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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7 October 2012

矛盾轮番浮出水面，求稳唯有政体改革！

当前中国的问题，是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经济在全球重新定位、为失业大军打造饭碗、提高食品饮水的安全等方面，遭遇到全方位困境。而近十年的“崛起”，正好见证了这个“世界工厂”由盛而衰的历史。在这个关键时期，若当权者再以种种借口拒绝或拖延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就会将国家推至崩溃境地。

就在这个时候，全国政协常委、原深圳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市长厉有为先生的论政改文章《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2012年10月22日在香港“经济导报”发表了！笔者读后非常震撼。为体制内有这样的高级领导人，感到很兴奋，并祈更多的人士能读到此文。所以在第一时间里在自己的博客全文转载该文，盼望能引起广泛关注。

正如厉有为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说：“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众说纷纭。上至中央领导，下到一般百姓；从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的议论，到专家学者的文章；从报刊杂志，到网络微博，都在议论着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笔者本着一颗老共产党员对党无限忠诚的心，对政治体制改革谈几点愚见。”

厉有为接着用简短的文字论述为什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一、政治体制改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能回答：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适应了，经济就发展，国家就进步，社会就和谐。反之，亦然。这是从道理上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我们再从现实的实践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经济基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适应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政治体制已经在许多方面显得不那么适应了，甚至产生了不少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化解，轻则阻碍经济、社会发展，重则政息人亡。

我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才有顺利实现的可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二、根本的“维稳”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执政党要达到的目标。但是，为什么有的国家比较和谐稳定，有的国家却动乱不断，甚至武装斗争导致政权倒台呢？就其内部因素而言，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造成的。我们现在某些地方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有的地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采取围堵、封杀等高压手段。其结果适得其反，使矛盾积累和加深，甚至使民心失散，矛盾激化。值得警惕。

厉有为指出，真正的“维稳”是治本——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采取改革措施，进行制度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诉求，使社会从制度层面走上公平、正义的轨道。

现时，我国社会上较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究其主要根源是政治体制改革未到位所致。譬如：官员的腐败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毒瘤，是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最不满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们对腐败官员的惩处一天都没有放松过，那么，为什么不但扼制不住，而且有不断漫延的趋势呢？这就不能不涉及我们的政治体制因素，尤其是与吏制关系很大。又如：我们的司法腐败亦很严重。司法机关是保障国家公平、正义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道屏障，这道屏障守不住，这个国家的政权就很危险了。那么为什么司法腐败屡见不鲜呢？其根本原因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所致，没有从制度上和实践上解决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工作严重缺位和不作为，使新一届领导层司法机关有些人腐败甚至肆无忌惮，人民对有的司法机关失去公信力，正义战胜不了邪恶，司法规则战胜不了潜规则，这是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信号。

厉有为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体制改革——真正从根本上“维稳”——迫在眉睫。厉有为说的不错，因为当前的中国，已站在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上。如果不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有效地改革，在旧思路上维稳必将越不稳，整个社会将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众所周知，中国在2000年-2010年间成为“世界工厂”，主要借助于土地、人力资本的低廉价格，即所谓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为自己在国际市场找准了定位，这才吸引了大量外资，让“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辉煌了不到10年。

由于政府管理能力低下，结果成为用低工资与恶劣的工作环境透支中国劳动者的生命福利以及透支环境生态。到了2008年左右，以上生产要素“优势”不再，劳动力、土地、水、电等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升。以土地价格而言，中国不仅高于周边的东南亚邻国，还高于美国。多年通胀推动的物价持续上升，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利润缩水。大量港台资本向东南亚国家迁徙，而美资则在比较生产成本差距与效率高低之后，也选择回流本土。且不说福特汽车公司这类大公司，就连咖啡连锁店星巴克也将其陶瓷杯制造这种小业务从中国转回美国中西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也不再将中国视为它们唯一的增长来源地，开始将目光投向其它新兴经济体。中国制造的国际市场萎缩，还与中国产品信誉不佳有关。在美欧市场，“中国制造”是劣质品的代名词，中国泰山石膏板而临200多起诉讼只是其中一例；中国这座“世界工厂”更成为制假中心的代名词。今年7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指出在去年欧盟各成员国海关查获的13亿欧元的假冒仿制产品中，有73%来自中国内地，另有7.7%来自香港。

