，除了不恰当的历史比附，与重复人口坍塌的危言之外，没有任何新证据，也没有显示任何可信的研究方法，笔者不予置评。
梁建章先生从资源与环境的角度反驳了本人的观点。笔者确实认为，从现实局部调查中，“贫困群体与高净值群体倾向于高生育率”。在高净值人群中，生育率反而较高，这点没有异议，另一个观点，也是很多人的观点，认为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加，农村年轻人生育率在下降。与父母辈相比，这没有错，但下降到多少是个临界点，则需要仔细考察，从目前调研看，即使没有放松政策，常态是每户家族的孩子在两个左右。
在资源上的过度乐观笔者不能苟同，是的，也许未来几十年，新能源技术在中国会成熟，并且成本低到足以供应千家万户，随着经济层级的提升，中国的能耗将下降。但笔者并不认为，放开人口出生率有助于中国能源问题的解决。多年的奔波让笔者看到了太多的环境污染，看到了为解决能源未来安全性莫测的大工程，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金沙江拟建25座大坝，中国的两条母亲河黄河、长江污染严重，生命力枯竭：一条时常断流，另一条则成为静水。各位读者可以参看NGO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从2006年开始发布的中国水污染地图数据库，以及2007年底推出的中国空气污染地图。随着生活水准的上升以及消费意愿的增加，即使企业能耗下降，个人能耗将持续上升，能源尤其是水资源将扼住中国发展咽喉，笔者绝不敢乐观到认为一切环境问题都将水到渠成、自然解决。人口与能源、人口素质较低与能耗较高是目前不可调和的矛盾。
李建新先生则指出，人口并非经济的负担，有时候会成为优势。当然如此，高素质的人口不会成为负担，但人口素质的上升需要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人口数量存在临界点，到过印度或者巴西庞大贫民窟的人，很难认为庞大的人口数量不会对人口的素质造成威胁，当大量人口被导入时，教育等资源跟不上，可能发生一系列的后续负面效应。在这方面，美国的一些关于低收入阶层犯罪、教育等实际调研结果，可提供重要参考。
至于人口结构问题，是众所关注的焦点，从房地产开发商到零售企业，都在关心中国的人口红利。笔者的疑问是，能够以更多的人口保持合理的结构吗？目前的红利是否会造成将来的负担？中国大规模引进机械设备，会在未来用工方面造成什么样的效果？我们无法忽略中国技术培训的低效，与经济初步发展时对劳动力剥夺式使用，造成人口素质提升不快这一现实。从笔者以往引用的数据看，中国普通劳动者退休年龄过早，而妇女就业率迅速下降，同样造成了中国劳动力结构的畸形。
至于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减贫中的作用，是否因为如李建新先生所说“在未来10、20年里，‘裹挟’20世纪50-70年代的人口余威”，笔者持严重怀疑态度。拥有人口红利的地区，并非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释放市场力量的结果，而非在50年代鼓励生育的结果。
蔡泳先生的文章是对笔者引用不全的不满。表示笔者在引用其观点时并非“接受BBC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而是“请我估计‘如果没有实行一胎化，中国的人口增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实际上，蔡先生应该首先向BBC表示不满，因为BBC是在关于中国老龄化这一大题目下作的采访。笔者引用的韩国的数据，引用自一份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的结论就是如此。
至于对贝叶斯模型，笔者确实写到该方法在使用中假设前提设置的困难，在此再加一些说明。联合国人口部门与华盛顿大学的合作的一系列论文，概率统计方法包括贝叶斯方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工作大多以一个概率分布为结论，给出各个区间范围的可能性，并没有给出对将来人口数或者出生率的明确的、决断的预测。相对于用一两条曲线进行预测，这样的态度要严肃得多。
至于贝叶斯方法的运用，如前文所述，先验概率的选择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在Alkema等作者的模型中，先验分布取自世界各国已有的数据，进而以特定国家的数据加以修正，得到后验分布，然后再作数字模拟。至于各国的文化、经济特征，在这些模型中并无直接反映。各文化体与经济体的情况，存在极大差别，在一地吻合度高，在另一地未必吻合度高。相对这些国家，中国情况一是人口数量级不同、二是有特有的地域、社会差异，当用别国数据作为先验概率、而本国数据可靠度不够时，得出的结论就值得探讨。无一种人口模型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笔者并不排斥贝叶斯方法，但希望有学者进一步加入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设置新的先验概率，而非仅仅对参数进行调整，好的模型将在政策后果的沙盘推演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笔者与助手刘婉真调查了河南省西华县高营村以及附近居民的生育状况，共122户，包括姓名、出生年月、胎次间隔、性别。现将大致数据列于文后：
1940年代出生的人，生育8个子女的为两户家庭，占比10.5%；7个子女的有3户家庭，占比15.7%；6个子女的两户家庭，5个子女有两户家庭，分别占比10.5%；4个子女为5户家庭，占比26.3%；3个子女为两户家庭，占比10.5%；2个子女为3户家庭，占比15.7%。没有独生子女家庭，没有无子女家庭。女性后代共37人，男性后代共50人。
1950年代出生的人，生育5个子女的有一户家庭，占比6.2%；生育4个子女的为9户家庭，占比56.4%；生育3个孩子的为6户家庭，占比37.5%；没有独生子女家庭，没有无子女家庭。其中女性后代27人，其余均为男性后代。40后与50后共同的特点是生育间隔期短，最长的案例5年，绝大多数在1到3年之间。
1960年代出生的人，生育4个子女的有3户，占比10%；生育3个子女的有17户家庭，占比56.7%；生育2个子女的有10户家庭，占比33.3%。没有独生子女家庭，没有无子女家庭。其中女性后代39人，60后的生育间隔期明显变长，中位数在3到4年。
1970年代出生的人，生育4个子女的有1户，占比3%；生育3个子女的有6户家庭，占比17.6%；生育2个子女的有24户家庭，占比72.7%；有3户独生子女家庭，没有无子女家庭；其中女性后代31人。3户独生子女家庭有特殊情况，或者身体不好，或者特别贫困。70后的生育间隔期比60后稍短，但变化不明显。
1980年代出生的人，先后进入生育期，目前生育3个子女的有1户，占比4.3%；生育2个子女的有11户家庭，占比47.8%；有11户独生子女家庭，占比47.8%，没有无子女家庭。
从表面上看，80年代独生子女家庭较多，但问题要分开看：70后与80后仍处于生育旺盛期，生育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目前独生子女家庭集中在8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从调查结果看，生育意愿极少低于两个孩子，与70年代趋同。对于80年代人的生育率，再过十年等生育高峰期过后，将有较为明确的结论。笔者倾向于与70年代相同，70年代生人处于严厉的控制下，出生率在2个，80年代的人面临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将同样如此。
从该案例可以看出，如果维持40到60年代的出生率，该镇将发生小规模的人口爆炸，该地的经济与资源难以负载。主张彻底放开生育、回到5、60年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同时，可以看出，当地年轻人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过度追求多子多福的现象减少，生育质量、孩子的未来被提上议事日程。一旦放开生育政策，生育率会反弹到多高，是否大家在满足了两个孩子的生育意愿后，不再生育，目前确实需要小规模试点以求得实证结果。
感谢围绕人口问题系列文章的探讨，以及进行理性反驳的诸位，让人口问题的探讨继续深入。笔者已经养成了习惯，到各地询问经济数据的同时，询问人口数据。小规模的调查还在进行，因尚未完成，暂不公布。可以告慰认真读者的是，作者同样认真，并且希望以最大的坦诚与专业探讨，面对任何敏感的人口、经济议题。
谨以此结束此系列文章，关注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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