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长期关注“乌有之乡”网站，几乎每天都会去看看，一直到它被关闭的那一天。原因很简单，我虽然并不赞成它的极端理念，但很感兴趣它的具体政治逻辑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拥趸。进一步而言，我认为了解“乌有之乡”基本群众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前几天看到有海外学者方绍伟访京，感叹纪念堂前依旧人头攒动，内心不由有所触动。事实可能正如有些极左人士所说，只要看看纪念堂前蜿蜒的人龙，就知道没有人能关闭“乌有之乡”。在我看来，这大概就是今天社会上各种左派活动越来越频繁的“基本盘”。而如果以左派的活跃程度来衡量社会肌体的健康程度，今天的中国大概是高烧不止了。这是左派的正面价值，但也是一个极度危险的讯号。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纪念堂，为什么会有很多人推崇重庆，为什么游行的队伍里会举着毛的画像？道理很简单，因为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左派。在左派话语中，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是矛盾的核心，总有少数人是既得利益者，而多数人只能被边缘化成为牺牲者，因而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反抗和斗争都是永恒的。这就是历史上左派政治哲学的基本思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思想，莫不如此。这也是左派理论和实践能吸引人的地方。反抗、斗争的话语浅显易懂，而且很容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因而在特定的时刻很容易聚集起庞大的底层力量。说重庆走左派路线，就是这个意思。在世界范围内，每当有重大经济危机来临，以反抗为标志的左派运动就会兴起，也是同样的道理。但必须说明的是，这一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思维模式却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众所周知的是有所谓“左派要公平，右派要自由”的说法。而在学界的圈子里，对左派思想常见的批判，就是指其缺少必要的理论出路。现在连一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哲学家齐泽克都已经表示“要先思考，而不是行动”。也就是说，左派对于社会公正的要求是被广泛认同的。但除了批判、批判、再批判，斗争、斗争、再斗争的策略之外，从马克思以降，整套马列左派理论都无法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基本问题。其实践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面失败，遑论追求社会正义，连基本的经济运行都成问题。据说马克思有句名言，“问题的关键不是解释世界，而是如何改变”。但不幸的是，左派从来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更由于其哲学本源的缺陷，反而制造了巨大的灾难。
最近看了一位原新华社高级记者陈大斌的著作，是一部关于从50年代直至今天，中国农业政策和各种频繁政治运动中农民命运的历史叙述。对于那一段历史的是是非非，现在争议很多。在左派人士口中，那是一段黄金一般的岁月。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对于各种政治运动、大跃进、反右、文革的严厉批判。在此我无意加入具体的争论，但有一些基本点是无可争议的。从这本书中，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高度结构化的马列经济政治思想是如何造成了中国农村的悲剧。决策者依据马列著作的思路，来决定农民如何组织如何生产，甚至私人的生活。长期以来，这种悲剧往往被归咎于“教条地理解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但实际上，这恰恰是左派结构主义哲学本源的必然结果。
哈耶克一生都在抨击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实践，他用《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错误》命名了自己最后一部著作。而读了陈大斌的这部书，回顾中国农村几十年的坎坷历史，就能明白为什么左派无力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却有着“致命的自负”。在这本书中，作者虽然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没有做任何的理论性总结, 但是任何一个愿意做一点理论思考的人都能看明白，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农村和农民悲惨地命运。需要指明的是，仅仅把历史上的悲剧归咎于少数几个决策者是远远不够的。真正应该被深刻检讨的，是他们头脑中的政治哲学。结构化的哲学思考模式，将人类历史简单地归纳为几个阶段，然后再臆想出一条通向天堂的必然之路。在实践中削足适履，为了主义而主义，于是只能浅薄地意识到“工作中的失误”，却永远也不明白问题的根源。
左派思想的这种致命缺陷，在最近一些知名左派人士的言行中可以说是暴露无遗。乌有之乡的主要背景人物之一韩德强，在反日游行中暴力攻击他人事件之后，接受了一家媒体的采访。在采访中，韩德强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大象走路，它能顾得了蚂蚁螳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行动，它就是这样的呀，它不可能是一点损失都没有的呀。”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大概就能猜到接下来记者会问什么样的问题。果不其然，记者问到，“你认为自己是蚂蚁或螳螂吗？” 韩回答说，“作为普通公民，就是一蚂蚁，就是一螳螂。也可能被这个运动踩死，这完全可能，但是没有办法。”
事实上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马上就意识到了其中的含义：那些为韩德强叫好的人，不要总是假设这样的巴掌抡不到自己的身上。再扯得远一点，文革里那些死难者，又有几个不是毛的死忠？斯大林肃反的帮凶，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这些都很好理解，这里也无需赘述。我感兴趣的，是韩德强承认自己也是小蚂蚁，也可能被踩死。看到这里，“拔剑四顾心茫然”这句古诗立刻出现在我头脑中，还能有比这更能说明这些左派人物心态的表达吗？左派对于当今社会现实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但是他们的解决方案在哪里？两个巴掌能解决任何问题吗？连自己个人都可能成为意识形态分歧之下自相残杀的牺牲品，这样的政治哲学能给社会带来福祉吗？