在中国经济、尤其是房地产高度泡沫化的情况下，大幅降低土地价格几乎不可能；同样，在中国劳动力发生代际更替——即生活观念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第二代农民工渐成生产主力之时，港台韩资企业已无法迫使这些新生代忍受恶劣的生产条件与低薪酬。仍然坚持留在中国大陆的富士康，虽然改善了属下工厂的卫生安全状况并缩短了工时，但工人们还是认为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不体面，因此在今年9月23日太原厂区发生了数千人的大规模骚乱。通过富士康的困境，人们才算是彻底认识到中国出口企业的辉煌岁月已是昨日黄花。中国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至今还看不到曙光；重塑比较优势与产品信誉，也非短期能够达成的目标。

其实，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依靠政府投入的资金运行，由于中央政府的4万亿与地方债务平台的15-16亿巨额资金投入，导致中国一轮有关货币超发引发通胀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最大收获是廓清了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早就高度货币化（即泡沫化），近20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近十年中国的M2（广义货币）增速平均是18%，GDP增速是9.5%，货币发行增速远快于GDP增速，到2011年底，中国M2与GDP的比值为1.89倍；M2存量高达85万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货币大国。

今年初，政府曾想紧缩银根，结果导致不少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陷入破产之境，老板不是跳楼就纷纷跑路。地方政府也因土地收入枯竭，财政吃紧，变着方法横征暴敛，沈阳等地商铺只好关门歇业以示抗议。

中国曾经吸引世界资金涌入，现在外商投资在逐步减少，国内的资金还大规模流出。截至9月份为止，近12个月内约有225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中国，相当于2011年全国经济产值的3%左右。新一届中央上任后，如果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只能再依靠增发货币推动经济发展，等于是继续饮鸩止渴，为中国经济这匹不堪重负的骆驼再加上一捆稻草。

中国的失业问题在三年前已经不再为外界关注，因为政府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根本无法反应中国真实的失业状况，有人将其称为“梦幻小说”。让人无法信任的是，由不同的机构提供的失业率差距甚大，2009年3月人社部宣布，2008年中国城镇失业率为4.2%；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国社会蓝皮书》里列举的城镇失业率为9.4％，有些学者估计中国的失业率在2009年为14.2%，甚至达到了惊人的33%。中国高校通过“教育产业化”迅速扩张、大学生毕业即失业。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即使将农村全部劳动力4.7亿全部算为就业人口，城乡失业率也高达25%；从城镇就业人数中扣除既未被雇用、亦非自雇业者的假就业劳动力，从15到64岁人口中扣除各类在校学生，以前者除以后者，得出全国真实就业率为75%。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观之，社会动乱的主力往往是失业青年。从1970年代的意大利红色旅，到2011年阿拉伯国家的“茉莉花革命”，其主体都是大学毕业的失业青年。这种人口在这些发生革命的国家都高达30%以上。如果再回想一下历史，也应该知道1930年代末与1940年代小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热潮，驱动力并非纯粹的革命热情，而是知识青年“毕业即失业”的无出路状态。第五代领导人如果要为中国人构造梦想，“人人有工作”远比提高中产阶级数量现实得多，因为这是官方与人民之间那“面包契约”的底线。

还有，中国生态环境遭遇严重破坏、被折腾得满目疮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造成社会阶层鸿沟。……

上述这一切弊端的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落后于经济格局。

当然，有人会说，西方世界的经济也不景气，所以归咎政治体制滞后并不能说服人。然而，对于希腊，欧洲诸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近年来经济问题，人们有着太多的误解和错解。不少的解释将这些国家在台高筑归咎于“福利国家”，“忽视实体经济”，“超前消费”，甚至干脆指责“高福利造就懒惰”，等等。这些全都是误解。即便如此，也没有人归咎于他们的政治体制。

