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请购买正版阅读全书。
【本书原版封面】
中央工作会议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残余影响制约了 10 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参加此次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官员以及来自全国各省市区的党委领导人。这次会议原定只进行 3 天，后来延长到了一个星期，最后几乎拖了 3 个星期，从 10 月 9 日一直开到 10 月 28 日——这反映了这次会议主题的复杂性。这次会议原定要解决广泛存在的“认识问题”：各地的官员要么从来就根本不理解文革，要么对毛的目标只有片面和歪曲的认识。
最初，毛没有来开会，不过他了解与会者最新的发言。据说他在大多数时间内很失望。虽然没有人公开向文革提出明确的异议，但是支持的声音最多只能说是微乎其微，肯定是微不足道的。10 月 25 日，毛称前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也许正是这个印象促使毛延长了会期。他解释道：“后一个阶段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毛既没有作出明确指示，也没有指定谁来代他传话，与会者们显然弄不清楚什么东西符合毛的宏伟蓝图，什么东西又与之抵牾。紧跟主席实在是太难了。
10 月 16 日，陈伯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文稿发到了与会者手中，从而标志着会议前一阶段的结束。同一天，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宣读了这份稿子，不过根据毛的建议，打印好的文稿事先已经发了下去，毛也许担心许多人听不懂陈伯达浓重的福建口音。毛在这一报告发表前后亲自对其进行反复修改，使之成为对毛 7 月 18 日回京后文革发展的正式评价。
它至少包含了与会者们一直都在期待着的那部分指示。
陈的报告的第一部分篇幅较短，主要是描述形势“大好”。第二部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陈解释了为什么文革仍然受到广泛的抵制。原因之一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残余影响”。他特别提到了高干子弟扮演的日益含混不清的角色；他讲到，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作为红卫兵自称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他说这样的观点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其中有些青年人甚至“要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报告的第三部分是陈直接给全国那些他称作“怕字派”干部听的。他说，他们非常错误地认为文革基本就是“群众乱来”，“闹文化革命的，特别是那些闹得非常厉害的，大多数是一些不安分的人，‘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 。”这样的说法几乎和外国通讯社的说法一模一样；所以它们显然是错误的、不可接受的。在第四部分也就是最后一个部分，陈再次直接面向红卫兵，强调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陈自己曾经领导过文革中最早的一个工作组，在他批评工作组的时候，听众们会不会觉察出其中的反讽意味。事实上，他一面在人民大会堂担当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发言人，一面在《人民日报》的办公室里遭受攻击——他的工作组曾在“五十天”内统治过这里。一些报社的工作人员此时宣称陈其实是可怕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忠实的执行者。维护陈的高级评论员王若水等人则指出，恰恰相反，陈努力绕过了“邓小平同志的限制”，“坚决执行和捍卫了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到了 11 月，陈伯达的批评者们被指责为形“左”实“右”，只能处于守势，无力地进行反驳。
10 月 23 日，在与会者们对陈的报告消化了一个星期之后，两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负有责任的领导人最终在全体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承认自己犯了两类“错误”，并进行了检讨。第一类错误是在夏天毛离京期间，他负责中央日常工作时犯下的。他把这些错误描述为“严重的路线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他照搬了毛在《炮打司令部》中的用语，承认自己“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第二类错误则是他过去在不同场合犯下的“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他承认其中最严重的是毛在《炮打司令部》中提到的两条， 即 1962 年 的“右倾”和 1964 年的“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他在检讨中没有称自己是“修正主义分子”。
邓小平的检讨比刘少奇的个人化色彩浓得多。他详细地叙述了据说导致他犯“错误”的观念、习惯、行为方式和性格特征：“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邓对于文革也要比刘乐观得多，他说它将“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他最后给予林彪他自己最强有力的支持，称林是毛的“助手和接班人”，宣布自己从此以后要学习林身上最重要的一点：“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邓如同刘一样，拒绝称自己是“修正主义分子”。但是，他们两人的重要区别是，邓愿意承认自己和刘在夏天实际上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的路线”，而这是与刘不同的。这正是刘所要拒绝的，在后来的两次检讨中——一次在 1967 年 4 月，还有一次在 7 月——他都没有使用这个毛式的最重要的标签，似乎他没有弄明白它意味着什么。当然，刘和邓都没有承认自己是有意和故意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的。
这一工作会议仍然在进行之中，而党的宣传机器已经开动。明白无误的信号表明了谁的政治前途看涨，谁的政治前途看跌。在刘和邓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中宣部向全国发布通知，要求立即停止发行和进一步销售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要求陈伯达的报告要“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两本。”10 月 26 日，林彪——在中共五位副主席中媒体唯一还称呼“副主席”的——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次日，新华通讯社的内部刊物《参考消息》(大概有数千万的读者)头版的标题是“林彪是一个朴素、坚定和谦虚的人”；下面是埃德加·斯诺月初在日本一家周刊上的文章译文，这是一篇歌颂林彪的小传，其结尾写道“林彪的权力晋升表明军事共产主义压倒了官僚共产主义”。
刘、邓在作检讨前与毛进行了秘密的交谈，毛对他们的讲稿是有所肯定的。但是，在 11 月 9 日最终下发全国的正式材料中，毛的批语却不在其内。该文件的正式序言的调子完全不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对他们的自我批评进行了批评，认为非常肤浅。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目标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的自我批评都回避了这一实质性问题。”
毛在这次工作会议的最后讲话中承认，形势变化的速度非常快，人们没有做好准备，不知道下一步要发生什么，犯错在所难免，这也许是在安慰刘、邓以及因他们而获罪的干部们。他向听众们保证：“谁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并表示希望“这一次又做了 17 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这一讲话记录没有记载毛的听众的反映，但是有谁敢相信他呢？更为可能的反应是是恐惧和迫在眉睫的毁灭感，尤其是周恩来的闭幕讲话，这位总理向听众提到，要做好回去后被红卫兵抓走的准备。周希望在接下来的数周内，人人都能“经受得住考验”。文革刚刚开始，他说：“运动还可能持续5 年到 10 年 。”仍然有大量的时间来“取得经验”。但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运动的规律要逐步认识，逐步地摸出规律。从乱中摸出道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的直接后果是，一旦随着刘少奇倒台的明朗化，那些只不过因为批评刘而获罪的政治案开始得到重新审查。1967 年尤为臭名昭著的一个案子是：一个湖南人因为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关进精神病院。公安部的一名高级官员第一个呼吁重审此案，但是直到中央文革小组认识到此案在宣传上的全部意义后，才最终安排那人出院。1967 年春天，天津上演了一出以此故事为基础的戏剧“新时代的‘狂人’ (王力对此人的称呼)”，曾被誉为“第九部样板戏”。一位美国的共产党员看完后掉下了眼泪，他告诉演员们：“你们演的不是一出戏，而是斗争！它以逼真的方式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不幸的是，一旦人们知道这位“狂人”的原型人物不但批判了刘少奇的著作，也批判了毛泽东的著作，那么所有积极的参与者都惹上了麻烦。
（未完待续）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10/16/mao_last_revolution_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