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维基百科，法西斯主义是一種國家民族主義的政治運動，通常結合了社團主義、工團主義、獨裁主義、極端民族主義、中央集權形式的社會主義、军国主义、反无政府主义、反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法西斯主義可以視為是極端形式的集体主义，反對个人主义。按照韦伯字典的定义，法西斯主义是把国家和民族置上，集体大于个人，政府集权，由独裁者领导。同时压制反对力量，实施严格规则化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美国学者帕克斯顿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是：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基于族群没落、屈辱、悲情的政治行为，这一政治行为企图通过对统一、力量、纯粹的崇拜求得对悲情的补偿。这一政治行为由一个建立于大众基础上的政党和一批民族主义份子执行，并同传统精英合作，放弃自由民主，在没有法律和道德约束下进行对内清洗和对外扩张。从这些定义来看，法西斯主义就是一个主义，没什么特别不好的；从国家、民族和政府的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未必差过其他的理念。
如果有人不喜欢法西斯这个词，我们可以用第三位置主义代替。第三位置主义（Third Positionism）是一种革命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和思潮，已经超越了“左”和“右”，意识形态中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外的第三极。简单扼要地说，第三位置主义就是新法西斯主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一个典型的第三位置主义表现，其特点是社会组织形式上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各生产资源的绝对控制，以国家主义的手段控制国内的要害经济部门和大量的企业，但同时允许私人资产和私有经济的存在以弥补计划经济带来的经济僵化。
当然，中国第三位置主义还有一个称呼，就是刘源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原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毛澤東認為在實行社會主義之前，必須先經過新民主主義這一過渡性的階段。它的特定是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政权，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事实上，坦率地说，这个词与民主或民主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新民主主义在文革开始后就中断了。作为党史专家的刘源上将认为现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可以重新启用新民主主义并引领中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刘源为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作的序“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反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被学者王康称其为中国法西斯宣言：“刘源那篇序，就是法西斯宣言，歌颂国家、鼓吹战争、征服、军人、流血、死亡。”2007年，刘源还为张木生的另一本书《超越左右说实话》作序，文中赞扬张木生的理论“超出‘新左’、‘老右’，越过‘主流’、‘非主流’”。在这篇文章中，刘源提出“为人民服务，为多数人服务，是共产党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唯一检验。”其实，从张木生的书名《超越左右说实话》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新民主主义就是中国的第三位置主义。新民主主义者认为自己父兄打下的江山现正在风两飘摇中，对共产党政权红旗还能打多久有很深的危机感，不满意胡温太过软弱，只做「维持会长」，缺乏镇压异议的铁腕手段，因此红二代有保江山的重担，要挺身而出。由于这种危机感，近年中共红二代相当活跃，纷纷亮相提出各种保江山救江山的理论和策略。
在讨论中国现在是不是一个法西斯国家或准法西斯国家时，常常出现一种观点，那就是法西斯只有希特勒一个模式。事实上，法西斯并不一定就是希特勒一个模式，或者说完全要按照纳粹党的一切去做。墨索里尼式，佛朗哥式，东条英机式等等，都可以中国化，跟马列的毛化一样。法西斯的根本特點是國家至上，是垄断资产阶级公开实行专制统治的专政形式和政治思潮。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轴心国战败，但它的國家主義和對外擴張特点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西斯主义的出现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一定的地理环境。首先要有具有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领袖人物以及支持其思想的追随者，其次需要有一个地理环境上相对封闭的地区使其生长前期不受外界干扰，同时，这个地区必须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严重、贫困人口庞大、中产阶级相对弱小的地区，当地民众对政府的种种失误严重不满，仇官仇富的情绪达到极限。
