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亞太區域是扮演和平的使者還是衝突的媒介，並不僅僅取決於人們廣泛認為的中國內部政治本身，更重要的是取決於中國和這個區域其他國家的互動。
日本政府國有化具有主權爭議的釣魚島，引發了中國大規模的反日示威游行潮。同時日本國內也有規模不等的反中示威游行。中日勃發的民族主義，使得人們對亞洲地區的安全深感憂慮。中日關係往何處去？是和平？還是戰爭？在亞洲眾多的國家間的關係中，中日關係可以說是這個地區和平與安全的決定因素。為什麼這麼說？有幾個主要原因。
首先，中日兩國分別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不僅兩國的經濟體互相依賴，而且這兩個經濟體各自和其他經濟體，也有高度的相互依賴性。因此，一旦中日兩國民族主義發生衝突，必然影響整個亞太地區的經濟，甚至是整個世界經濟。
第二，美日聯盟的存在表明，中日民族主義的衝突必然影響到中美關係，而中美關係則是當今世界的結構性因素，可對整個世界事務構成實質性影響。美國一直把美日聯盟，視為維持其在亞太霸權地位的主柱。一旦中日民族主義發生衝突，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美國很難置身事外。介入還是不介入？對美國來說都是困境。不介入，就等於廢棄了美日聯盟，美國在日本的信譽必將蕩然無存，其在整個亞洲的信譽也必將消失。這就意味著兩個核大國之間的衝突。
中美兩國之間高度的經濟互相依賴，已經形成了一些美國學者所說中美國，各自可以對對方構成金融恐怖主義。一旦中美發生衝突，結果不會像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那樣，而更像古希臘時代的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衝突那樣。美蘇對抗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但中美一旦對抗，更可能導致兩敗俱傷。
這一點美國很清楚。因此，美國儘管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樂意看到中日之間一定的緊張關係，但如果美國感覺到中日之間有發生公開衝突的現實可能性，就緊張起來。美國的這種矛盾態度，最近表現得尤其明顯。一方面，美國對日本表示，美日聯盟可以適用到釣魚島；另一方面，美國也在呼吁中國和日本不要訴諸於武力來解決問題。一邊是經濟上的中美國，另一邊是軍事戰略上的美日聯盟，美國要在這兩者之間做到平衡，是一件艱難的工作。但一旦失衡，不僅會導向中日之間的衝突，也會導向中美之間的衝突。不過，美國近年來的行為，使得人們越來越懷疑其是否有能力來做到這個平衡。
中日民族主義具有特殊性
第三，較之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間的民族主義，中日民族主義具有特殊性。中國、越南、菲律賓等國之間的民族主義，可以視為是常態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核心就是領土和海洋的具體糾紛。就是說，這些民族主義包含著的更多的是物質意義上的國家利益。這種形態的國家利益之間的糾紛和衝突，往往可以管理。但中國針對日本的民族主義，卻具有特殊性。
近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本來由日本輸入，也是因為日本因素在中國生根、發展和強化。從甲午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給中國帶來戰爭和巨大災難，如此長的一段歷史，徹底改觀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觀念。中國人的民族和國家的恥辱，是和日本有直接關聯的。就是說，中國對日本的民族主義，在具體的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增加了強烈的情感因素。這種強烈的情感因素，使得這一民族主義難以控制和管理。從五四運動到這次反日示威運動中所展現出來的情緒性甚至暴力性，可以清楚地看到。
這些因素表明，中日兩國如何理性地應付各自的民族主義，決定了亞太區域的安全或者不安全。從理性主義的觀點看，任何問題的產生總有其原因。只要有原因，人們便可找到控制、管理甚至最終解決問題的方法。中日民族主義也一樣。要控制和管理民族主義，首先就必須理解它們各自產生和發展的路徑。歷史地看，任何民族主義並不是一產生就具有進攻性和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最終成為國家間衝突和戰爭的根源，是後來人為造成的，即政治力量把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力量來動員並使用到國際關係上。在這個意義上，中日兩國的民族主義，如果任其發展，都具有其導致兩國最後衝突的潛在危險性。
首先就中國民族主義來說，到目前為止，其主要特征表現為反應性和防御性，和二戰前德國、日本的民族主義不同。即使這次具有暴力性的民族主義示威運動，也是對日本政府國有化釣魚島的反應。但這並不是說，中國民族主義的性質就不會發生變化。如果外在條件一再惡化，中國也有可能演變成往日德國和日本的民族主義。