其实，西方发达国家遭遇的问题，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现代通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首先，全球化促成了资本为王的分配方式，加剧了贫富不均，挤压了中产阶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资本流向洼地减少制造业的就业水平，同时压低现实工资。这使得维持凯恩斯“总需求”理论下的为最底层的家庭提供“食品卷”，“免费医疗”，“失业保险”，“养老金”等福利来增加总需求的成本暴增，因为需要福利支持的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增加。其次，政府的岁入减少，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岁入减少。当制造业，服务业随着资本流向洼地，企业税收减少。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更有全球金融化助力，合理避税也导致政府税收下降。而中产阶级发展空间被挤压，低收入，贫困人口增加，主要税收是来自个人收入税的政府收入下降，是不言而喻的结果。其间，更有金融的欲望和贪婪搅局，不时制造金融危机。在欲望需求在金融市场上获得满足的国度，金融业高度发达，如美国2007年金融业产值占GDP的34%以上，因此也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而繁荣的股市和债卷市场，又是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扩张的动力。这样，当金融危机爆发，虚拟经济泡沫破裂的时候，政府税收减少，贫困人口增加。比如美国最近四年，贫困人口从原来的9%左右，上升到20%（注意：这里的所谓“贫困人口”其实比中国大陆的“小康”要富裕的多），而2009年政府的财政收入仅为3.6万亿美元，比危机前2007年5.1万亿美元少了1.5万亿美元，少了近30%。而在2008年6月到2010年10月之间，政府发放的失业救济金净增3200亿美元。虽然这保证了500多万因金融危机失业人的基本需求，但政府财政赤字也同时暴涨。4年中政府财政赤字净增加了5万亿美元。当入不敷出，还有借贷利息要付，日积月累，政府债务危机不可避免。全球化，才是发达国家目前债务危机的根源。

简单的说，当今全球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根本上是传统的规范和管理市场与经济的体制和规则，无视现代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新要求，按照其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几百年不改的老套和法则，将增长的成果大多奉献给顶级富豪们，加剧贫富不均，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为资本创造财富。结果，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创造效率，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着几百年前工业革命所创造的相对生产过剩危机。1920年代末大萧条以来，人类为缓和相对生产过剩危机的所有努力，都被全球化毁于一旦。

因此，经济危机是资本扩张过程中一般内生性矛盾的全面爆发，是资本扩张和掠夺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的平台上，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在国家间的发生，发展，表现形式及周期可能有差异，但危机不可避免。而由于金融全球化和金融的贪婪，金融危机不仅伴随，引发生产过剩危机，还可能趁火打劫，掠夺其他国家，转嫁危机。

提出全球化相对生产过剩危机，只是在理论上证明了危机的必然性，但却无法预测危机爆发的时间和方式。也许正是如此，虽然这些年在网络和媒体传播中，各种唱空中国经济和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但正如一篇帖子所称：“各类有关崩溃的标题都有，什么样看似深刻的内容都有。但事实是，从几年前就TMD喊叫崩到了今天，不仅没崩，街道上的豪车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堵塞，超市越开越多，电影院排队买票的越来越多，房子又开始排队疯狂抢购，那些女女们因为男人们没钱就白眼的现实不仅没减少，还越来越泛滥。”然而，崩溃尚未发生并不等于不崩溃。虽然外在的力量和因素，尤其是政府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和各种投资与消费的举施都可以改变崩溃发生和发展的时间和路径，但如果引发经济危机的根源 – 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聚，相对生产过剩没有消除，无论政府多强势，都是螳螂挡车，不可能改变经济和历史规律，一切举施最多可以拖延崩溃的来临和缓和崩溃的剧烈程度。

在极度贫富不均制造的极度相对生产过剩条件下，还可以象某“大经济学家”高调的“中国还能高速增长20年”吗？！中国经济崩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繁荣表象下各种崩溃的迹象已经暗流涌动。

在这种窘境中，大陆官方别无选择，只能政改求生。近日，很多媒体都在谈论新一届领导层上任后是否会进行政治改革的问题。很多分析指出，不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新一届领导层上台后一定会进行政治改革。

谈到政治改革，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政治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既然用了改革而不是革命这个辞汇，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解读为这个改革还是在现有的体制上进行的一些修修补补，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现有的特权集团的利益，还是顺应时代潮流，与世界文明和普世价值接轨。

