贏得冷戰使美國自信滿滿，正如哈佛大學教授納伊（Joseph S. Nye）所說的，「註定要領導」全世界。美國重建冷戰後的國際新秩序，充滿了「濃烈的自得，無保留的勝利意識，和宣告莊嚴的使命」1。 冷戰期間中美聯合對抗蘇聯的戰略聯盟崩解了，中國變成了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首要障礙。美國對殘暴的天安門事件始終憤怒不休，中國則懷疑美國針對她搞「和平演 變」。中國國家民族主義高漲，經濟和軍事成長不但沒有贏得國際承認，反而引起亞洲乃至舉世的關切。90年代期間，美國這邊出現了許多學術與通俗的論著，從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到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芒羅（Ross Munro）充滿敵意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中國那邊則出現了《中國可以說不》和《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等歇斯底里的反美言論，雙方劍拔弩張，構成了90年代媒介論述的前景。本文將分析1990-2000年這11年裏《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社論和專欄對中美關係的論述，來闡述我所謂精英媒介「建制內的多元主義」（established pluralism）。
一 處理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
美國的外交政策從來就是理想主義、道德主義、現實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混合體。由於她在國外沒有領土的野 心，只追求政經和文化利益，所以常自覺與眾不同，不是甚麼帝國主義者。在冷戰期間，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是反共，其次是以現代化為名推廣資本主義的民主；一方面支援右派專制政權，一方面在勢力範圍內推行民主制度。美國自命為自由世界的領袖與西方文明的監護者，忙著「在全世界到處矯枉為正，緝拿獨裁者， 保護自由，任何地方任何代價在所不惜」2。美國在東西冷戰中猛烈對抗共產陣營，卻敵視南北半球的貧富衝突，因為窮國認為美國是全球經濟和資訊失衡的罪魁禍首。
每個國家都必須建構一個「他者」，才能安頓「我們」。美國國內的進步聲音，碰到國際事物，每每變得冷漠。美國主流媒介大肆渲染共黨政權蹂躪人權，對其盟國的人權暴行卻只輕描淡寫3。媒介對華報導始終徘徊於浪漫與懷疑的兩極之間，既反映了中國和美國發生甚麼，更是兩國關係起起伏伏的寫照。列根（Ronald Reagan）總統80年代中訪華歸來，宣稱中共是好的共產黨，蘇共是壞的共產黨；為了戰略需要，美國採取雙重的人權標準，嚴以責蘇聯，寬以待中國。沃麥克（Brantly Womack）指出，中國80年代發生種種變化，美國人沾沾自得，以為是資本主義的勝利和共產主義的破產；天安門事件又讓他們鴕鳥式地印證共產主義的極權本質4。及至90年代，冷戰結束，天安門事件餘波蕩漾，美國媒介的焦點轉移到中國的人權問題上面。
美國外交政策的兩轡是民主與資本主義，經常攜手同進，有時卻步伐不一。美國以商立國，在冷戰結束後推動的國際秩序，企圖用鬆綁的政策、自由貿易和新傳 播科技來營造單一的市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證明了「貿易即政治」的道理。美國想在中國佔領市場，又想在政治上改變中國，兩套目標未必契合。 中美關係的癥結在於：美國推銷資本主義民主給中國的過程中，如何處理民主（人權）與資本（貿易）的緊張關係。精英媒介對此目標一致，方法分歧。
