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在连载结束后，会提供全书的下载方式。
【本书原版封面】
毛回北京
1966 年夏天的问题不是毛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问题在于他不让其同事们知道他力图达到的目标。在文革日益混乱的局面中，这位 72 岁的主席突然成功地展示了自己依然旺盛的精力：7 月 16 日，他参加了武汉第十一届横渡长江的游泳竞赛，这个一年一度的比赛此次共有 5000 人参加。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以及湖北省军区第一独立师的 6 名警卫同他一起下水，以保证毛的安全。毛在激流中畅游和漂流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路程达到 10 英里，他告诉身边的一名妇女“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一位在场的日本妇女看到毛出水后，嘲笑了那些怀疑他健康的人。两天后，毛回到了北京。
毛以安全问题为由，没有回到中南海，而是在京城西郊的钓鱼台暂住。钓鱼台于 1959 年建成后接待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国庆的外国贵宾——其中有赫鲁晓夫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等，它曾经是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共有 15 所西方式别墅。它不久成为迅速膨胀的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的同义词，在未来的 3 年内，该小组办公室正落户于此。刘少奇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当他听说主席回京后，立即赶往其住所汇报最新情况，结果一位秘书告诉他，毛正在休息，等方便的时候再通知他来汇报工作。这是对毛的这位最高层同事的一次非同寻常的羞辱，因为毛在回来的第一条事实上更乐意听取康生和陈伯达的汇报，看他们带来的北大、清华、北师大、中国人民大学的文革材料。直到第二天，他才准许刘少奇前来汇报工作，他告诉刘自己对目前的文革很不满意，命令刘立即召开一系列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讨论运动的情况。
7 月 19 日，北京一些被挑选出来的部委已经开始执行刘的号召，对工作组进行“清理整顿”。现在的议程变成了是否撤出工作组，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撤出。邓小平声称他可以接受部分工作组的撤出，他说：“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留，代替党委工作”。
刘后来解释了他在毛回京前夕的观点：“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使用工作组）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全部工作组），要看一看……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
周恩来出席了第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他会在 7 月 20 日与毛见面时告诉毛会上发生的事情。
与毛的谈话也许给陈伯达壮了胆，7 月 19 日陈伯达再次建议撤销工作组，但是以刘、邓为首的多数派否决了这个提议；周恩来的立场不明确。7 月 20 日，会议决定成立以刘为首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可能是打算将这些著作作为文革的指南。7 月 22 日，会议决定严格控制高等学术机构内的文革活动。稍后在 7月 23 日下午，刘在争论不断激烈的会议上，重申了他的信念：工作组是必要的，大多数工作组工作得很好。支持他的有邓小平、薄一波，解放军方面有叶剑英、刘志坚。但是有迹象表明，周恩来在调整他的立场。7 月 23 日晚，周与刘、邓就工作组问题交换了意见。7 月 24 日凌晨 4 点，他给他们写了这样一封信：
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点感性认识。
周闪烁其辞。他可能已经觉察到了毛、刘的观点分歧，并且认识到了其全部份量。7 月 22 日、23 日晚，陈伯达和江青走访了北大校园，无疑他们把那里不断紧张的局势告诉了毛。王力和关锋秘密走访了清华大学，根据毛的命令，他们与即将闻名遐迩的“造反派”学生蒯大富（仍然被工作组关押在其寝室内）进行交谈，了解他的痛苦经历以及与工作组的对立情况。毛最终召来刘少奇在 7 月 24 日做汇报，据刘的秘书说，刘根本没有想到会受到毛的指责。鉴于有陈伯达那样接近主席的人在一直反对工作组，很难看出其原因所在。
7 月 24 日、25 日、26 日，毛在一群党内领导人参加的一系列会议中，严厉批评了工作组控制学校的“五十天”。穆欣参与了第一次会议，地点在毛位于钓鱼台的临时住处，据他回忆，毛“穿着一身陈旧的白色睡衣，坐在楼下大厅中央等候大家。”等所有的同事都到齐后，毛开始从总体上谈论文革，具体是谈工作组问题：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这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在 7 月 24 日的会议中，毛作出决定，撤销工作组。陶铸的传记作者写道：“没有人站出来反对”。毛解释道：“我们不要用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你也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7 月 28 日，北京市委忠实地宣布从大学和中学内撤出所有的工作组。运动的领导权留给了“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其成员由撤走了。比如，在北大，根据聂元梓向康生和江青提出的要求，解放军海军军官留校负责校园保卫工作。
