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请购买正版阅读全书。
【本书原版封面】
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中共与外国共产党公开与不公开的交往。这是邓小平代表政治局常委会主管的两个部门之一。它的领导层相对安全地渡过了 1966 年夏天，不过，负责在华训练外国干部的副部长许立被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他以及他的大批部下于 1966 年至 1967 年间的冬天遭到解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是该部 6 位副部长之一，他经过小心谋划后抛出了一份大字报，把部长王稼祥（他自 1962 年以来一直失宠，身体状况很差）单独挑了出来进行攻击。1966年 6 月 9 日，王力给这一大字报起了《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的煽动性标题，宣称反对以王稼祥为代表的领导人，就是反对“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和资本主义复辟”。随着夏日的流逝，该部约 700 名干部似乎大多觉得反驳王的逻辑毫无意义，尤其是其背后明显有康生的支持。6 月 7 日，中共中央已经发布了中发（1966）292 号文件，委任排名第三的副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刘宁一取代王稼祥而为代部长。不久王力——更重要的是康生和邓小平——就认为刘宁一以及副部长赵毅敏、伍修权、廖承志代表了与外国共产党交往的正确路线。
中共中央“五大部”的最后一个是中央调查部，它是由邓小平代表政治局常委会主管的。该部的工作极其机密，即使是在国内内部文件中，也常常以“西苑机关”来指代它，之所以起这么个奇怪的名字，是因为它位于颐和园旁边的前皇家园林。它的名字和现行组织结构来自于中共情报系统在 1955 年的一次重大改组。中央调查部承担了国家政权的许多重要任务，包括谍报、收集政治情报、确保高级官员国外旅行的安全、监视外国要人和代表团的来华访问。在文革开始时，部长孔原以及几位副部长由于所谓的“修正主义”错误饱受攻击。显然，尽管在理论上文革要“整顿”整个党和国家的机构，但是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而且确实有人这样提了——这个部不应受到最严重的冲击。康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代替了邓小平来主管这个部，据说他希望该部“按以前的办法搞下去”。1966 年 12 月 23 日，孔原的妻子自杀，她本人是一名情报干部，1940 年以来是周恩来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不久，北京城内流传谣言，部长本人自杀未遂。孔原和许多其他的“修正主义”高官一样，接受了一次又一次在群众批斗会上的斥责和羞辱，其中有一次是在 1967 年 2 月初他儿子孔丹——一位早期的红卫兵领袖——所在的北京四中的批斗会。在同年的 3 月份，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下令对该部进行军事管制。到 1969 年底，该部被并入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同时，孔原及副部长们，除了唯一幸存的副部长罗清长以外，或者被投入监牢，或者在穷乡僻壤从事体力劳动。罗在国民党情报部门所出版的一份个人资料中最后注明，在文革中罗“（由于与周恩来有密切关系）没有受到牵连”。
随着老的领导层及其官僚基层结构的瓦解，新的领导层登上了政治舞台，新的官僚基层结构也在迅速壮大。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林彪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这样评论自己的新任务：“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尽管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其他人并不总能“了解主席的想法”。他建议，“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持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遵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显然，林彪希望在这个尴尬的位置上，即使跟不上主席，也能通过这种彻底服从的态度，避免重蹈刘少奇的覆辙。毛批准了林的讲话，下令将其传达到全体党员。林即使是在被提升为二号人物以后，他本人首先考虑的还是军事问题。他的军委班子一仍其旧，也没有派人去汪东兴控制的中央办公厅。
在政治方面，林把中央的日常事务交给了周恩来处理。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两周后，周开始定期主持召开一个由于需要而有了更合适的名称的会议即“中央碰头会议”，这是一个党章内没有规定的机构。至于其参加者、议程以及在 1966 年冬天发挥的决策作用，除了名字以外，都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除去毛、林二人不参加）没有什么不同。在中央全会前夕，周已经应毛的要求，负责起草重要文件，由毛最后审定。几年后，王力回忆道，“事实上，这时总理已经在处理日常事务。”
尽管林彪名义上是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他自己却不参与国务院的运作。另一方面，周对军队的兴趣却很大，随着文革的展开，他密切参与了解放军的所有重要事务。根据林彪手下一位将军的儿子的描述，“我的父亲清楚地记得‘文革’中发生的事，他告诉我，军委办事小组（他是其中的领导成员）一天要处理 1300 多份文件，没有一件是毛主席不知道的，没有一件不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不过，周从此开始还担任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新角色：指导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