美國總統在外交政策的權威是無可匹敵的。張贊國的研究發現，為美國精英報紙設立對華政策的議題的，主要是總統，其次是親信幕僚和主要閣員，國會瞠乎其後5。每當精英的共識一致，媒介不是唱好政策，就是唱衰敵人。萬一共識破裂，議題進入「合法爭議區」，媒介乃如實報導精英團體、建制機構之間的矛盾與衝突，甚至向既定的政策挑戰6。權力結構是現實的第一建構者，媒介才是第二個建構者。但媒介並非無足輕重，它們不斷報導精英失和、政策錯誤或各種醜聞，總統可能逼處守勢，許多政策因此窒礙難行。克林頓（William Clinton）抱怨《紐約時報》老批評他。帕特森（Thomas E. Patterson）惋惜美國媒介刻意攻擊政治人物，使之失去公信，難以有效統治7。難怪每個總統都要僱一大批公關專家，定期展開媒介和民意攻勢。話說回來，媒介再怎麼攻擊白宮主人，對美國制度和基本利益畢竟維護得不遺餘力。
二 建制內的多元主義
在美國的精英媒介中，《紐約時報》具有神話般的聲望，號稱是「政治精英的內部刊物」。國務院、國會和各國大使館都依賴它來建立普遍性的參考框架，社會運動團體也不敢掉以輕心。激進派的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承認它的影響深遠，但抨擊《紐約時報》是一張「官報」，生產「必要的多元主義假相」，其實為美國政府和財團標誌意識形態的邊界：「到此為止，不准出界」8。他的說法不無道理，但假如無限上綱式推論《紐約時報》和《真理報》或《人民日報》為一丘之貉，豈不荒謬？
我選《紐約時報》來研究，因為它執輿論之牛耳。我用「建制內的多元主義」來描述它對美中關係的論述，但這個概念的普遍意義超出中美關係的範圍。它的第 一個特徵是：美國精英媒介的言論多元，卻拘泥於官方既定的狹隘視野之內，也就是「統一中見分歧」，宛如唱出一個主題的幾個變奏曲。媒介受到政治經濟脈絡所 制約，傳統視媒介為制衡權力的「看門狗」（watch dog），未免太浪漫，也強其所難。而喬姆斯基視媒介為權力結構的「哈巴狗」（lap dog），則忽略了權力中心不是一成不變或鐵板一塊。我的觀點比較接近視媒介為「守門狗」（guard dog），「不是為整個社區，而是為其中有權有力創造和控制安全系統的團體看哨」9。 媒介為權力結構服務，但不是無條件聽命於它。回到在中美關係上，美國精英的意見本來就分歧，何況中國政府劣跡斑斑，使得《紐約時報》社論和專欄作家的論述 比平常多元，但又像是權力走廊的內部爭論。報紙動不動搬出「美國人民」，其實視野很少超過精英層的思考範圍。反對的聲音（例如喬姆斯基的言論）一旦危及權 力結構，媒介就加以消音或邊緣化。
「建制內的多元主義」的第二個特徵是：精英媒介傾向於把外國現實「內在化」，建構為薩伊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主義論述」10。美國社會服膺負責的資本主義和利他的民主制度，認為美國的制度即使需要局部改革，卻無根本上的瑕疵。美國主流媒介評斷其他國家，總看它們是否符合美國的期望，或和美國的制度和義理有多接近，無非從美國社會的主題出發罷了11。 國際新聞充滿強國的聲音，弱國充其量只在旁嗡嗡叫，媒介的聚焦對準中心（而非邊緣）國家的闡釋框架及定義。美國媒介對華報導有兩個來源，一是中國，一是美 國；《紐約時報》的社論和專欄幾乎是從華盛頓看中國，關注美國應該如何對待中國，而不是中國本身發生甚麼事。美國國內為對華政策的黨派衝突往往喧賓奪主， 比中國本身的新聞還重要。媒介偶爾引述從中國發回來的消息，卻立刻扯到華盛頓的議題上，然後居高臨下，進一步建構自己的論述，擔任「旁觀者」兼「裁判」的 角色。媒介往往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我們」和「他們」對立，然後誇誇其談「他們」值得不值得「我們」去救贖。至於台灣、香港、西藏、俄國、古巴或者印度，只是中美關係宏大敘述的配角而已。
第三，精英媒介在組織作業上落實了「建制內的多元主義」，以塑造「客觀性的戰略性儀式」（strategic ritual of objectivity）12。《紐約時報》對編輯作業諱莫如深，比法國和德國的同行還不透明。佩吉（Benjamin I. Page）發現，《紐約時報》的社論一貫不偏不倚，而另外安排有些專欄保守些，有些專欄激進些，左右平衡。這個編輯政策使報社提出它的政治主張，又展示「多方參與、激烈論爭的形象」13。在我所涉及的時段內，共有15位專欄作家14，其中一位是黑人，一半以上是猶太人，卻無華裔或亞裔撰寫有關中國問題的文章。