如果真的要政改的话，不论是大改也好，小改也罢，新一届领导层必然要有一些实质性的动作、必然要触及一些敏感的部分，否则也就不能称其为政改了。口头上的政改已经做了很多年了，这对于解决实质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大陆这个体制现在是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站在新一届领导层的角度看问题的话，厉有为的《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的建言，无疑是一套目前状况下既稳妥又有效的途径。

当然，要这样，至少会遇到如下的挑战——

一，给民众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可以说是政改的一个基础。但这么做会带来什么结果呢?现在大陆官方对民众的舆论管制的非常严，网络里一片片的敏感词，即便如此国内的民众还是通过各种方法在彼此传递资讯，在试图打破官方的舆论防火墙，并且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占据了优势。在这个当口上，在网络技术不断翻新的今天，如果政改者主动给民众释放出一定的舆论空间，那么官方的言论控制大坝必然就要面对汹涌澎湃的舆论狂潮，舆论控制不了，谎言说不成了。

但如果说给民众一定的舆论空间都做不到的话，官方维稳只能陷入不停地抓人。即便如此，还是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在为自己的合法权益积极的抗争。中国社会受冤受屈的人太多了，这时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为自己维权，政改者总不能一边放人又一边抓人吧?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维权运动将风起云涌。

二，政改者首先面临公布各级官吏的个人财产。其实这一点都不能算作政治改革的范畴了，但是就是这一点官方也不敢做。如果对个人收入资料造假的话，那还是等于没有改，但是一旦公开了，当老百姓看到官员的贪婪、腐败，看到自己的血汗钱被官员中饱私囊，那老百姓的怒火还怎么能控制的住?一个村官就是几百万的存款，老百姓们不造反才怪！

然而，官方现在就好像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里面因为各种问题而积压的民怨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再不排解压力这个系统就要爆炸了，因此这个系统需要泄掉一部分内压，公布各级官吏的个人财产就是一个减压阀。

三，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回归常识的天道精神，回归人性的人道精神，勇于平反面对历史，勇于改革面对现实，同时兼具面向世界之胸怀和面向未来之眼光。但目前的大陆体制内，理论思维困顿，回避“普世价值”，成为最主要的症结。首先是官方在语言上已经穷途末路，一直使用特色的语言，实用的语言，而不使用符合政治哲学的语言。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就是如此。看起来这是回归常识，但过度使用这样的语言之后，使官方在理论思维上出现困顿，最后是无话可说。30年来大陆官方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都是极力回避普世价值的语言；甚至都是一种强盗逻辑。总的来说，一个执政党一不倡导正义，二不倡导民主，三不坚持宪政，而这些本是表现执政党元素的承诺，全被回避掉了，只是有时作为点缀才出现在一些文本当中，完全是淡化的。政治家最应该追求的是价值，但被官方环顾左右而言它。而在邓胡时期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之后，中国主流社会没有在理论领域有任何进步，甚至有大倒退，表现就是反对“普世价值”。2008年中国知识界讨论“普世价值”被扼杀的历史后，感慨的说：其实政治家追求的应该是“价值”，而不是“财富”。但整个中国几十年来崇拜追求的不是马克思，不是人民，而是财富。整个中国的国格被降低了。

关于中国改革，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暴力革命改变世界格局；从意识形态来讲，未来的领导人对此不有所突破，将不可能完成这一革命性的变化。

四，中国的行政体系非常强大，中国财富的60\70%都是为了维持行政开支，要进行改革，就要削减三分之二的行政工作人员，非常困难。

五，中国历史负担沉重，从剥夺地主的土地问题到现在的拆迁问题，民族问题等等，同时公民社会难以建立，这次“抗日”出的“暴民”就足以说明问题。

六、现在中国的执政者是红卫兵红小兵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思维有很多毛泽东时代的影子，这种状态还会持续。……

然而，诚如厉有为在《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所说，“我们党已在中华大地执政了半个多世纪，并取得辉煌成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但是，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矛盾，产生了不少新的问题要我们解决。历史还能给我们机遇执政多少年？这不取决于外因，而取决于我们共产党自己。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我们在与时间赛跑。要么抓住机遇，敢于改革、善于改革，不断前进，取得赛跑胜利。要么失去机遇，因循守旧，踏步不前，得过且过，矛盾积累和爆发，赛跑失利……后者绝不是我们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