今天的一些左派喜欢把希望寄托到重回毛时代，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上，以为这就是他们对当代社会问题的终极出路。说到左派的兴起，当然就不能不提重庆。一个现成的例子摆在那里。左派热衷于美化毛时代，大力鼓吹要回到毛时代才能解决今天的社会乱象。这也就是为什么重庆唱红之后，各种左派能放下纷争，一起到山城朝圣的原因。重庆实践的特点，就是从毛时代挖掘出不少的历史经验，上层紧抓权力，下层全民运动。直到今天，重庆模式已经彻底翻盘，但仍然有人坚持其所谓正确的一面，还有学者要把重庆模式的正面经验和某些人进行切割，呼吁要允许“地方试错”，唯恐中国失去了进步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些左派人士借重庆的“民生工程”为薄鸣冤，那些一直对重庆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似乎对此也只能回避不谈。这就在事实上默认、支持了对方，从而直至今天，对重庆模式的争议仍然不能停息。但是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只需换个角度思考就会明白。在我看来，当少数人权力大到了无边的境界，可以为所欲为，那么无论他做了什么样的“民生工程”，这本身就是对他人权利的重大侵犯。那些对重庆民生工程感激涕淋的人们，似乎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基本权利在哪里。简单一句话，当某一个人所谓“有权”的时候，我们需要想一想，这里面有多少本来是我们自己应有的。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权力，是因为你失去了你自己的。民主社会的政治人物中，找不出有薄那么大“魄力”的人，但人家的民生幸福程度是你比不了的，这谁也没法否认。托克维尔写美国民主，洋洋洒洒近千页，核心就是个人自由、地方自治和去中央化。从这个意义上，美国根本就是一盘散沙。但何以这盘散沙成为了模范国家？重庆理论能解释吗？
王绍光是另一位极度崇毛的知名左派知识分子。在最近发出的一篇访谈中，王绍光提出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简而言之，就是要坚持1957年反右运动的正确性，把今天社会上否定当年反右运动的浪潮打回去。他认为，“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任何人都能看出，这里面的逻辑很明确：老子打天下，就要坐天下，还要子孙万代传下去。你知识分子还想“轮桩”？所以我一定要反击你。这就是“反右”的逻辑。
对于王绍光的这篇文章，共识网上有两篇文章给予了极好的评价。第一篇文章以具体详实的实例，来反驳王对于50年代知识分子爱国热情的不公评价。而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更是语带挖苦，一语道破了这类左派知识分子对于历史的幼稚心态:“ 如果把他老人家无视公民社会以及不用宪法法律解决社会矛盾的光辉思想发扬光大，别看王教授如此拥戴毛泽东思想，搞不好，笃定会被戴上莫名其妙的鬼冠，发配劳改，能否活着看到平反，那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此情此景，已被无数人领教过了。”
在王的文章里引起我兴趣的是“感受”两个字。在事实上，无论持任何政治态度，每一个人在心理上都是高度“自负”的，每一个人都愿意自己的主张被别人接受，因而也都会有一种黑格尔所谓的人与人之间为了获得认同而斗争的现象。其基础其实就是这种所谓的心理“感受”，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是完全一样。人的行为常常是被“感受”所支配的。但这里就引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何以有些国家在“感受”推动的斗争之后走向了民主制度，为日后的繁荣富强打下了基础。而有些国家在“感受”推动的斗争之后，却走向了个人专制。在历史上，所有马列左派的斗争都走向了后者。这不是偶然的现象。重述前面的观点，对于少数历史人物的褒贬都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深入理解的，是引导斗争的政治哲学。
最近读了周保松教授的一系列文章，受益不少。论及政治问题，就不可能回避如何解读“正义”。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础的左派正义理念始终着眼于物质的分配关系，而并非重建社会关系去建立一个促进人与人平等的社会框架结构。其必然结果，就是生成一个新的等级社会结构。这种思维模式在所谓重庆模式中就极为明显。所谓“民生工程”，也就是一个自上而下恩赐的物质再分配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下层的受益者始终处于无声的状态。他们虽然在短时间内可以受益，但长远而言，他们能享受到的的政治权利与民主社会人民完全无法相提并论。而这种恩赐本身也是一种权利被剥夺的状态。王绍光在这篇访谈中所坚持的，正是这种左派政治哲学核心的体现：即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领导权。但问题是，对于权利的争夺，就必然导致暴力斗争的循环，而不是政治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重庆事件根本微不足道，仅仅是一种左派政治必然的结果而已。另一位左派知识分子韩毓海在西方经济危机后，曾经大声欢呼马克思主义又获得了生命力，并写出了多篇论述来论证其观点。我看过韩教授不少的文章，也认为他的分析很正确，马克思的确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很多问题。但看到了问题并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就能解决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完全是两回事，而现在左派话语则完全把这两点混淆起来了，这位韩教授就是典型。换句话说，左派在理论上找不到出路的问题仍然存在。韩的文章曾经提及欧洲某国采取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来解决社会突出问题，并以此来笼统地证明马克思的正确。无疑很容易看出，这种推理是完全不能及格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原则何以在有些国家能够促进民生福祉，而在另一些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然而很可惜，这种问题已经完全不是左派政治哲学能够回答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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