三 怎麼對待中國？
我用建構主義的話語分析法（discourse analysis）15， 先解構《紐約時報》的社論和專欄，再將主要議題重構為「意識形態集束」（ideological packages），包括了隱喻、範例、口號、描述以及訴求原則等。這些基本框架平常視為當然，心照不宣，卻為評論者和讀者預設一種看世界的角度。我搜集 1990-2000年間464篇文章，包括205篇社論和259篇專欄，反覆排比閱讀，再歸納分析。《紐約時報》每天登二到三篇社論，不署名，每篇 400-600字。每年平均登18篇有關中國的社論16。每篇專欄約650-700字。在11年內，15個專欄作家的筆鋒幾乎都觸及中國，但大多蜻蜓點水，以中國為諷嘲的例證，只有四位持續發表對中國的分析。環繞社論為重心，羅森索（A. M. Rosenthal，共132篇）和薩法爾（William Safire，共54篇）持右派觀點，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共54篇）和路易斯（Anthony Lewis，共19篇）持溫和左派的立場。
表1 《紐約時報》社論和專欄文章的意識形態（1990-2000）
| 意識形態 | 圍堵政策 | 交往政策 | 全球化政策 |
| 結構框架 | 以用貿易懲罰中國的人權迫害。 | 把貿易同「溫和可行」的人權狀況掛鈎。 | 納中國於國際（尤其是世貿）組織，以增進美國貿易，並改善中國人權。 |
| 隱喻 | 天安門大屠殺。「向北京屠夫叩頭」。共產中國，權威主義的新加坡，民主的台灣。蓋世太保式的監獄，蘇聯勞動監獄。古巴。 | 天安門鎮壓。「把中國帶進來，不是把它趕出去。」「別處罰錯的中國」。 | 全球化的革命。預防衝突的金拱門理論。台灣、香港、伊朗。 |
| 範例 | 中國政治新的游說團。 | 蘿蔔和棍子。不破壞長久的中美關係，但站起來對付中國的流氓作風。 | 一邊劃紅色警戒線，一邊搭橋。 |
| 警句 | 姑息大監獄的頭頭。「北京的囚徒。」「別縱容暴君，乾脆投降算了。」用人權交換虛無飄渺的貿易。「和魔鬼共進晚餐。」與中共中央政治局結盟。「改變共產主義的唯一方法就是終結它。」「我的老魏。」 | 「建設性地縱容北京。」「中國：別存幻想。」華盛頓的政策放在自動方向盤上，只向和中國來往的目標前進。 | 美國的優勢：中國人渴望著巨無霸漢堡、蘋果電腦、微軟和米老鼠。從毛澤東一路直奔美林，沒有在麥迪遜停一停。 |
| 描述 | 逮捕主要的著名異見人士。迫害基督徒和藏人。克林頓收取中國的競選贊助。中國是核技術的偷盜者和擴散者。 | 主要的著名異見人士。 總統互訪。國會干涉。美國商界的貪婪。抵制中國國有工業的出口。西方經濟制裁。 | 中國經濟將淪落為泰國第二。人民將私有化共產黨。最惠國是根打錯的棍子。在美國訓練中國的律師和法官。異見人士。 |
| 原則 | 人權 | 有針對性的制裁 | 和平演變，法制 |
| 作者 | 羅森索（132篇）， 薩法爾（54篇） | 社論（1990-97年，154篇） | 弗里德曼（54篇），路易斯（19篇），社論（1997-2000年，61篇 |
表1 總結出三個意識形態集束：圍堵政策（保守派）、來往政策（中間派）和全球化政策（自由派）。它們的意識框架跟克林頓的政策亦步亦趨：保守派反映克林頓早期 的強硬主張（1992-94）；社論中間派支援他的主體政策（1994-97年及以後）；自由派擁護他1997年以後的全球主義思路。克林頓承認圍堵政策 失敗，轉而與中國來往；但後來發現「有往無來」，乃再轉向為「全球化」的策略。對華政策表面上愈變愈寬，其實掩蓋了一場利益鬥爭，貿易團體擊敗了人權團體 的訴求。「全球化」和「來往」的邏輯重疊，但全球化避免正面和中國交鋒，寧可溶化中國到「文明世界」裏去。克林頓放棄圍堵政策多年，保守派還抓牢他早期的 立場，譴責他背叛原則。這三大框架有內在變化的軌跡，但新立場未必取代舊立場，有時三個立場各吹各的號。《紐約時報》的同事不便互相點名批評，但意識形態 競爭有時呼之欲出，有時躍然紙上。
四 圍堵政策