北京市委的决定是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经毛审定的。7 月 29 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人民大会堂向约一万名大、中学师生宣读了这一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按这个顺序）在这次大会上做了发言。邓说撤出工作组的决定“很必要”，是“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人民群众是世界的创造者，只有依靠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我们才能预防修正主义。”邓和周都把
过去两个月内发生的事情解释成“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总之”，周说道：“这是一个新的事情、新的运动，我们过去都不熟悉，我们离青年时代远，要到你们中间去学习。”刘少奇正如 6 月份对其子女们的谈话那样，在讲话开头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段落，也呼应了这一主题：“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主要的要靠你们革。”
刘继续强调“保护少数”的必要性。清华大学有名学生写出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标语，像这样的人，你不能立即去骂他，揍他，拘留他。应该把他保护起来，让他多写点反动标语，多发表点反动言论。“他们的活动不妨碍大局”，刘坚持说，“以后我们有了充足的证据，再作结论……就向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让他活动，让他闭嘴。”
刘及其同事并不知道，主席正在幕后聆听整个大会。根据同时旁听的毛的医生的说法，当毛听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的辩解时，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在这次大会结束之际，毛突然现身，从幕后走到台前，会场内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毛在台上来回走动，缓慢地挥手致意，明显不理睬刘、邓，与他们保持了距离。
这次大会的录音在北京各学校内播放。全国紧跟北京，各地的工作组都撤了回去。较早反对工作组的人们成为了英雄，此时他们被称为造反派或少数派，支持工作组的人们则被斥责为保守派或多数派。
五十天过去了。
毛的新接班人
在收回了刘少奇对于文革的控制权后，毛现在着手对中共最高领导层进行重组，以确保它能更忠实地服从于其计划的展开。7 月 24 日，毛在这一天否定了工作组后，下令召开中共八届第十一次中央全会，这是四年来的首次中央全会。
为了营造会议氛围，《人民日报》在 7 月 26 日公布了毛畅游长江的消息。强调主席做好了斗争的准备，能够继续统率人民。第二天，在中国拥有读者最多的内部刊物《参考消息》上，最后一次正面地提及了刘少奇的名字。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 8 月 1 日开幕，7 月 27 日到 31 日举行了预备性的工作会议。在 1956 年和 1958 年的中共“八大”两次全会上选举出的 173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只有 141 人参加了会议，和正常情况相比，人数大大减少，这说明许多领导人找藉口脱身，避开这注定的是非之地。刘没有办法脱身，这确实是一个痛苦难熬的时刻。7 月 28 日，撤销工作组的命令发布后，他和家人一起在家；5 个月后，他在清华大学上学的一个女儿回忆，在她一生之中，从来没有看见父亲像那天晚上那天烦躁不安，她和继母都失声痛哭。另外，有 47 人列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其中有党的高级官员，更重要的是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两位“革命师生”（聂元梓和北大的一位下级同事，同时也是北大那张大字报的作者），这显然预示了下一步将要发生的事情。
八届十一中全会原计划召开 5 天，据总书记邓小平在 8 月 1 日的开幕词中讲话，全会安排的议程包括：报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工作和决定；通过现在称之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批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 5 月份作出的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职务的决定；通过全会公报。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匆忙；刘少奇在开幕当天所作的关于过去四年内的中央政策的报告还没有写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没有准备好。但是，这些和毛在开幕当天为会议定下的调子相比，都已微不足道。主席粗暴地打断了刘少奇作报告时的讲话。当刘承担了派遣工作组的责任时，毛断言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暗示这些根本错误中也有刘的份。
（未完待续）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10/06/mao_last_revolution_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