德國和日本的民族主義在最初的階段，也是反應性的和防御性的，但為什麼最終演變成為具有高度進攻性的民族主義呢？進攻性的民族主義，既是當時德國、日本各自的內部政治因素推動的產物，也是當時國際條件下德國、日本各自和其他國家互動的產物。一個特定國家的民族主義的性質，是這個國家與其他相關國家互動的結果。也就是說，今天中國反應性和防御性的民族主義，在和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互動過程中，也有可能在未來，演變成一個具有進攻性的民族主義；而一個具有進攻性的民族主義，則傾向於導致衝突甚至戰爭。這意味著中國在亞太區域是扮演和平的使者還是衝突的媒介，並不僅僅取決於人們廣泛認為的中國內部政治本身，更重要的是取決於中國和這個區域其他國家的互動。
今天，中國的民族主義越來越表現出其自發性。民族主義在中國已經變成一種客觀的存在。一方面，政府的確可以利用民族主義，來論證其一些內外政策的合理合法性。不過，到現在為止，中國政府非常節制。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一位政治人物可以大肆動員民族主義，訴諸於民族主義來達到特定的政治目標。相反，政府對民族主義更多的是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政府在管理和控制民族主義方面，面臨越來越艱巨的挑戰。中國政府經常遭到國內外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批評，甚至攻擊。一些政府官員尤其是外交系統的官員，被民眾視為是漢奸和賣國賊。同時，中國民族主義越來越表現出激烈的情緒面，使得其可以產生巨大的破壞性的同時，大大增加著對政府的壓力。
日本右派勢力壯大
也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對日本民族主義性質的變化有足夠的認識。因為日本是民主國家，長期以來，人們對日本民族主義的潛在威脅沒有多少認識。不論美國和西方還是亞洲其他國家，都對日本民族主義抱理解的態度，總是認為日本是和平國家。理由有兩個，一是日本的和平憲法，二是日本的社會變化（民主、消費社會、少子化、老年化等等）。即使在中國國內，持這種看法的人也不少。但實際上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多年來，日本的民間民族主義（即一般稱之為右派勢力的社會群體）一直在壯大。同時，政治精英也在動員著民族主義力量。和其它很多發達國家一樣，日本的大眾民主越來越難以產生一種強有力的政府。為了政治的需要，政治人物往往以民主為借口，用民粹主義政治方式，動員著民間存在著的民族主義資源。結果，犧牲的往往是日本和其它國家的關係，尤其是和其鄰國中國、韓國的關係。這種現像在小泉純一郎期間表現得很明顯。
日本政治現在的一般趨勢是，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反對黨，無論是中央政治人物還是地方政治人物，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都有很大的動力去訴諸於民族主義。小泉純一郎、石原慎太郎（東京市長）和橋下徹（大阪市長）等，之所以成為日本的政治明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為他們善於動員民族主義力量。可以想像，隨著日本政府的繼續弱化和這些民族主義政治精英的崛起，日本民族主義的發展趨勢會是怎樣？而日本民族主義的勃興，又必然轉而刺激中國的民族主義。 很顯然，正如人們所已經感受到的，在中日關係中，民族主義力量越來越顯現出其巨大的能量。在這樣的大趨勢下，中日關係向何處去？中日關係會有怎樣的未來？人們可以設想如下幾種有可能變成現實的情形。
首先，中日兩國政府回歸理性，並且各自有能力有效管理本國民族主義。在這個情形中，儘管兩國民間民族主義也不時會爆發出來，兩國經常吵吵鬧鬧，但不至於發生公開衝突和戰爭。在這方面，中國政府的能力不容置疑，但日本政府面臨巨大的困難。目前，在大眾民主結構內，日本很難產生一個強有力和有效的政府。不僅如此，如前面所討論的，日本的政治精英為了權力，不僅不去遏制民族主義，反而訴諸於民族主義。
其次，最理想的狀態就是雙方政府能夠比較具有自主權（也就是政府不受民間民族主義的過度影響），達成擱置爭議、共同發展（開發）的共識，並能夠把此共識轉化成為具體的政策，從而實現日本前首相鳩山所說的把東海變成友情之海。但現在看來，這種情形是遙不可及的理想。在兩國強大的民族主義面前，政府的自主性談何容易！
其三，中日關係隨著民族主義的繼續強大而不斷惡化。歷史地看，民族主義的邏輯是，當其力量崛起並強大到一定的程度，必然有政治力量通過訴諸於民族主義來掌握國家政權。如果這樣，就意味著兩國都有可能被極端勢力所挾持，最後使得衝突和戰爭變得不可避免。不過，戰爭也解決不了問題。戰爭所能解決的最多只是誰實際上占領釣魚島的問題。但即使這樣，戰敗的一方也不會承認。就是說，戰爭只是把仇恨遺留給下一代而已。
第四種情形就是中日回歸傳統相對孤立狀態。中日兩國相處數千年，但從戰略上說兩國大部分時間都處於相對孤立狀態。這種相對孤立狀態，並沒有妨礙兩國民間的商業、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並且是和平的交流。但一旦兩國意圖在戰略層面進行交往，或者說兩國政治關係過緊，雙方就沒有幸福的生活了。儘管中日兩國都認同一山不能藏二虎的概念，但兩國則可以處於兩個山頭，都有足夠的能力來保衛自己。為了避免大規模的衝突和戰爭，回到傳統那種相對孤立狀態，也是一個理性的選擇。如同過去，在相對孤立狀態下，也可以發展具有實質性的民間交流，尤其在文化和商業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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