肯南（George Kennan）在1950年代主張圍堵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紐約時報》右派專欄的對華立場也是黑白分明。1990年羅森索宣布：改變共產主義的唯一方 法就是「終結它」。他與共產主義勢不兩立，認為它的本質難移，論調和福山、亨廷頓和伯恩斯坦、孟諾等人如出一轍。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布殊（George Bush）總統拒絕用貿易手段懲罰中國政府，羅森索說，中國政府堵住了布殊的嘴，布殊是中國領導人、而不是政治犯的朋友，才會用最惠國待遇去津貼中國這所 「大監獄」的頭頭們。他從1992年起不斷號召消費者抵制中國貨，但徒勞無功。
總統候選人克林頓抨擊布殊「縱容北京屠夫」。1993年羅森索讚揚克林頓比布殊有骨氣，把中國的人權 記錄與最惠國待遇掛鈎，但不到幾個月，卻轉而譴責他把貿易與人權脫鈎。1994年5月27日專欄的標題說：「別縱容暴君，乾脆投降算了」。文中痛斥克林頓 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措辭尤甚於克林頓在競選期間對布殊的冷嘲熱諷。四天後，羅森索聲稱北京俘虜克林頓為其新囚，美國政府聞北京的調子起舞。從此「北京囚 徒」成為克林頓的標籤。羅森索鞭韃美國的對華貿易說客「急於和魔鬼共進晚餐」，以致克林頓不惜付出任何道德的、政治的、甚至安全的代價，以人權和中國交換 「虛無飄渺的貿易」，並出售核技術給中國，造成「世界安全的重大危脅」。1997年，羅森索說，中國出售美國的核武器給巴基斯坦、伊拉克和伊朗，為的是它 們都想「削弱美國」。以色列出售先進武器給中國，起碼證明「猶太人都不聰明」，損及以色列「民主燈塔」的形象，更讓中國有能力擊落美台的飛機。他說，美國 成了中國的「俘虜」，克林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而非中國人民的「戰略夥伴」。羅森索在1999年總結道：「我們不必懷疑美國有何可信度，我們根本沒有（可信度）。」
羅森索最愛用「姑息」來形容布殊和克林頓的對華政策，在很多文章中出現三四次。此外，「北京屠夫」、「向北京磕頭」、「暴君」、「共產獨裁者」和「北 京囚徒」也慣常出現。他十幾次把中國比作希特勒的德國、日本軍閥的帝國、斯大林的蘇聯、薩達姆（Saddam Hussein）的伊拉克和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伊朗。他推崇魏京生、吳宏達和達賴喇嘛。他甚至公布支援人權的個人和團體的電話、傳真和網址。他說，克林頓對古巴強制禁運，在聯合國 譴責古巴的人權問題，卻讓中國逍遙在外，只因為錢會講話。羅森索從1997年起到1999年退休寫了13篇文章，揭露中國政府迫害基督徒和藏民。
另一位保守派專欄作家薩法爾原是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演講撰稿人。他在80年代中期曾盛讚中國「拋棄馬克思主義」和「擁抱資本主義」。他坦承沒有領頭抨擊布殊的對華政策，因為期望政治自由會尾 隨資本主義在中國出現。但看到政治情勢沒有變化，1992年起開始攻擊布殊的「磕頭政策」。他原來看擁抱資本主義的中國前景比蘇聯樂觀，但到了1995年 卻轉稱俄國的政治情況比中國看好。
薩法爾推崇魏京生為諾貝爾獎的候選人。一篇專欄的題目就是：〈我的老魏〉，捧他像曼德拉（Nelson Mandela）、沙卡洛夫（Andre Sakharov）和斯奇薩朗斯基（Anatoly Schchar-ansky）一樣永垂不朽，不像江澤民、克林頓和勃列日涅夫之輩只是過眼雲煙。看到中國的政治自由在原地踏步，薩法爾預言，下個世紀印度 會超過中國，成為世界的超級大國。薩法爾責難新加坡「專制資本主義」，表揚台灣的民主選舉和她「令人敬畏的自由病毒」。1999年末，他嚴斥以色列賣給中 國十億美元先進的空中偵察和雷達裝置：「要是以色列對島上（台灣）二千二百萬人的自由漠不關心，世界上更少人會在乎六百萬猶太人被扔進海裏去。」他再斥以 色列破壞與美國的戰略聯盟；克林頓政策的失敗使中國進一步軍事威脅台灣。