法西斯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可以包容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它远比共产主义在经济模式和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上有包容性。民族主义在共产主义理论里显得很别扭，例如恩格斯的“工人没有祖国”和斯大林叫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武装保卫苏联”。但是在法西斯主义里可以完美发育提升。在一定的国际和平条件下，还可以融入国际自由经济贸易体系。这不但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和制度的适应性延展灵活性，而且是资本主义的国际包容性。就象美国南方的庄园奴隶制可以长期包容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并且融入欧美国际体系一样，德意西班牙的法西斯制度是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里生长发展壮大的。法西斯甚至比那些民主国家更加能够灵活地跟共产主义的苏联打交道，甚至能够签订秘密的互惠协定，进行战略协调。
中国是世界性的大国，中国利用其威权主义的统治控制劳动力，使得中国对外来投资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而这种局面会使得中国在面对民主国家时，具有强大优势，正如当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一样。现在的中国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大的具有此种优势的国家。美国里根总统时期的白宫顾问麦克勒丁博士，在《远东经济评论》上撰写《北京拥抱经典法西斯主义》一文，指出“中国是经典的法西斯主义，第一个非常成熟的法西斯主义。少量的经济自由，没有政治自由，正是法西斯主义”。近年来，随着国力军力的持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也随之日益高涨，反美反日反台独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发泄口；大国外交、赶超美国和伟大复兴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目标。事实上，就目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生产资料分布以及国际关系，中国已经具备了一个法西斯国家完整的条件。这些因素包括：高速发展的经济、日益增强的国力军力、造成两极分化的权贵资本主义、专制的政权和民族主义情绪。
让我们回顾一下即将继位的新一代领导人的思想发展历史。习近平当然是最重要的人物。但习近平过于韬光养晦，到现在为止只透露出有限的“习近平路线”方针。到目前为止，尚不成熟的习近平理论的中心思想是“權為民所賦”。而这个“民”，并不是代表拥有选票个体的民，而是与毛泽东刘源的“为人民服务”中的“人民”一样，代表着整个民族和整个民众，也就是法西斯主义中的“集体”。这一点希望自作多情的民主人士们不要会错了意。
比较能说明习近平真实想法的是2009年他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批评有外国政府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个讲话，当然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视点，同时也说明习近平不屑了解外国人的视角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习近平并不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精要。这对中国第三位置主义来讲当然是个好消息，因为习近平拥有这样的视角是不可能推行西方宪政制度的。外界对习近平比较统一的看法是，习将进行司法及分配制度的改革。但如何改呢？往哪个方向改呢？
习近平路线我们可能搞不清楚，但我们可以搞清楚习近平的艺术品味。对于中国第三位置主义来讲，习近平的艺术品味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娶了彭丽媛。他娶彭丽媛也意味着他欣赏彭丽媛汤灿等代表的社会主义艺术歌曲，也称为社会主义文艺歌曲。社会主义文艺歌曲不是民歌，也不同于西方的艺术歌曲。民歌是指代民族歌曲和民间歌曲，比如郭兰英唱的就是民歌。现在的文艺歌曲，无论是配器发音风格都与民歌没什么关系。习近平娶彭丽媛，说明他是一个骨子里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人。这个结论可能看上去不着边际，但其实有着人类学和符号学上深层的关联，就好比共产主义必然以红五星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必然导致暴力革命，希特勒必然喜好瓦格纳的歌剧一样，有其必然性。
