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在连载结束后，会提供全书的下载方式。
【本书原版封面】
一场“轰轰烈烈的”的运动
即使承认聂有自我抬高的夸大成分，6 月 2 日对于大专院校的文革活动而言也是一个转折点。毛在几个月以后说道：“我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在风暴的中心，一位在北大学习的法国妇女回忆道：“大学生，高中生，干部，工人，甚至还有一些郊区农民……带来了大字报，发表演说，支持北大的革命者”。一位在新成立的外国语学院执教的英国人访问了北大。在他的记忆中，事情以“令人沮丧的缓慢速度”进行着：
北京市委的垮台起初让人好奇，后来让人心神不宁（当波及到彭真以后）。我们都必须到足球场上去聆听收音机里的通知，近乎歇斯底里的播音员只有三、四句话提供了事实。下一步将发生什么，人们没有一丝头绪。下课后，我和一些研究生趁着夜色骑自行车到北大去阅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形势还不明朗。当第一批工作组进校后，我询问我最聪明的一名研究生（上海人）发生了什么；他说： “我没有头绪”。“那你能不能保持中立，直到事态明朗呢？”我问他。“不”，他说：“你必须选择一派。“ 但是你一定能感觉到哪一方会赢？”我问他 。“不，这不可能。你只有迅速行动。”到 7 月份，不确定性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人人都在批评学院的第一书记（其实是个很优秀、很受人拥戴的人）。那些指控并没有说服力，但是喧嚣声骇人（就在我的宿舍的窗外）。所以文革的缓慢启动对于那些习惯了确定性的孩子来说是很不适应的。7 月中旬，情况终于明朗起来，人们得知：毛（人们肯定认为，他是中国唯一的、真正的英雄）受到了攻击，他们要起来保卫他。局势已经很明朗了（至少和前几个月转弯抹角的谈话和隐晦不明的事件 相比）。
在清洗彭真以及市政府的直接影响下，很多北京中小学的校长已经停止了日常教学活动。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首都所有的学校都停课了。即使是幼儿园的老师，在继续照顾“革命的接班人”的同时，也开始卷入了文革。市教育局的“修正主义领导人”被指责试图教育学前班儿童“不打架，不骂人，要文明，清洁，卫生”。“同志们，你们看看”，北京幼儿园的一位老师说道，“他们多么反动，多么害怕给我们的孩子进行阶级教育！”但是，一些职业教育家秉持更传统的观点，他们尤其不能理解小学的停课。对于一个 7 岁的男孩或者女孩来说，参与阶级斗争又能意味着什么呢？北京市委机关干部子弟学校即北京小学的校长抱怨道：“阶级斗争这，阶级斗争那；鸡毛蒜皮的事儿都成了阶级斗争！”
然而，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决定，在全国大学和中小学“暂时”停课。一时之间，全国 1.03 亿小学生、1300 万中学生、53.4 万大学生都可“随意”离开教室，把全部时间投入到文革和毛所说的“阶级斗争”这一“主题”上来。
在学校和文化机构以外，6 月 3 日公开宣布北京市委的倒台——此类新闻一般是不公开的——是更加重大的“震撼”，尤其是对外国人而言。外交官们在随后的几天内很少谈论别的事情。6 月 6 日，在为庆祝瑞典国庆而举行的园中招待会上，有人问外交部部长陈毅，那些下台的官员下场如何。陈毅指着几步外的苏联大使回答道：“我们不像他们那样野蛮。我们不割人的喉咙；我们给他们发适当的退休金。”
那时很少有外国人居住在北京，大多数人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有一点模糊的认识。一个刚刚到任的荷兰学者兼外交官写道，“在最初的几周，我们看到了旧中国的遗迹，没有怎么注意到文化大革命。”
但是，从 6 月份开始，即使在校园以外的地方，也不可能不注意到这场运动了。北京的少数外国记者处于公安部门 24 小时的监控之下，其行动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日本记者拿出了最好的报道，他们凭藉着完美的中文可以阅读学生们的大字报，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城内往来穿梭，穿着中式衣服，戴着面罩，表面上是为了防止风沙，结果是时不时成功地融入了人群之中。
外交官们也在进行报道。6 月 16 日，曾在非洲任职的瑞典大使致信瑞典外交大臣：