從1997-2000年，薩法爾針對克林頓涉嫌接受中國競選捐款和中國涉嫌偷竊美國的核機密窮追猛打。在其56篇文章中，將近一半（43%）咬住這兩 件事不放。他繪影繪聲，先是印尼華商為克林頓籌款，然後雪球愈滾愈大，許多中國領袖的那些腐敗走資後代都牽連在內。至少有五篇文章編織了官商勾結的「情 節」，彷彿中國、其代理人和「中國的新說客」已通過間諜網路、競選捐款和其他耳目，滲透入克林頓的白宮。1999年，國家安全顧問伯格（Samuel Berger）否認有私下交易，薩法爾還是炮轟中國一邊買勢力，一邊派間諜偷美國核機密。四篇文章錯將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文和與中國政府偷竊美國先進技術的 「大陰謀」串起來。薩法爾說，就是因為中國拼命買勢力，克林頓才會從罵「北京屠夫」變成了她的「戰略夥伴」。
五 交往政策
《紐約時報》社論不偏不倚，建基於美國實用主義的中間哲學，主張和中國有建設性的來往，以平衡美國人權價值及其在華的商業、戰略利益。它的論述大體回 應克林頓總統1994年的政策轉變，希望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的多方關係。克林頓說：「我要把中國帶進來，不要將它趕出去。」這就牽涉到怎麼運用「蘿蔔 和棍子」了。《紐約時報》對於何為蘿蔔何為棍子有時搖擺不定。但這些標題顯示了典型的美國實用主義精神：「嚴懲中國，但不要孤立它」（1991年5月13 日）；「勿向中國關上大門」（1991年9月30日）；「中國：在全有全無之外」（1992年9月29日）；「只要有建設性，縱容中國何妨」（1993年 11月18日）；「別逃避中國問題」（1994年5月22日）；「中國：別存幻想」（1999年7月14日）。
該報一邊批評布殊姑息中國，一邊警告「不要處罰錯的中國！」從1990-92年，不斷呼籲美國保護中國改革的根子，包括知識份子、出口區，和資本主義 的私有界。它支持美國給中國最惠國待遇，條件是中國必須在幾個重大領域有改進。《紐約時報》強調對華的制裁不是全面的，而應該是「具體的」、「有目標的」、「溫和的」、「有選擇的」。它斥責布殊對中國要得太少，向國會要得太多。1993年一篇社論說，給不給中國最惠國待遇只應考慮人權狀況，並容許作 「彈性解釋」；中國的武器擴散和美中貿易的磨擦，則宜尋求其他途徑解決。
1993下半年，《紐約時報》稱讚克林頓將人權同最惠國待遇掛鈎；1994-97年轉而批評他向商業利益低頭，無條件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導致「政 策癱瘓」，讓中國當局肆無忌憚迫害人權。該報要克林頓採取「有選擇的經濟制裁，用最小的經濟代價表達最強的政治信息」。1994年末，它呼籲國內兩黨站起 來對付「中國的流氓作風」，但不要破壞雙方的長期關係。中國賣核武給巴基斯坦，該報說美國必須協調盟國共同對華經濟制裁，免得盟國乘虛進入中國市場，犧牲 美國的利益。
《紐約時報》不滿克林頓的對華政策，唯一的例外是1998年夏。在克林頓訪華以前，三篇社論敦促他效法列根──列根1988年訪蘇時，曾接見著名異見人士，並在電視上向蘇聯人談論民主。這回它讚揚克林頓在電視直播上和江澤民唇槍舌劍，侃侃而談西藏問題和個人自由；而江澤民走出鄧小平的陰影，顯得「更有 自信，更有自由色彩」。這種樂觀轉瞬即逝，1999年四篇社論說，「中國暴君報復民怨」（鎮壓民主人士、異見人士和法輪功），美國的反應只是空洞軟弱。另 一篇社論指責克林頓的政策好比擺在自動駕駛盤上，「只知往與中國來往的既定目標前進」，走錯方向，必須矯正。
克林頓向中國出售導彈技術，涉嫌接受中國的競選捐助，1998年六篇社論質疑之。1999年12篇社論詳論國會發表的一系列調查報告，譴責美國核武實 驗室的安全管制鬆懈，使中國趁機進行間諜活動。回顧當時共和黨控制的國會有心為難克林頓的對華政策，兩黨爭鬥方興未艾，給媒介的放大鏡一照，幾乎從邊緣佔據新聞舞台的中央。這件事符合了新聞熱點的基本要素：情節懸疑，名角演出（考克斯委員會、法院、克林頓的官員們）合理的嫌疑犯（中國和李文和）和受害者 （美國核技術秘密），整個基本假設當然是中國無法無天。此案涉嫌種族歧視，終因司法部缺乏證據，李文和無罪獲釋。外界批評《紐約時報》為李案煽風點火，為 李案的始作俑者，它在2000年兩篇社論承認過份依賴官方的說辭。