让我们来看一下习近平思想成熟的轨迹。80年代初，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请来四个太子党作为通讯研究员，给手下精英作报告，这四个人是刘源、习近平、薄熙来、和万里的一个儿子。别的太子党，都争相出国搞洋插队，他们四个下基层当了农村干部。四个人走的路是一样的，这条路，按刘源的说法就是新民主主义。当年，这些新民主主义的太子党们，以刘源最杰出。
事实上，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是中国第三位置主义的“黄埔军校”，被喻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经济学家杜润生则是“校长”了。杜润生在方法论上非常有一套：他研究问题多“用归纳法，不用或少用演绎法”；两难选择中“两害取轻两利取重”的比较法；“把大家讲的东西集中起来”，在“不同意见中找共识”的方法；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公式所体现的“分散决策”方法；“在重大问题上对待不同意见，要争取一致，但不强求一致”的“学会等待”法。这套方法论，撇开了主义之争，以实用主义为评判标准。表面看，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但当时中国正在努力摆脱旧思维的约束，可以不顾主义只顾结果，实为了不起的地方。事实上，中国现在的看似混乱，但有着内在调和力的现状，正是在校长杜润生的方法论和邓小平的猫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像当年马克思主义一样纯粹起源于理论，而是在实践中渐渐地与第三位置主义思潮走到一起。
其实，毛泽东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石之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有矛盾的。但杜润生将新民主主义实用化了。在今天刘源和张木生眼里，杜润生才是新新民主主义的始创者和权威。当然，现在我们只知道刘源和张木生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确为新民主主义巩固了一大批政界学界精英，包括刘源、薄熙来、习近平、王岐山、张木生、陈锡文、王小强、翁永曦、周其仁等。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被撤，但杜润生的“黄埔学员”们也因此一个个走向政府和军队方方面面。
再看一下在这些人中的薄熙来。与刘源理论一套套不同，薄熙来是个实干的人。薄熙来自甫入政坛，即被视为太子党投身仕途的代表人物。由于拥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及个人禀赋，就极赋抱负，薄的仕途一直多姿多彩，为政有声有色。从大连市到辽宁省再到商务部，薄的言行往往构成亮丽风景，引人瞩目。作为从小立志从政者，薄熙来显然并不仅仅满足于达到高位，而期望能在富民强国方面有一番建树作为。中国政坛是最能锻炼人的熔炉，只要有心，能够坚持住，其身心锻炼是外间难以想象的。经过多年磨历，薄熙来已渐成气象；比之辽宁省，商务部也是更适合他的舞台。薄熙来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反应敏捷，刚柔兼具，既高屋建瓴，又细致周到，有理有力有节，并且可以用英文直接作答，堪称同类采访中的典范；其风范绝对不是中国其他政治家可以比拟的。
薄熙来上任初期，重庆是个“大农村”，农村人口和面积所占比例之大举国无双；改革开放前夕建立的国营企业体系和军工企业体系日益衰败，公务人员腐败问题严重，外来投资匮乏，民营经济弱小，再加上三峡水库建设所产生的移民问题，地理环境上的相对封闭使重庆在人才流动、信息流动和资金流动方面都处于劣势。1997年直辖后，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在当地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重庆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进步。但是，由于国内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速度更快，步伐更大，相比之下，重庆反而出现了“倒退”。“相对论”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这种错觉使当地民众对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方面的作为极为不满。这使民众极度盼望出现一个“青天”来大刀阔斧地进行变革，而底层人士也急切希望改变自己的现状。这样，2007年，在直辖十周年之际，重庆终于迎来了薄熙来。
薄熙来到重庆后，将不合法的具垄断规模的民企打垮，发展国有经济，发展“微小企业”。搞法西斯主义，单单一个希特勒式的领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一个能够贯彻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的团队。于是，薄熙来从辽宁大本营调来了“希姆莱”王立军。王立军利用手中的“枪杆子”，震慑一切企图与之对抗的反对者，并“全票当选副市长”。重庆的那些所谓的人大代表哪个还敢投反对票？薄熙来的成功，在于他毫不留情地清除一切敢于反对他的人，将他们逮捕入狱，并非常有手段地通过李庄案而打垮整个中国律师队伍。至今为止，在重庆当地，任何批评“重庆模式”的言论仍然随时可能被删除和追查。必须承认，法西斯主义在重庆出现，如果没有中央个别领导人的鼎力支持，没有整个团队的通力合作，薄熙来是不会如此成功的。