北京从 5 月底以来进入了疯狂的状态，6 月 3 日以来日以继夜地举行游行，支持毛泽东和北京新市委。一群群游行队伍步行或者乘卡车经过我们的房子，单调、刺耳的锣鼓声扰得我们许多人直到清晨才能入睡。和这些噪音相比，非洲人的手鼓倒成了我记忆中的天籁。
一位英国外交官确认，“噪音事实上是革命的标志，不久耳塞成为了大使馆的标准配备”。但是，一位荷兰的同行是如此评论这些不严肃、无威胁、甚至像在过节一样的户外游行者的：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首都能让你开车来观看这种游行的。你要尽快把车开进车库，呆在家中，上好门锁。在那些日子里，北京的游行还很有秩序。国际俱乐部及其游泳池、网球场正位于北京市委机关所在地的前方。在下午将要结束的时候，奥斯汀、雪佛兰、雪铁龙开来开去。它们必须正好停在楼梯前，新市委要在那里聆听嘈杂的效忠声。交警们经常要阻断长长的游行队伍，以便让一位外交官到来或离开。在这里，警察们很有礼貌，似乎没有人被礼节上的不一致所打扰，也没有人注意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鼓钹声反复呼喊的口号的含义。活跃的年轻组织者们甚至安排外国人来拍照。他们愿意暂停脚步，让游行者站直身体，高举加框的毛主席画像，走在每一群游行队伍的前列。
这种喧闹的集会气氛给外国人造成了精神愉快、组织得法的假象，其实在幕后北京卫戍区付出了不少努力。
收拾残局
在彭真及其诸多在北京党政当局的亲密同事下台的造成的混乱中，周恩来总理似乎挑起了这些人的担子。他的法宝是新充实的北京卫戍区，其职责是确保中央机关及部门的安全。在周和叶剑英元帅的领导下，卫戍区也负责维持首都的粮食、燃料（包括来自山西的煤炭）、电力的供应，以及保卫外国使馆。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随着一些好战好斗的服务人员拒绝为住在北京饭店的外国人提供服务，卫戍区必须恢复那里的秩序。
即使是补充了更多的部队，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随着好战好斗的人们今天批斗这个，明天批斗那个，首都陷入了瘫痪。但是林彪给解放军下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智穷计竭的傅崇碧向周和叶求救，请求他们解决争端，或者提高卫戍区部队的士气。虽然外国人在北京饭店就餐时，常会遇到不便，然而他们不知道傅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和解决的办法。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在 6 月 16 日报道：“外国人不允许卷入此类内部事务，但是从公开点名的大字报中，外国人能对运动的影响做出判断。”在外文出版社担任翻译的一位英国共产党员处于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上，但连他也说这一阶段大多数的激烈活动仍然是幕后的：
城市仍然在生存和呼吸，仿佛什么不幸都没有发生过。……但是人们知道，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办公室、工厂、大学、学校的围墙后面，都有类似于我办公室内的戏剧在上演。如果你看不到革命，你能在晚上听到它穿越北京的上空。愤怒的口号尖叫声，通常伴随着敲鼓声和击钹声。这些声音从数以百计的集会上倾斜而出，这些集会在全城各处举行，于深夜开始，直到凌晨才结束。你不可能逃避它们的喧闹声，这就像蜷伏在城中的一头巨兽在呜咽。
夜晚持续不断地喧嚣平添了一分神秘。集会上除了什么事？谁在被批斗、为何被批斗？我完全迷惑不解。
事实上，许多中国人对文革也感到迷惑不解。《人民日报》声称，北京人民万众一心，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认为这“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不管他们怎么认为，北京市委垮台的原因仍然是一个紧守得秘密。
正如一位有洞察力的中学生在其 6 月 4 日的日记中写道：“大家当然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但谁也不知彭真、刘仁等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10/02/mao_last_revolution_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