在台灣問題上，社論充分表現了實用的中間態度。《紐約時報》一直同情台灣渴望擺脫中國的控制，1992年一篇社論寫道：台灣和中國「實質上是分離的兩個國家」，克林頓應該注視台灣的民主變革，但毋需激怒北京。1994年一篇社論質問美國何必遵守「一個中國的神話」。1995年和1996年，中國用導彈 恐嚇台灣，至少有五篇社論表揚美國政府的立場「堅定而不魯莽」，台灣畢竟「大得不能成為中美關係擺布的棋子」，民主轉型使台灣「最終獨立愈來愈站得住 腳……只是目前這樣作得不償失」。等到北京的反應愈來愈強硬，該報突然在1997年轉頭批評台灣，說她「在美國對外政策的處理上扮演過大的角色」。從 1997-2000年，該報堅持美國應該抑遏中國的軍事冒險和台灣的外交冒險。陳水扁當選台灣總統，中國怒不可遏，該報催促美國政府堅持一個中國、和平統 一的原則，以冷卻一觸即發的局勢。
六 全球化
儘管鷹派的立場還在，美國意見領袖的主軸開始轉向，企圖納中國於世界貿易組織之中，讓她接受國際規範 和文明法治的約束。從1997年3月6日起《紐約時報》社論便堅持這個論調。以前該報攻擊美國沒有附加人權條件便給中國最惠國待遇，現在的主張正是無條件 給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地位」（即以前所謂的最惠國待遇）。從1997-2000年，社論在不同的抽象層面列舉13條重疊的理由，聲稱中國入世將（1）有 利於西方國家催化中國的改革；（2）給中國的改革者加一把勁；（3）讓中國官僚把權力交給不以人為轉移的市場機制；（4）由「公正的國際法庭」解決中美貿 易紛爭，減緩雙方的緊張；（5）協助中國領導人建立法律的可測性、國際標準和法治；（6）聯合美國的人權和商業團體，殊途同歸；（7）比光幫助個別異見份 子更勝一籌；（8）推進中國的市場紀律；（9）開放中國市場給美國商品；（10）由於外國商品、技術和電信的擴散，帶給中國人民更多資訊；（11）嚴格監 督中國侵犯知識產權、工人權益和環境的情況；（12）拓寬中美人民的關係，使中國更趨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權；（13）幫助美國在全球推進自由，塑造國際商業 力量，使美國工人和中國民主兩蒙其利。
50年代冷戰期間的現代化理論把發展計劃說成「天衣無縫」，彷彿只要抓住經濟發展的樞紐，即可帶動一攬子好東西17。 現在，全球化的鼓吹者開出這一張長單子的好處，有如現代化理論的借屍還魂。《紐約時報》社論突出世貿組織為全球化的象徵，但始終沒有用過「全球化」的概 念，反而是專欄作家弗里德曼給「全球化」下了這個定義：「世界的金融、市場、國家和技術結合了市場競爭，規模之大前所未見」18。 這種窄化的論述一味經濟掛帥，無視冷戰結束後全球化會造成甚麼複雜的、矛盾的政治和文化意涵，似乎假設全球化是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卻避而不論全球化的條 件、標準、代價。各種反對全球化的聲音（例如反霸權主義者、環保組織者和工會）一概邊際化，更遑論西雅圖和義大利熱那亞的反世貿組織街頭示威了。
弗里德曼是「全球化」的傳教士，從1995年（成為專欄作家）到2000年寫的56篇文章全都在傳這個福音。後來他給非洲開藥方，全球化也是解決飢餓和災難的靈丹。可惜他的視野片面，證據薄弱，欠缺理論的嚴謹。1998年3月18日，他從中國寫道：
「在意識形態上，中國共產黨已經完蛋了。它還在掌權，卻無訊息可傳了。如今沒有人能自外於全球化。發 達經濟所面臨的壓力（如裁減政府冗員，爭取外資，在全球市場插足，增加國家的競爭力和多樣化）也在擠壓中國的鄉村。試聽這兒村長的競選演講，告訴我，跟俄 亥俄州托里多市選市長有啥兩樣。政治不再是地方的。政治都是全球性的了。」