薄熙来对于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有能力解决，尽管今天从司法公正、人权和政府预算方面来看有很多缺陷，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但其能力和成就是不可否认的。薄熙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是强有力的，是根植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的，所以能够得到党内党外的唿应。他的办法对改变社会治安和城市面貌有非常大的效果，大连重庆因此变得非常漂亮，社会治安也变回到毛时代，「五大重庆」施政。所以大连重庆人民说他好的多，怀念他的多。
薄熙来与刘源结盟有家族渊源。薄熙来父亲薄一波是刘少奇亲信，两家人关系相当密切，薄一波生前视刘源为世侄，对他相当照顾。薄熙来在中共官场人缘并不太好，但与刘源则是哥们；薄熙来在家排行老二，刘源称他「二哥」。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刘源到访重庆六、七次。
尽管父辈政见不同，但相仿的年龄和共同的背景使得习近平与薄熙来走到了一起。王康所在的重庆圈子里的一个说法，就像威廉二世和俾斯麦，或是詹姆斯二世和克伦威尔，重庆一直在说习薄是最好的二人配。一个是象徵意义上的道德光环，有乃父习仲勛的正资产，为人比较憨厚、比较笃实、比较可靠；另一个是非常有才华，锋芒毕露，敢作敢为。两者衹要互相支橕，搞成一个体制，是十八大最理想班子，共产党的江山就在这个二人配里边，得到最好的一种安排。现在，薄熙来倒台了，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
作为新民主主义发言人的张木生，主张毛刘四十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办法。2011年张木生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出版，刘源写序。4月24日，刘源率已故中共主管情报工作的罗青长的儿子罗援少将、扬言不惜牺牲半个中国向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将军朱成虎、宣扬《超限战》的作者空军少将乔良等几位将军，几位大校，高调出席该书的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
张木生勇敢地公开指责胡温当局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木生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
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重庆成功模式，被新民主主义者视为重树共产党合法性，保住共产党江山的可行的成功实践。为宣扬刘源新民主主义，张木生为薄熙来推销重庆模式，为重庆卫视拍片当顾问，去演讲了一次。他还与薄熙来另一重要助手重庆市长黄奇帆细谈过两次，为重庆出谋划策。2011年12月23日，张木生在学术界组织召开了一场题为「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的讨论会，请来左中右学者为重庆模式背书，肯定重庆模式的成功。这些人包括杨帆、萧功秦、陈子明、黄纪苏、李盛平等。张木生为重庆模式定音说：「重庆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环境下一个内陆改革开放，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改革的一个高地初始状况」。
除了这些明确表现出新民主主义观点的人外，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普遍被认为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人。这些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体制内的潘岳与刘亚洲，体制外的陈子明。
潘岳思想深受西方影响，他本人也立志推动中国政治改革，但他能够将西方理念与中国国情有机融合。从其思想作品看，他确实是太子党乃至整个中共体制内右翼思想的一面旗帜，党内无人能出其右。潘岳先理论后实践。在任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期间，有着理想主义的抱负冲动，潘岳履任不久，即在全中国刮起了一场高频度的环保旋风、绿色风暴，呼应了新一届执政者的“科学发展观”。类似的“旋风”、“风暴”，并非始自潘岳，更非绝无仅有，相反，国人对此早屡见不鲜。潘岳的独特之处在于，别人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却雷厉风行“真抓实干”。其他人假干是因为真干等于傻干，个人得不偿失；潘岳真干是因为受理想主义的热情驱使，既不满足于循规蹈矩的现状，更不愿意受困于官场潜规则。但是，翻看一下潘岳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潘岳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脑的法西斯主义者。