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存在的消息及其主要成员的名字，最早是由高度机密的中发（1966）218 号文件在 5 月 28 日向党内公布的，而中央文革小组正是在那个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成立的。在 1966 年 7 月，在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京“胜利结束”的宴会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场合，它的名字首次被公开提到。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作为主席的个人使者走访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校，收集情报，传播文革的信条。在这个过程中，江青到处对听众说：“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他很关心你们的革命事业！”
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文革运动的司令部。起初，它作为有 10 名党内知识分子和中共中央主席的妻子组成的小组，负责为政治局常委会起草文件，到了 1967 年，它扩展为一个拥有数百乃至数千人员的官僚机构。它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甚至比后者的权力还大。至少在名义上，它和国务院、中央军委是平级的。在其 1969 年解散前夕，林彪和周恩来都称赞它“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 7 月份毛、江青回京前，中央文革小组只在钓鱼台有一处别墅，从中央对外联络部借调了一名秘书。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以后，它占据了 7 处别墅，陈伯达在 15 号楼，康生在 8 号楼，江青在 11 号楼。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在 16 号楼。17 号楼安装了娱乐设施，包括一个让江青看外国电影的放映室（据说她最喜欢看的包括《乱世佳人》在内的好莱坞经典影片）。上一章提到的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则位于毗邻钓鱼台的地方。
正如其旨在推动毛执掌的运动一样，中央文革小组自身也是变动不居的。不断的内讧使其支离破碎，到了 1967 年 1 月 ，中发（1966）281 号文件曾列出的 17名组员、副组长、顾问、组长，已有半数以上被清洗出去，或者大权旁落，靠边站了。毫无疑问，最初官方定的调子是：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是一个团结的小组，它“齐心协力地工作”，目的只在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随着内部清洗的出现，证明这是无稽之谈，新的说法是：那些中央文革小组现在的成员与那些被清除的成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个人一旦被清洗，就是向人们表明自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有现存的证据都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出来就不是毛大致设想的一台性能优良和平稳运转的文革运动的机器。江青在主席死后追忆道： 中央文革小组根本没法开会，“康老和陈伯达一看到对方就开始争。陈伯达甚至连总理都不服，尽管我说的话他还是听的。所以总理做康老的工作，我做陈伯达的工作，最后，我们才能开会。以后还会出现这个问题。”穆欣后来把它描述成自己工作过的“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机构，其每一天“内部关系矛盾重重，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1967 年 1 月，毛也抱怨了中央文革小组与自己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事情的一套说法，他说：康生说一套，陈伯达说一套，江青说一套。
该小组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过任何报告。
虽然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的组长，而江青从 1966 年 9 月开始成为了它的准常务副组长，但他们两人都不主持它的例会。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不要把它和上文提到的中央碰头会议混淆起来——是由周恩来主持的，其议程也是由周制定的。总理对它的支配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只要他自己认为合适，就可以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直接干预地方的派性争端。有关周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关系的信息，直到最近几年才为人们所知，不过这并没有推翻常见的一种观点：中央文革小组（有些著作说它“与现实政治没有多少利害关系”）与周恩来的“体制”在文革中存在这根本的利益冲突。不过，这暗示了冲突发生的环境是多么的复杂。从《红旗》杂志借调来的高级人员林杰定期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他的妻子证实——此时她没有理由去这样杜撰——江青时常听从周恩来的意见，即使是有时候工作人员不愿她那么做。林的妻子说，林杰曾经向她解释过，“江青同志对有些事情没有把握，她总是让我们照总理说的去做，这让事情很难办。”
因而，这就是毛泽东希望与自己共同创造一个美丽新世界的脆弱的组织。在废黜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通过阴谋诡计组成了新的领导阵容——未来还会进行多次的清洗后，毛现在该着手进行他的文革，努力推进他曾经批判旧的领导层没有做到的事情：发动群众。中央文革小组的干部们甘当他的突击队。
（未完待续）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10/09/mao_last_revolution_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