這段話刻意模糊了中國鄉村和托里多的結構差異。他說，自下而上的革命太爆炸，由上而下的革命不可能，於是 朱鎔基總理據說不顧死硬派的阻撓，引進全球化，寄望由外而內帶來革命。除非中國與全球融合，否則必重蹈俄羅斯的覆轍。弗里德曼認為，中國入世不啻「給美國 的經濟送份禮」，Sprint、AOL、AT&T這些大集團企業可以收購中國公司，幫助中國和世界「連線」。美國在中國有市場優勢，因為中國人 「渴望巨無霸漢堡、蘋果牌電腦、微軟和米老鼠」。全球化使中國撒野要付出更大的代價，也可以稍煞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氣──「他們可以燒美國國旗，卻不能燒美 元。」他批評美國工會「鴕鳥式的保護主義」，要求民主黨提出方案解答美國工人對全球化的憂慮，但千萬不要訴諸貿易設障。他把勞工的憂慮就這麼輕輕提起輕輕 放下了。
全球化是中國實行法治的契機。弗里德曼說，「必要時得給中國劃紅線，但可能的話應該搭橋」。從 1996年起他宣揚法治比選舉對中國更重要。一年後，他說美國不應該隨便亂揮最惠國待遇這根棍子，因為它傷及中美兩國的利益，何況人權不應簡單化為最惠國 或者非最惠國待遇。1998年，他形容中國「從毛澤東一路直奔密爾肯（Michael Milken，被判有罪的美國金融家），沒有在麥迪遜停留」。比較客氣的說法是「從毛澤東一路直奔美林（Merrill Lynch，證券金融公司）」。換言之，中國一夜間追求市場經濟，沒有經過民主與法治的洗禮。「裙帶資本主義」釀造了亞洲金融危機，他說中國要是不改革法 治，可能「淪為泰國第二」，甚至比馬來西亞還要難看百倍。他相信，中國當局不會釋放異見人士，卻不能完全反對法治。他惋惜道，中國不像印度和香港受過大不 列顛的殖民，也不像日本或韓國受美式新殖民主義的影響，所以未曾建立一個「支持自由憲政的精英和官僚體系」。聽起來好像東方主義者的老話：「你們有今天， 都因為有我們」。他呼籲美國國會給在華推行法治的美國公司稅務優待，希望企業界籌5,000萬元，國會再撥5,000萬元相對基金，邀請中國的法律學生、 法官、律師甚至檢查官來美國學習。
弗里德曼提出一條俏皮的「預防衝突的金拱門」定律，聲稱凡有麥當勞的國家就不至於交戰。他認為全球文化的「麥當勞化」象徵著進步與緊密聯繫，卻對麥當 勞文化的種種批判置若罔聞。2000年，中國對台敵意升級，他寫了三篇文章說，中國和台灣像世界經濟體系的連體嬰，中國射台灣不可能不射到自己，台灣扯離 中國也不可能不扯低自己的經濟。中國入世會減少對台的軍事冒進，有一天會「變得更像台灣」。他說下一次起來反抗中國政權的，不是天安門運動的學生和知識份 子重新結合，而是入世後面臨失業破產的工人和農民。這是他唯一負面地提到全球化。
弗里德曼喜歡用隱喻、寓言和雙關語來營造文字的鮮活對比。1996年，他引《伊索寓言》比喻俄國為民主烏龜，經濟即將起飛，中國是獨裁兔子，前途堪 虞。香港回歸中國「不僅僅把西方的一片還給東方」，也是把「未來的一片還給過去」。數篇文章形容台灣是「順者歷史風向」的未來，中共政權是「逆者歷史風 向」的過去。但中國再怎麼糟，還是比伊朗強得多：伊朗需要一個鄧小平（他稱之為Ayatollah Deng），發展經濟，降低高壓統治。他說中國已跨過「國際換日線」，走進「明天」，擁抱全球化；中東國家還在死守「昨天」，老為認同、文化、宗教和政治 這些「老掉牙」的問題廝戰。
另一位自由派專欄作家路易斯，寫了19篇關於中國的文章。他沒有提出宏偉的構想，只是不斷同情中國的異見人士和支援中國的法治。很多文章描述異見人 士，其中魏京生佔了四篇。他把魏京生比成曼德拉、斯奇薩朗斯基，有道德勇氣，吃過大苦大難，敢「向世界上最強大的暴政挑戰」，在「黑暗中放光芒」。90年 代初，路易斯指責布殊拒絕「要中國暴政負責」，對「暴政的犧牲者」無所作為。後來，他譴責多數西方政府一提到中國的暴行就顧左右而言他。他說，中美「戰略 性對話」換得中國方面愈演愈烈的鎮壓。路易斯兩次駁斥李光耀提倡「亞洲價值」的權威主義。1998年，他開始支援中美兩國合作訓練律師和法官。受到王丹和 達賴喇嘛的影響，他拋棄原有對華貿易制裁的立場，以便把中國帶進「國際生活的主流」。
七 結論