1989年12月潘岳到《中国青年报》做副总编辑之后，曾支持《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并写出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研究报告——《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该报告完成后在第一时间直接送呈中央高层，得到了高度重视，中央办公厅把这份报告打印成内部文件供中共高级干部传阅。文末特别说明：“无论怎样转变和改革，有五条原则必须牢牢把握：第一，只能坚持一党执政下的党内民主，绝不搞多党制；第二，只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绝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第三，只能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绝不能搞新闻自由(也不能搞“新闻严控”)；第四，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军队现代化改革，而不能搞军队国家化；第五，只能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能搞全民公决与全民普选。”将这“五个原则”与后来吴邦国宣示的“五不搞”相比，可以说吴的“五不搞”直接从潘的“五个原则”脱化而出。五不搞是指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在中国的军队里，刘亚洲是个异数。刘亚洲并没有为求速迁而在传统仕途上循规蹈矩、埋首疾行，反之他在中国最保守封闭的军界表现得飞扬跳脱、我行我素，为官场、军界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据说他下军营必与士兵同吃同住，比之军方某些高官下去视察连饮用水都要专机携带，不可同日而语！劉亞洲是自1990年以來第一個公開放言政改、推崇西方政治、且沒有因此遭受打壓的現役高官。刘的大胆放言、对政治的公开关注、尤其是他对民主政治的公开推崇，更令听者瞠乎其后。人们诧异于刘亚洲身居向不言政的军界高层却能畅言政治，并且言涉政改，大胆犯禁。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共第四代上任伊始，无力约束军方--这当然只是无稽之谈，纵然第四代无力约束，第三代仍然健在，难道不能代行约束嘛？难道一定要起二代于地下，才约束得了区区一个刘亚洲？毫无疑问，刘亚洲能够打破传统禁忌公开言政，这一现象背后一定有更深层的玄机。奥妙是什么？
事实上，刘亚洲是我党对外界的一种试探。事实上，刘亚洲是一位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在谈及军队时，刘亚洲强调，一是中国社会真正的精英，“一大部分都在军队”。地方上都是贪官，而军队中团级以上的都是精英，即使看起来像草包，“也一定是装的”。第二，他认为越发达、越文明的国家，“它的军队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如美国和欧洲。而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他举了巴基斯坦、韩国、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的例子。刘亚洲将64平暴和越南战争，当作中国军队为改革时代做出的两大贡献。刘亚洲对在64平暴中抗命的38军军长徐勤先、28军军长何燕然及其“操蛋的”政委深恶痛绝。而刘亚洲举的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军人干政去完成政治改革的。这正是理解刘亚洲的关键。刘说他的梦想和马丁路德金不一样，他有一个强国强军的梦。
刘亚洲等“太子军”的出现，意味着军队开始独立自我思考了。也意味着对军队内部对这一独立思考能力的鼓励和暗示。这一独立思考能力，源自于军人们对国家的热爱，源自于他们的强国强军之梦。刘亚洲在对甲申年满清入关的回顾中体会到，“专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之败就败在这一点上”（《甲申再祭》）。如果有一个成熟的政府，军队就不需要思考。用刘亚洲的话说就是“军队在政治上保守”。因此少壮军人的觉醒和改革呼求，是胡温当政中共政治合法性危机导致的一个反应。当中共的政治腐败和意识形态的崩溃不能给军队一个充满正当性的理由，军队中的有识之士就开始独立思考，自己给自己提供合法性。这个理由既然不可能来自个体，就只能来自抽象的国家。当军队没有一个值得自己绝对效忠的政府时，军队就选择效忠抽象的国家。通过渲染国家利益、主张对外强硬来赢取民众的支持，这就是刘亚洲思想中的国家主义崇拜的根源。
陈子明是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曾积极参加了七八十年代的多次民主运动，包括两次天安门事件、西单民主墙运动，曾担任北京之春杂志的编辑，也曾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到现在为止仍然在北京被监视居住。
但是，这个老牌民运分子却非常肯定重庆模式。陈子明认为，重庆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实际上是有表有里，表里并不一定是一致的。重庆模式作为一种宣传性的包装，最著名的就是“唱红打黑”，这是自由派普遍反对的。但是，重庆领导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要的就是你自由派反对的效果。另一方面，陈子明认为作为地方自主性的重庆模式可以弥补中央模式的不足。他说：“92南巡以后定型了邓小平的这套改革思路，从而也就形成了眼下这种不可遏制的社会腐败局势。”“重庆模式的积极作用在于有助于社会多元力量的博弈，有助于打破中央政府无所事事的维稳僵局（这实际上就是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的特征），有助于地方政府发挥自主性和政策创新，有助于形成地方自治的未来宪政格局。”