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在连载结束后，会提供全书的下载方式。
【本书原版封面】
《二月提纲》
随着罗瑞卿事件在 1965 年 12 月和次年 1 月的展开，彭真坚持他以正名为主的防守策略。吴晗的问题是学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但是，毛在 12 月 22 日提高了调子，他在杭州对前来晋见自己的彭真说，姚文元的批判没有打中要害：
《海瑞罢官》一文题目的关键词是“罢官”。这个剧本在彭德怀元帅罢官后不久写成，其寓意是支持这位下台的国防部部长。毛没有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在修改姚文元的文章时指出这一点。后来有人用毛的遗孀来证明主席是如何小心翼翼地保守机密：
“如果时机没有成熟，他不会吐露半个字，以免打草惊蛇。”对于主席来说，吴晗的问题肯定是政治上的。然而，彭真争辩说，在彭德怀和吴晗之间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他还曾经告诉吴晗：“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张春桥对彭真的顽固表示惊讶：“不知道会触动这么深，震动这么大，更不知道彭真会这样坚决地反对。”
同时，在姚的文章以及《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推动下，一场公开的辩论开场了。党的最高宣传机构仔细审查了刊登在中国主要学术期刊和报纸上的稿件。北京市委的高级干部们匿名撰写了一批保护吴晗的文章。这些文章在中央宣传部——其部长陆定一是“五人小组”的成员——那里很容易就得到了通过。中宣部同时“搁置了”一些在政治上对吴晗抨击最凶的文章。
1 月间，两篇极其激烈地攻击吴晗“毒草”的“反动实质”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文章被扣压了，没有立即得到发表。他们的作者是毛最喜欢的有“培养”价值的“青年左派”，而中宣部对他们的——用毛的话来说——“压制”却使得这两人飞黄腾达，进入了主席身边的核心层。其中年长的关锋在 1957 年的反右斗争中引起了毛的注意，他用尖刻的语言匿名批评了人类学家费孝通——费孝通接受过英国的教育，以《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经典著作蜚声海内外。
几年后，毛仍然在称道关对费孝通的批判。关是写作反对苏联的“九评”文章班子的成员，但他的强项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中国古代哲人著作。戚本禹比关年轻 13 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一个科长。1963 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了有关十九世纪太平天国起义的正统观点，得到了毛的首肯，并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震动。毛喜欢戚的论证方式（他称其“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1965 年 12 月，他称赞了戚最新出版的著作，说自己“看了 3 遍”。1966年初，关和戚进入了中央委员会的正式理论刊物《红旗》，关任副总编辑，戚任历史组组长。
彭真在坚守了两个月的立场后，突然开始发力了。2 月 3 日 ，“五人小组”召开会议，他提议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一个界定辩论范围的纲领性文件。这份后来被称作《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起草于 2 月 4 日，主要是出自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的两位副部长之手。第二天彭真把第三稿交给了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彭真获得了他的同事们正式同意，并且在第四稿中加入了他们的意见，2 月 7 日以加急电报的形式发给了当时在武汉的毛。第二天拂晓时分，彭真与“五人小组”另外 3 名成员一同飞往武汉向主席正式递交该文件，他们是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人民日报》以及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吴冷西。该文件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强调“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根据不同的记录，毛询问吴晗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同彭德怀有没有关系。彭真再次断言两人没有组织联系，毛说吴晗在接受批评后仍然可以作副市长。主席对于《二月提纲》的文本正式提出了两点异议，同意以中央的名义下发。
有关材料没有讲清楚这是一种什么形式的认可。毫无疑问，它决不是明白无误的，而且不是十分热诚的。周恩来在同主席数十载共事的经验中总结出，主席如果真心赞同某事，他会批示“极好！照办”，或者类似的词句。虽然赞同，却不那么情愿，他只会批示“照发”。如果他只是在文稿附件上印有自己名字的地处画个圈，那只是意味着他读过了，并不准备否决它。在《二月提纲》的问题上，毛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书面批准。2 月 11 日，彭真及其同事最终定稿，2 月 12 日，他们把印好的文件以及一个简短的序言（文件中唯一没有给毛看的部分）发给了北京，再次得到了政治局常委们的批准。2 月 13 日，党和国家的神经中枢——设在中南海里的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下发了《二月提纲》，总号是中发（1966）105号，密级是“绝密”。
对于彭真仓猝慌张的行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听说江青 1 月 21 日在苏州拜访了林彪和叶群，达成了有关文化创新的共识。林和毛一样尽可能地远离北京，他在全国各地有大量的别墅供自己临时享用：一处在东北的海滨城市大连，另一处是离上海一个小时车程的苏州，后者以园林和运河著称。1852 年，一位英国游客把它描述为“中国人的天堂，一个人间天堂”。从那一天直到中国旧历
大年初一，江青向林和叶提出了召开解放军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建议。林欣然同意，这是对毛处理罗瑞卿事件的回报。从 2 月 2 日开始，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位中将副主任的带领下，一批高级干部几乎花了 3 个星期的时间聆听江青谈论艺术的左派观点，观看了 30 多部电影和戏剧。江青告诉他们，它们大部分都有意识形态和艺术上的缺陷，有的问题严重，有的较轻。她终于有了对她俯首帖耳、毕恭毕敬的听众。
《红旗》总编辑、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都对上述会议纪要进行了修改，毛本人也进行了不下 3 次的修改。4 月 10 日它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题，作为中发（1966）211 号文件发表。《纪要》采取了与《二月提纲》截然不同的路线，在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段落宣称：“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它反复强调了在中国进行被称之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这是《二月提纲》中没有的。如果彭真曾经打算用《二月提纲》先发制人的话，那他是失算了。此时随着江青的《纪要》的出炉，彭真的下台日期大大提前了，他的《纲要》已经成为了历史。
然而，在二月的武汉，彭以为他获得了成功。一位助手在很多年后回忆道，在会见了毛以后，“谁也没有再为《海瑞罢官》批判的事情操心。逛过旧书店，（ 我们去了别的地方 ）”在回京的路上，彭中途在上海停留，他和他的同事们告诉当地的党的领导，毛支持吴晗案不存在政治问题的主张。为什么主席会给彭留下这种印象？事后看来，显然主席是在欺骗彭真，假意与其合作，直到他准备发
动致命的一击。
（未完待续）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09/24/mao_last_revolution_11/