美國政府想把中國塑造成它心目中的樣子。精英媒介提出的三種意識形態（包括圍堵、來往和全球化）都是「和平演變」主題的變奏。美國自詡有神聖使命去拯 救國內少數民族和外國，和平演變是這種精神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再現。和平演變是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的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提出的，寄望共產國家從內部變質或瓦解。美國精英媒介的意識形態容或主張完全、部分或者全不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卻沒有要求回到像1979 年以前孤立中國那樣。在精英媒介內部，評論者的意見微妙較勁，但這種「建制內的多元」始終局限在官方圈和政策範圍內，並不把公共領域裏一些異音當回事。多 元的媒介聲音不管支持或反對政府的政策，都擁護美國的根本利益。有的攻擊總統簡直無以復加，卻全力維護美國主義。媒介的猛烈批評的確把布殊和克林頓總統擺 在守勢，看來軟弱無能。然因克林頓擅長抓住媒介論述和民意測驗，把政策挪到中間地帶，最後幾年的對華政策終於受《紐約時報》讚賞。
媒介論述承襲了冷戰的現代化理論和冷戰後的全球化理論。現代化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會帶動其他領域的進步，最後點燃政治民主的火花。贊成圍堵政策者熱衷於 懲罰中國，正因痛恨經濟成長只培養出中國的「專制資本主義」。主張來往政策者希望透過談判找出美國較能接受的條件。「來往」和「全球化」的政策有三點不 同：第一，前者是個抽象概念，後者是具體政策；第二，來往要軟硬兼施才能「平衡」美國各種不同的利益，而全球化則拋蘿蔔多於使棍子（幾乎不提貿易制裁）， 以「整合」美國的利益；第三，全球主義者決意把中美雙邊關係納入新自由主義的資本民主全球框架，從內和從外顛覆共產主義。總之，圍堵和來往政策都是零和遊 戲，全球化卻是雙贏策略，當然前提是美國操縱遊戲規則。
中國的反應是火山爆發式的「國家民族主義」，強烈表達了仇恨、受傷的自尊及對「和平演變」的恐懼。薄 一波在回憶錄中透露，中國從50年代起對美國用「滲透、腐化、顛覆」等方式進行和平演變就深具戒心，毛澤東還嚴厲批判赫魯曉夫（Nikita Kruschev）是向美帝低頭的「蘇修」。天安門事件記憶猶新，共產政權又一個接一個垮台，使得中國當局驚魂未定，更怕美國導演和平演變；在北京看來， 美國軟硬兼施，一手來往，一手圍堵，無非在搞和平演變，因此80年代的親美情緒變成90年代鋪天蓋地的仇美主義。在90年代最後幾年，中國當局終於認識到 全球多邊機制未必是美國的馬前卒，反而可以用來防止美國片面行動。北京更期望透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來提高國際聲望，吸引外資，鞏固政權。
中國發動民族主義來抵擋和平演變，又急於擁抱全球資本主義，更允許國內的資本家入黨，和美國的策略有一部分是合拍的。現在國內反對江澤民最甚者，不是 自由派知識份子，而是老左派、新左派，以及入世首當其衝的社會領域。江澤民勒令關閉老左派的《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因為它們罵他出賣共產主義。美國方 面，小布殊上台後宣稱要把中美關係從「戰略夥伴」調整為「戰略競爭者」，但美國突然對國際恐怖主義宣戰，美蘇關係修好，中美矛盾暫擱一旁。相信美國精英媒 介對華政策的論述仍將在資本主義民主、新自由主義、市場全球化、和平演變這幾個主軸打轉。
| 任曉雯 | 譯 |
| 李金銓 | 校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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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銓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講座教授（19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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