陈子明还说：“重庆在市场化上一点也不含糊，在招商引资方面，过去老左派说招商引资怎么出卖国家利益，薄熙来做起来也是毫不含糊。”必须承认，重庆模式与宪政浑不相干，甚至背道相驰。陈子明从宪政视角出发对重庆模式作出肯定，那是他瞎了眼。但他的肯定，正说明了法西斯理念在中国得到了左中右广泛的支持。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政府中其他主要角色。王岐山也是中国第三位置主义的“黄埔学员”。1982年，王岐山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在其后的六年里，王岐山一直都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充当幕僚的角色；历任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局级研究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主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发展研究所所长等职。王岐山被称为中共的救火队员，工作作风雷厉风行。王岐山工作经历复杂，拥有多方面的工作能力，既是经济学家，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并被认为是总理最合适的人选。
最能体现王岐山解决问题能力的一件事是北京“纸包子”事件，当时王岐山是北京市市长。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栏目以“纸做的包子”为题，播出了记者暗访朝阳区一无照加工“纸箱馅包子”的节目。因为奥运的原因，节目播出后北京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王岐山批示：“如属实要严办，如属虚假，要公开澄清事实！”结果一查，这果然是一例假新闻。7月18日，政府宣布該報導是北京電視台記者為了提高收視率而一手炮製的假新聞，並逮捕了該記者訾北佳。这件事不仅结果非常圆满，也体现出了王岐山非凡的处理问题能力。
17大闭幕时，当选政治局委员的王岐山卸任北京市长时，向同事推荐两本书，其中之一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据说王岐山对“盛世中国”说法忧心忡忡，既担心权贵的虚荣与短视，也忧心民众的虚妄与天真。他表示，中国要真正赶上西方，“我们的路子还很漫长”。据香港媒体报导，2012年初夏，他曾向人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令这本19世纪初法国著名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成为二百年后北京高层人士热烈讨论的话题。就书中的“革命产生民粹，民粹孕育暴政，然后暴政又轮回独裁”一说，王岐山曾警告说，“如此悲剧，因人性的阴暗和弱点，如果不约制，必定重演”。王岐山认为，暴力革命并非发生在贫穷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升并带来社会两极分化之后，因为在这种历史时刻，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底层的民众特别容易把愤懑转变为战火。
从处理“纸包子”事件的手法，我们可以看到王岐山的方法论与法西斯主义方法论如出一辙，那就是，只要目的正当、理想崇高，我们就可以不择手段。在今天中国这个没有信用的社会，面对着虚妄与天真的民众，我们有理由认为王岐山不会推崇法西斯制度吗？
让我们再看一下胡锦涛。尽管十八大卸任后胡锦涛的影响力会大大减弱，但作为一个统治了中国十年的领导人，他起着思想界承前启后的作用。胡锦涛上台后，爱幻想的人们一直对“胡温新政”寄以厚望，胡温也曾大谈“以人为本”，强调“三民”和普世价值，以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等等。但在二○○九年五月中宣部推出《六个“为什么”》一书，申明仍要坚持一党专政，拒绝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并在实际行动上步步收紧。例如反覆打击维权活动和维权律师；强化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和新闻管制，收缴、查禁、扣押民间自费出版物；对涉及历史禁区或敏感问题的着作不予审批出版；对集会结社进行干预或封杀；对网络施加过滤、屏蔽、攻击，关停众多知名网站以及超过十万的中小网站，四十多万网警日夜监控网络；打压网民活动空间和自由；社科院研究员、异议人士张树博被单位“清退”；特别是，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审判异议人士刘晓波，科以十一年重刑；在南京对师大副教授郭泉科以十年重刑。於西方圣诞节北南同时对民主异议人士作出严厉审判，向世界民主国家和思想进行挑战。事实上，中国开始走上法西斯道路正是发生在胡锦涛执政时期。胡锦涛同志的历史功绩不可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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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泛华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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